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当然是相对于“旧”来说的，所以在理解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之前，我们除了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生产力之外，还得同时搞清楚什么是“旧生产力”。
生产力当然很简单，就两项嘛，一个是人，一个物。
人指的其实就是劳动力，物指的是生产资料，比如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等。人和物一结合，就形成了生产力，因为这两者结合就能生产出各种我们需要的物质资料。反之，这两者一分离，生产力就陷入停滞，比如小农社会里，农民与土地一分离，粮食就种不出来，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旦经济停滞，大量劳动力失业，其实也就是劳动力失去了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机会，于是工厂停产，生产力也要随之停滞。
那科学技术呢？科学技术当然不能独立作为一个生产力要素存在，但是它却极其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存在，生产力的质量和效率能成千上万倍的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
而我们常说的经济问题，它的根本依据就是生产力。没有人能设想生产力停了，还会有什么所谓的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上不管是哪个经济学派都没什么原则分歧。
所以别看各种经济指标五花八门，它的源头依据其实都是生产力。
因此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很有必然捋清楚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为什么发展到了今天，出现了“新”与“旧”的分水岭？
二、
我们建国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官僚资本和帝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全部的工业生产资料，以致于民族资本不仅力量薄弱，发展也极度依赖帝国资本和官僚资本。
与资本高度垄断形成尖锐对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极端贫困。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如果大量的人陷入了极端贫困，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没办法发展，农民与土地没法结合，工人与产业没法结合，还谈什么生产力？他们没法发展，就会起来革命，农民要夺取土地，工人要夺取工业生产资料等等，所以也有一句话说，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的因素。
这个革命革的是什么？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人，比如农民要斗地主，人民解放军要赶走帝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但从根本上去看，革的不是人，而是生产关系。没收土地其实是改变土地的地主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也是改变生产资料的官僚所有制。能够被改造的地主仍然可以分到一份土地，很多国民党的官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仍然继续留用，这都是因为革命的本质是革生产关系，而不是要革人。
建国后，我们其实面临着两条路线来发展生产力，一条是资本主义，一条是社会主义。走资本道路，也可以发展生产力，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政治主权，但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它的本能总是朝着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和方向去投入，所以想要靠私人资本的力量来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不仅速度慢，而且很难实现，搞不好经济主权就得重新被帝国主义把持。你就试想一下156项苏联的援助工程，两弹一星的国防工程，靠资本市场积累的思路去搞，那时候要怎么搞？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按资本的逻辑去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就一定保护不了，农村会很快分化出新的阶级，资本会重新垄断土地等生产资料，工人也会很快沦为完全的无产者，如果是这样，这就不符合我们党的初心和信仰，那革命先烈的血可不就是白流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建立起了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过渡，国营资本则以全民所有制的计划形式改造。
当然，不管走什么路来发展，在当时那样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工业化要提取剩余，绝大部分就得从农民身上来，这是不可否认，也无法避免的。但本质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的工业积累，那是全民所有的，它不但承载着反哺农业的任务，而且还担负着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工农差别的使命。而走资本的发展道路就不一样了，资本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剩余价值的掠夺和积累。
这种掠夺和积累只能造就私人的发家致富，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方积累，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方积累，由此形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只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好走，搞不好会变成苏联那样，全民所有变成官僚所有，集体所有变成厂长所有。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索，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聊了。
