最近鼓吹中美一旦开战，中国没有胜算的胡锡进迎来了一位支持者何祚庥院士，何祚庥先生坚决支持胡锡进的独家判断，并且断言中国跟美国相比差得太远。
何祚庥院士认为，胡锡进提出的“中美一旦开战，中国没有胜算”，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尽管有中国人不高兴，但这也是事实。”
何祚庥院士的论据是“中国和美国相比差远了。”然而他的这个论据是没有公信力的，因为他的这个论据本身就是“无据之据”！
何祚庥院士的作派和网上许多司马黑一样，都喜欢用无据之论来说事。主要是他只负责说事，不负责举证。
问题是，他所说的事能有几个能够站得住脚的呢？我反驳了他那么多谬论，他至今不敢回应，可见其论点是多么的脆弱，就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和论据来维护他自己的论点。
中国比美国弱不假，但是何祚庥院士所谓“中国比美国弱多了”的说辞确实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因为中国早已经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如果中国比美国弱多了，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视中国崛起是对它的最大威胁呢？这在逻辑上能说得过去吗？
问题是，弱就直接投降吗？你回避人家，躲着人家，人家就不欺负你吗？这话怎么让人感觉到似曾相识？
记得当年汪精卫等投降派所组织的“低调俱乐部”也是用这种口吻来宣传的。
按何祚庥先生的逻辑，器不如人必败无疑。事实证明何祚庥先生纯粹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如果按何祚庥先生的判断方式来预估，抗日战争中国根本就打不赢，解放战争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九十多万解放军也战胜不了被美式装备所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
然而事实呢？根本不是何祚庥先生说的那样。
何祚庥先生还拿美国的原子弹来吓唬自己的同胞，说的就好像美国人不害怕中国的原子弹，而中国人却怕得要死的样子。
何祚庥的这种恐吓自己同胞的作派，又一次和抗日战争之初“低调俱乐部”投降派的腔调唱在了一起，这是历史的巧合吗？
历史事实并没有按“低调俱乐部”投降派们的逻辑来发展，所以恐怕何祚庥先生这种打不赢的主观判断同样是失算了。
就拿何祚庥先生所引用的甲午海战来说，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真的像何祚庥先生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吗？人家都打到你的鼻子底下，揉躏到你的家里，中国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你还让青年才俊像投降派冬烘们那样没脊梁骨吗？
何祚庥先生吹嘘当时的日本海上军力如何如何，然而他何尝不是只看到问题的表像，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呢？如果他看到许多日舰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样子，他还会如此悲观吗？
虽然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了，但是器不如人并不是失败的主因，因为当时的中日海军在装备上各有尺长寸短。
由于清庭腐败，慈禧修颐和园占用了北洋水师的经费，使北洋水师军备无法及时更新，但是相对于日本海军，曾经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依然残存有一定的优势，就是说中日海军都有各自的优势。
中国方面的优势在于，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重铁甲舰相较于日舰具有防御能力上的优势，尽管它们在甲午海战中舰身多处中弹，然而其重装甲竟无一处被击穿。这种抗击沉能力超强的大吨位重铁甲战舰是日本海军所不具备的。另外北洋海军在大口径重型火炮方面占优势，虽然射速较低，但是威力强大，如果事先能够准备充足的榴弹（开花弹）和“钢开花子”穿甲弹，这场海战的胜负极可能会易手。
日本联合舰队的优势是，船速快，各主力舰装备的是中口径速射炮，通过以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缺少大口径火炮所导致的威力不足。
在弹药方面，日本联合舰队使用的钢开花子穿甲弹比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穿甲弹胜过一筹，并且其装药是下濑火药（苦味酸炸药），这种炸药不仅爆炸威力强，而且还能引起燃烧。
反观北洋水师的弹种，以克虏伯穿甲弹（不爆炸的实心弹）居多，而且弹药不足。
克虏伯穿甲弹虽然穿甲能力强，但是爆破能力弱，即使日舰中弹无数，多数炮弹差不多都是穿甲而过，对日舰无法造成重大灾难性破坏。
从战斗意志上看，北洋水师官兵不输日本联合舰队。北洋水师除了出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两个胆小鬼外，大多数官兵都表现得英勇无畏，可圈可点。
史料记载，在北洋舰队在面临形势不利的时刻，广大官兵毫不畏缩气馁，反而“愈战愈奋，始终不懈”。提督丁汝昌身受重伤不下火线，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裹伤后，坐于甲板上“激励将士，同心效命”。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于丁汝昌负伤后，“代为督战，指挥进退”，尤为出力。
广大士兵顽强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为感人。就连亲身参加海战的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也承认：“众士兵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一个士兵负了重伤，同侣嘱其入内修养；及予重至此炮座，见彼虽已残废，仍裹创工作如常”。