改开后，我们逐步引入大量私人资本，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起来。
资本当然有资本的规律，同以往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相同，它固有的矛盾始终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决定资本性质的根本矛盾，也同时决定着资本的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模式。
三、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得财富迅速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工人的地位在改制中急速下降，大量农民靠土地无法维系生存于是涌入城市，伴随着城市化同步发展的是规模化的无产阶级队伍快速形成。同时，与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再加上改制后大量的集体财产流入私囊，两极分化得非常快。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促使资本快速集中，大量被甩进无产阶级队伍的群众靠消费无法支撑起庞大的生产力，于是就要表现出生产的相对过剩。所谓相对过剩，其实就是老百姓太穷了，买不起你生产的那么多东西。
所以在1997年前后，我们实际上迎来了资本改制后的第一次严重生产过剩危机，那时候实际上也是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只不过那时我们融入国际资本体系程度不高，因此危机也主要表现在国内生产过剩。
资本解决自身危机的手段其实并不多，马克思早就总结过：“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消灭生产力，不仅仅是让落后的企业破产，降低产能、裁员降薪、削减福利等等都是消灭生产力的方式。比如，裁员裁的是人，人就是最宝贵的生产力，这当然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消灭生产力的方式；削减福利当时主要是通过把部分国企和集体企业打包出售实现的，当时叫甩包袱，甩完以后从前的很多福利保障完全丢给市场，这其实就是企业轻装上阵，工人负重前行。
夺取新市场，当然主要指的就是后来我们加入WTO，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开始通过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向海外输出商品。当然也不止如此，发展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新的服务市场的需求，以及专为富人提供的高端服务市场等等，自然而然地也要随之发展。前几年有人提的大搞夜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开发市场的行为。
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感受非常强烈而深刻。只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彻底利用旧市场的一种方法。所谓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在今天主要就是放松信贷管制，通过货币宽松的政策，培养和发展信用市场，如果要简单理解，其实就是信用贷款，比如贷款买房，各种分期付款等等。当然，马克思当年说的彻底利用旧市场跟今天的方法很不同，那时候信贷远没今天这样发展，那时候利用旧市场主要指的降价出售、消费下沉、以次充好等手段。
而在这几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是在马克思死后很多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方法，那就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当年罗斯福就是靠着这招缓解危机，走出困境。常见的方法就是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以工代赈，兴建基础设施，由此又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实际上，97年后为应对危机，我们开始逐渐建立起了今天大家广为熟知的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
首先是投资，由国家出资带动能源、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国家调整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政府规划实施，以刺激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没有副作用的，与投资形成尖锐对立的是它的另一面——债务。换句话说，债务的负担极限，就是投资这条路的终点。前三十年不负债发展的惯性，使得当时有这样的基础可以那么搞，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负债，所以才可以通过负债发展。就好像你父母，如果一出生就给你背上一堆债务，然后你再想举债发展，那不就是一句空话么？
然后就是消费，消费也一样有很好的条件。当时针对消费的改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房地产。所以我们97年提出说：“住房建设是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向，符合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可以带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就业，另外，老百姓扩大消费，购买力有了出路。”
随后98年我们完全停止福利分房，开始推行商品房，同时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以房产刺激消费市场的办法全面施行后，开启了后来持续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繁荣。