防护力最弱的超勇、扬威虽被日本快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击中起火，但并未停止战斗。官兵们一面救火，一面抗击。特别是超勇舰体虽已倾斜，然而官兵们依旧用前主炮发射不停。
当日舰比睿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抄近路与本队会合时，恰好与已经倾斜起火的超勇相遇。超勇在烈焰升腾中也不肯放过敌舰，一面救火，一面向比睿发炮轰击，表现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了救援比睿，敌舰本队绕至北洋舰队阵后聚攻超勇，超勇孤立无援，在敌舰密集的炮火下沉没，舰上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管带黄建勋落水。当北洋水师的鱼雷艇驶近他，并抛长绳救援时，被黄建勋所拒绝，最终黄建勋从容死难。
致远号官兵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尤为令人钦佩。在管带邓世昌指挥下，致远号反复驰骋海上与敌奋战，舰身中弹累累。在激烈的战斗中，原本配给就不足的炮弹很快就用尽了。此时致远舰恰巧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速炮利，横行无忌，气愤地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意欲向吉野发动冲角战术及鱼雷攻击，以打掉吉野嚣张的气焰。
随后致远舰快车向吉野猛撞过去。日酋见状大惊失色，急忙集中炮火射向致远舰，结果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后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在致远舰被击中爆炸，邓世昌被气浪抛入海中后，邓世昌平日里养的爱犬“太阳”也紧跟着跳入海中，游到邓世昌身边紧紧咬住邓世昌的衣袖，不让主人下沉。邓世昌想赶走爱犬，就向狗挥拳。但是爱犬仍不肯离去，又去咬住主人的头发。
已经抱定“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信念的邓世昌，始终摆脱不了爱犬的纠缠。无奈之下，他做出了无奈的举动：抱住爱犬的头，与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
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在战场边缘观战的外国商船以及日本海军都对这些悍不畏死的中国军人表达了应有的敬意。
有人会问，既然北洋水师的官兵这么英勇，而北洋水师在装备上也有镇远、定远重装甲的优势，为什么还战败了呢？
虽然黄海海战的结局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也并非是完败，日本联合舰队也并非完胜。而日舰在遭到定远、镇远舰的沉重打击后，日军心有余悸，在发现北洋水师援军陆续到来时，便趁黄昏苍茫暮色的掩护溜之大吉了。
北洋水师失败原因的综合分析：
总体上看，器不如人并不是北洋水师海战失利的原因，因为中日两国海军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缺陷，胜负手在于谁能够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扬长避短，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
北洋水师之所以输，主因是晚清政治腐败没落，导致朝野疏于军备，次因是因为其战略的制订上和战术的运用上都没有为打赢创造条件。
战前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订的战略是“保船制敌”，所以对如何获得制海权没有做任何的预案和战役准备，也没有根据敌舰的性能进行针锋相对的战前布属，所以打的是无准备之仗。
应该指出的是，李鸿章对战争形势的判断严重失误，对日本孤注一掷发动战争估计不足。应该说，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水师之初，是对日本怀有极高警惕的，但随着北洋水师的成军，李鸿章也开始飘飘然起来，对海军建设也不那么上心了。他乐观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整个北洋海防，北至辽沈，南至青济，二千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
直至1894年7月，大战已一触即发，李鸿章仍然认为：“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船……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
李鸿章在和平时期素来“报喜不报忧”，每每高调宣传北洋水师的“建设成绩”，等到了战时，又一再强调北洋水师军力不济，这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反观日本却早已为这场海上决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日本事先破译了中国海军的密电码，所以对北洋水师的行动了如指掌，而北洋水师则是两眼一抹黑。
日本海军在战争之前就制定了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明确计划和相应的战略和战术，并且在战前针对北洋海军的弱点进行了多次演练。当日本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便开赴鸭绿江口，搜寻北洋水师主力进行决战。
当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时，清光绪皇帝责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因此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命令丁汝昌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和缓解舆论的压力。
1894年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舰12艘由威海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 午后12时50分至14时许，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在海上相遇，两国海军各自摆出迎战队形。 北洋舰队以镇远、定远舰两铁甲舰居中横摆成犄角雁行阵应敌，因列弱舰于右翼，所以遭受日本第一游击队的围攻而蒙受损失。
但由于日本舰队运用抛弱舰于后的鱼贯纵阵，所以日阵后的弱舰受到北洋舰队主力舰的截击而遭沉重打击。双方都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而攻击的目标都是敌方的弱舰。
但相较于日本联合舰队的鱼贯纵阵，提督丁汝昌所采取的犄角雁行阵法极其不利于发挥机动与火力的优势。而日军舰队的鱼贯单纵阵列具有良好协调性，致使敌新型主力舰的船快炮快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反观北洋水师各舰的舰首向敌，所以只有前主炮能够发挥作用，各舰各自对准不同的日舰开火，因此出现阵形紊乱，导致炮火不集中而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
而日本联合舰队在海战中机动性占有优势，由快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编队平均航速能达到15海里，海战中进退自如，始终掌握着选择进攻时机和目标的主动权。而日舰的各主力舰均装备了中口径速射炮，通过速射炮的密集炮火弥补了其大口径火炮不足的缺陷。
战斗中北洋水师的旗舰镇远因指挥塔被击中，导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受伤，所以在交战不久即失去了对全舰队的统一战场指挥，加之各舰弹药不充足，因此北洋水师受到严重损失。 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在激战中沉没，来远舰受重伤，北洋水师死伤官兵约800人。 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艘军舰受重伤，官兵伤亡239人。
黄海海战以后，北洋水师退回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自此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从双方损失的比较来看，北洋舰队的损失较大。但舰队主力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犹在，其余各舰经修整后仍可再战。舰队尚拥有与敌作战能力，并非传言的那样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历史不能改写，但是战后总结是必要的。现在来看，甲午海战中方之所以失败，主因自然是清庭腐败。
一、清庭的腐败导致海军经费不足
甲午战争之前，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致使北洋水师无钱购买带有速射炮的快舰。
由于朝廷内斗，清政府内部有许多官员反对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海军，北洋海军因此发展停滞，特别是《停购船械案》导致北洋水师不仅无法通过外购获得新型战舰以及其他最新式武器装备，甚至连战舰最基本的维护保养的工作都做不到。
李鸿章曾经在奏章中说：“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
由于北洋水师经费不足，许多在甲午海战前就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锅炉一直无法更换。 除此之外，北洋水师的燃煤也一直受困于经费不足。原本供应北洋水师燃煤的开平煤矿有能力生产优质好煤，但由于北洋水师出价太低，开平煤矿只将劣质八槽煤售与北洋水师，同时北洋水师使用的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劣质弹药。
北洋水师成立后，李鸿章把其淮军中的部将黄瑞兰调到旅顺港管理弹药，委以重任。曾经为李鸿章吮疮的黄瑞兰认为自己有李鸿章为自己撑腰，便肆无忌惮的贪污公款，他把购买弹药的钱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李鸿章来检查弹药库，黄瑞兰就让手下把弹药库靠边放的箱子里放上弹药，里面中间的箱子则装上石头来充数。李鸿章叫手下把里面的箱子打开，发现箱子里面全都是石头。 结果在甲午海战前已经来不及弥补亏空，北洋水师因为弹药不足和弹药质量问题而深受其害。
在海战的关键时刻，致远舰的弹药告罄，不得已才用冲角的战术意图撞沉吉野。
再以“定远”级铁甲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帮办镇远管带的美国人马吉芬在回忆录里就提到，在战斗了四个多小时以后，镇远舰的305毫米主炮仅存25发穿甲弹，开花榴弹已经全部用完。而在此后的战斗中，镇远舰又陆续打出去了22发穿甲弹，当战斗结束时仅剩下3发炮弹。
马吉芬在回忆中提到，镇远舰在装填上最后3发炮弹以后不敢轻易发射，可见炮弹不足对镇远舰的战斗力正常发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尽管弹药如此短缺，但这已经是丁汝昌在战前把天津、旅顺库存的305毫米炮弹全数搬空的结果。
二、多方弊端导致炮弹质量差
在甲午战争开始时，北洋水师装备的炮弹里面大部分都是实心穿甲弹，开花爆破弹数量不多。
以主力舰定远、镇远为例：
黄海海战前，两舰一共只有227发305毫米口径爆破弹。按当时世界海军海战平均炮击命中率不到1%的概率看，这200多发爆破弹总共才只有2次命中敌舰的机会。
而在黄海海战中，镇远号的一发305毫米爆破弹准确命中日本旗舰松岛号，引发松岛号上的炮弹殉爆，造成一百多名日军水兵死伤。直接把松岛舰打得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镇远舰所携带的炮弹基数不足，使它不会再有更多命中敌舰的机会了。
北洋水师的短板还表现在中日双方在所使用的穿甲弹，二者在穿甲弹的质量上有着很大的差距。