第三架马车，就是出口。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就业得到了解决，经济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然，这样得益于我们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是有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什么原材料都有，能源工业完备，你来啥就给你造啥，制约因素少。第二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集体经济解散以后，大量农民成为劳动后备军，卷得厉害，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劳动力还温顺好用。靠着这两个独具的优势条件，把我们推上了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位置。
四、
三驾马车确立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迎来了高涨期和繁荣期。
其后不管是重大的改革，还是微小的调整，都无一不围绕着这三驾马车展开。同时，随着深度融入国际资本体系，我们的任何危机也都同时与国际资本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这架马车当时受到严重影响，国外接收中国商品的企业和单位，信用也大打折扣，人家敢要，你还不一定敢卖。其实出口这事，换个角度去看，也是消费，只不过是卖给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而已。国内市场消费萎靡，往往也同时伴随着国际市场的消费萎靡，国内消费者和企业的信用崩塌，往往也伴随着国际上的企业和消费者信用崩塌。所以为什么大国之间要打贸易战，大家都想争夺对方的市场，同时又都想保护自己的市场。经济繁荣期，制造业的那点辛苦钱可能大家也都不很在乎，可是一旦到了经济危机期，大家要保就业，减轻财政压力，消化过剩产能，那时候就芝麻也是肉，能抢的都抢。
08年出口受挫的情况下，另外两架马车的功能就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于是加大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的比重，就成了必然而然的选择。很多80、90后感受颇深的高铁、高速、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迅速崛起，也就是在08年之后。其实国家投资带动基建这是早就确立了的，只不过是08年之后更加超速的运用和表现出来。一些典型的民生工程、基建工程能够带动资本到当地投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同时伴随着投资这股风潮出来的，也有很多形象工程、重复建设工程、低效工程，这些项目不管是老家还是工作所在地，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类项目那就真的仅仅只是肥了项目施包方和承包方，制造出了一大批地方土豪富绅，毫无所谓积极意义，但是最后的债务却都要全社会去买单，独山的水司楼不过是历史一个微小的缩影罢了。
当然还有一些普通人视觉上看不到的，比如很多地方的信息网络工程，说是什么数据建设，云建设，人工智能建设等等，上一堆APP，一堆硬件软件项目，最后落得一地鸡毛。这些有的是试错的代价，倒还无可厚非，有的则完全就是骗补贴和投资，这些可能也只有参与者心里清楚了。
而消费上就是进一步放松信贷管制、加大信用贷款的力度、放松贷款规模限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等手段，从而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带动全行业经济发展。
但是不管用什么马车，投资刺激也好，消费刺激也罢，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资本的运行逻辑，它就必然遵守资本的规律，也就是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所规定。这种矛盾表现出来就是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绝对不足的矛盾，你越是通过各种手段延缓矛盾，就越制造出更大的产能和更贫穷的消费，由此埋下更大的矛盾。
这一点也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这（些）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从现实的情况去看，马克思所说确实很有道理，我们看到的以上办法，包括凯恩斯理论指导的宏观投资、以工代赈等等，它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着其尖锐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发展制约着这些办法的极限点，也就是说超出了某个临界点这些办法就失灵了。
基建等工程的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它的极限点就是债务的极限点，当借新还旧也难以维系，有的甚至是利息都不够还了，那么它的极限点就来临了。这跟个人负债投资是一样的，它并不完全取决于你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而是取决于整个投资生产的循环是否还能继续。
消费刺激也是一样，它也有自己的临界点。当个人收入不足以覆盖信用债务以后，哪怕他个人的资产比如房子价格不下跌，实际上他也无法再继续维持原有的消费了。更何况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必然伴随资产价格下跌，想以资产抵消债务都不可能的时候，消费的临界点也来临了。
至于出口，很多人说只要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攻破，就可以抢占高附加值的市场，就可以抢占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很多人寄希望的新能源车，一方面试图抢夺国内的外资车市场，一方面试图抢夺国外的燃油车市场。这个思路也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是一劳永逸，正如我们前文说的那样，出口从某种角度去看，本质上也是消费，只不过是卖给外国人消费。
当世界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以后，不同国家资本都要争夺相应的市场，同时保护自己国内的市场。这不是什么自由贸易契约能够制约的，也不是靠什么法制精神、契约精神，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遵守什么契约，放弃什么契约，撕毁什么契约。当它感觉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通过契约和精神的约束去令它接受有损它利益的东西。