日舰当时使用的是新型的阿姆斯特朗式穿甲弹，阿姆斯特朗式穿甲弹其特点是炮弹尾部有引信，在击中目标时由引信引爆弹体内的装药，其性能可靠，爆炸率高。 在当时北洋水师内，把这种阿姆斯特朗式穿甲弹叫做钢开花子，丁汝昌曾经评价用钢开花子“击船易伤”，是海战利器。
而北洋水师使用的穿甲弹则是克虏伯式穿甲弹，克虏伯式穿甲弹又分长弹和短弹两种。其中长弹弹内空腔大，装药相对比短弹多。但是无论是长弹还是短弹，因为克虏伯公司当时都没有开发出可靠的弹尾引信，所以都没有引信。其引爆方式是，在炮弹命中目标时，压缩的火药会再次因为惯性撞击空腔前部，从而引发炸药爆炸。 这种引爆方式可靠性极差，不爆炸的情况经常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克虏伯式穿甲弹的短弹就干脆不装填火药了，换以沙子作配重，这种没有装填炸药的穿甲弹一般都叫做实心弹。实心弹主要是靠自身的动能击穿敌方装甲，对方舰体造成破坏，然而其破坏力非常有限，多数时候只是给敌舰穿一个窟窿眼而已。
为什么北洋水师在战前没有根据敌舰的性能在备弹方面进行认真的战前布置，将老旧性能不佳的克虏伯式实心穿甲弹置换成305毫米钢开花子穿甲弹？
原因依然在于战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没有与日本海军决战的决心，所以在光绪命令李鸿章与日本开战时，仓促上阵的北洋水师已经来不及进行战前准备，有道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甲午海战结束后，丁汝昌在抢修受伤各舰的同时，不断与负责北洋水师弹药供应的盛宣怀、张士衍、龚照玙等人联系，要求尽快完成各舰的弹药补给工作。由于此前库存已经全部调拨给北洋水师，因此盛宣怀只能一面下令加紧生产，一面紧急向海外订购了1160发305毫米钢开花子弹。
钢开花子弹其威力比北洋水师原来用的穿甲弹和普通榴弹要强得多，如果李鸿章能够认真备战，在战前就早早的向海外订购数量充足的305毫米钢开花子穿甲弹，则海战的结果极有可能会改写。
从海战结束后的事后分析来看，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失败不是因为技不如人，也不是北洋水师官兵战斗意志不如日军。而是清廷的腐败和李鸿章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日本人自己宣传说，日本联合舰队所受的损失微乎其微。
然而据知情人透露，日本联合舰队归航时，将受损军舰的被弹的孔洞用和军舰同色的帆布加以掩盖，远远看去就像完好如初的样子。事实上日舰所遭受到的创伤十分严重。旗舰松岛被打得千疮百孔，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吉野甲板之上的舱面设备被炮火夷为平地，仅剩一具船壳，赤城、比睿两舰都受到了重创，回港后的西京丸号几乎要沉没。而其它的舰只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创。
北洋舰队受伤各舰，海战后不到一个月即告修复，而日本旗舰松岛，由于损伤过重，拖延到11月份还没能修复。不得已只好用桥立号代替松岛的旗舰地位。
由此可见，日本未沉各舰有不少已失去战斗力。
从日舰战损情况看，如果北洋水师的备弹再充足一些，如果用钢开花子穿甲弹取代克虏伯穿甲弹，那么日本联合舰队就不会取胜。因为尽管日舰被北洋水师的克虏伯穿甲弹打得千疮百孔，但是就因为此弹不爆炸而没有给日舰造成致命的伤害。
如果没有清庭的腐败，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导致的备战不充分，甲午海战的结果也许就会改写。
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但北洋水师真的没钱吗？非也。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李鸿章上奏说明了海军款项分储各处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这是没钱吗？用这笔钱购置速射炮足够了吧，就是买下吉野舰也实在是绰绰有余（日本买吉野花费30万英镑，英镑与白银比价为1:4）。
这还仅仅是李鸿章摆上台面的数字，根据同样担任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回忆:
李鸿章卸任后,他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有这样不菲的一笔“小金库”,而且他也根本不想据为己有，恰恰反证了北洋海军其实是“不差钱”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沉疴难医，民族的保守因循；高层的荒淫腐败，底层的蒙昧无知；统治者的昏聩麻木，主事者的纸糊业绩等等。原因实在是太多了。
李鸿章奉行绥靖主义，总是搞“以夷制夷”，希望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化解国家危机，在甲午战争中也不例外。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事实证明，李鸿章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现实却给了他一记记耳光，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一个也靠不住，而中国却因此贻误了战备和时机！
历史经验证明，抗日战争前夕，日本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的N倍，是世界列强，军队武装到牙齿。而中国军队却像个叫花子，与日本相对比国势比清朝时还弱，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其原因是中国人的血性回归了，国家的精英阶层早已不是李鸿章之辈，而中国国民性的觉醒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个情况上看，何祚庥先生所谓的“中国青年才俊们不清楚中国海军的建设真实实力，也不知日本海军真实实力如何。”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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