所以不管是卡你脖子也好，提升关税也好，抵制你的商品也好，大家都各自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此出口实际上也有临界点，那就是当进口国或竞争国不惜撕毁协议，用政策限制，甚至用战争抵制的时候，就是出口的临界点。再想进一步，那就可能是战争。要么是帝国与帝国之间，他们争夺市场，要么是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本质其实也是争夺市场。
五、
有人说，还有一种办法刺激消费，那就是发钱，只给穷人发。
其实这也不是不可以，而且直接操作也不难，比如上涨农村老年人的退休金，一个月130块，上升到1300块；比如给农民工缴纳社保，不从工资上扣，而是直接打到个人账户里；甚至由居委会每家每户年底发点生活物资，发点米面油啥的，也总比没有好。
看到没有，一旦这种措施具体化，我们就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了，根本不可能。
大家根本不需要从各种派别的经济学理论中去分析，从常识里就可以看清楚为啥不可能。
首先，这个钱由谁出，就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问题。多数企业当然希望国家出，地方出，这样好帮助消化企业的库存和产能，自己还博一个为民众发声的美名。但是这样负债谁来背？这个钱从哪来？本来现在各种临界点都到了，本身债务都难以解决，还从哪挤出这一部分钱？不上涨各种费用就算良心了。
由企业出，比如强制社保缴纳比例，强制公积金缴纳，强制年底十三薪，但是这样必然造成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下行，企业本来也很难了，成本上涨就必然引起企业破产，而且也影响出口优势。所以很多地方别说强制企业发钱，就是对各种克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会选择主动那么去做，即使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也不是资本主动选择的，而是工人斗争的结果。
也有人抛开实际问题，只能理论上看，说可以搞一个专项渠道，直接印出来发。这玩意从理论上看是没问题的，而且从技术条件上说，是可以避免像和珅发救济粮那样掺沙子的。但执行策略的从来不是机器，而是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不可能同意把白花花的银子散给穷人。而且它涉及通货膨胀，汇率贬值，货币信用大跌等一系列问题，所以理论上说得过去，实际上是行不通。
而且哪怕从理论上看，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资本的基本矛盾，它无法改变资本不断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进而也就无法改变多数人的贫困地位。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放水，也一定是通过既有的管道来放，比如各种刺激贷款，经营贷，央行买债券等等方式，而不会选择新建管道，更不会建那种直通穷人的放水管道。
但是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原有放水管道的堵塞问题，原因很简单，还是那个基本矛盾引起的。市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钱放出去以后没法增殖，投资回报率太差，风险还大，所以很多资本宁愿选择存银行，也不愿拿出去投资。用我们上面说的那个结构来看，水管堵塞的本质，其实就是各种经济增长的临界点到了。经济不增长，资本就会选择屯起来，可不就堵塞管道了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存款激增，市场上流通的用于投资和消费的钱比例大大减少，这不是缺少资本的原因，恰恰相反，是资本太多了但又找不到增殖渠道的原因，而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搞反了，抱怨是资本太少了，处处缺资本，处处缺投资，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因此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它肯定意味着技术升级，设备升级，产业转型，以便这种新质的生产力获得市场的青睐，尤其是高技术、高科技领域的市场。
这一点有分歧的不多，但问题又绝不仅仅只是这一点。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去配套，这才是讨论的重点。
从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历程来看，现在突破生产力的手段都走到一个临界点了，也正是因为以前的生产力发展走到了临界点，因此才更迫切需要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需要通过技术加持来提升经济增长，提升生产力的竞争。
然而在消费市场里，任何技术的突破不仅仅是需要投资加持，更重要的其实是有一个广大的消费市场，有消费市场，就永远不会担心缺少资本涌入。一个产品不管你投多少钱进去，如果没人买，那它就不可能会技术突破，技术升级，这原本是很简单的道理。靠争夺出口市场，一方面受人家市场政策的限制，一方面容易埋下战争风险。这也是为啥说要内循环为主。
所以一个广大的消费市场，从当下来看，才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样一个消费市场，靠生产力突破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根本上需要改造的是生产关系。完全可以说，抑制生产力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是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的改造，需要什么力量去推动？就比如我们上面说的，哪怕是发钱，归根结底也需要具体的人去推动。靠资产阶级，借用原有的管道，完全不可能。历史还是需要靠人民去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永远都是靠劳动者去变革。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意识到阶级的力量所在，可能才是真正解除生产关系束缚，大规模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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