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船重工七院原副院长尤子平同志
时光荏苒，从1958年开始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探索至今(本文写于2012年)，已过去了54年;从核潜艇第二次正式上马研制的1965年至今，已过去了47年;而首制攻击核潜艇交付、定型至今，则已过去了38年;就从导弹核潜艇全武器系统水下发射试验成功的1988年算起，也已走过了24年。而今，我国海军的核潜艇部队已经成长壮大，核潜艇科研、设计、生产、配套队伍已经形成体系，教学、试验、训练、保障工作均全面展开，井然有序。这几十年的伟大历程，反映了一支海上国防尖端的核武装力量从零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这个宏伟业绩得来不易，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坚强领导、统一指挥下，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力协同、艰苦奋斗、勇于登攀的战略方针，凝聚、噴薄而出的光辉成果。
2007年5月19日，《相约北京共叙09情》09老同事聚会于北京船舶系统工程部留影，前排左起：仇世民、黄平涛、尤子平、李元列、汪祖辉、彭士禄、范豫康、蒲锡文、张家瑞、姜应东、欧阳瑞生、王传恩;第2排左起：胡祖芳、刘春、曹葳、郑菊芳、胡世聪、时其华、马淑英、戚春芝、孙长娥、马春香、岑秀娟、徐琴秀、泰佳敏、泰佳林、洪蓉、魏本荫、罗见明、朱绍文;第3排左起：孙成富、刘玉琴、李廷、马引田、黄勤石、马干、程绪安、陆登巧、徐友义、邓伯裕、张廷飞、刘芳源、赵熙秀、桂根廷;后排左起：朱丽、陈国柱、林鹤雄、李家琪、魏书斌、黄士龙、林钧清、黄俊华、虞忠祥、陆洪宝、刘群、刘国成、从者彦、沈洪源。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理论，实践出精神。核潜艇工程这几十年的伟大实践，包含着无数人的汗血和智慧、劳动和精力，甚至献出了生命。成功不会偶然，伟大成果的出现必然实实在在地体现一种伟大的精神，有伟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尽管这千千万万献身的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各有各的岗位、情况和思想，甚至在工作、生活中相互间还有不同的意见或看法，甚至较大的分歧，但目标的一致，奋斗方向的一致，并不妨碍实践导出的精神的一致，因为这种精神并非一时一事一地的体现，而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锤炼，并且还可以成为后来借鉴、指导行动的指针。
就个人之见，核潜艇的创业精神至少可以认为是由五种精神的综合或交集而成，这就是：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协同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
爱国精神
无论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伦理传统，还是我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中华儿女的神圣灵魂、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天降大任”、“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笔从戎”、“尽忠报国”、“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是人民大众耳熟能详、铭心刻骨的座右铭。核潜艇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出于在西方封锁、东方掣肘的严峻国际环境下，饱受核威胁、核讹诈之苦，必须予以打破的需要;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则是我国百年积弱，深受帝国主义来自海上侵略之痛，出于响应“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受人家欺负”，“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伟大号召这样的坚定信念;更是在“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具体号召下，出于体现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坚强决心。这些爱国主义灵魂和思想就成为推动核潜艇工程创业研制的强大动力，也成为克服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一道道攻关胜利的巨大精神支持力量。为什么研制肇始，在一无权威，二无经验，三无资料，四无外援，研制基础和条件异常薄弱的情况下，一群初出茅庐的初生之犊敢于勇挑重担，迎难而上?为什么当求助于苏联，遇到碰壁，退而接受《二四协定》的技术转让，苏方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停止转让，造成巨大冲击时，我们没有屈服低头，而是转向愤发图强，自力更生?
为什么在极端缺乏科研试验设施条件和许多空白科研技术领域下，敢于平地起家，白手创新，不怕挫折，艰难登攀?为什么在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环，派性恶斗情况下，工作停顿，工程倒退，队伍星散之际，一封“特别公函”就能唤起良知，惊醒噩梦，重新集结，恢复工作，赶抢进度，奋力前进?为什么当堆仓出现蒸发器事故时，不少人奋不顾身，冒着吸收核剂量的危险，进行处理和抢修?为什么当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财力匮乏，核潜艇研制难以为继境况下，群策群力，千方百计，维持工程不断线，队伍不拆散?为什么当工作需要一次一次向条件差、困难多的地方转移搬迁时，可以不问条件，不讲价钱，舍小我为大我?为什么当生活困难时期，食不果腹，吃糠咽菜，病痛不断，加之政治运动折腾不已，在繁重的艰巨任务面前，天大困难也能克服?凡此种种，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的大无畏进取精神，所以能众志成城，聚沙成塔。
科学精神
核潜艇总体研究所从组建成立时起，一开始曾确定了“两论起家，三个入手”的工作指导思想。“两论”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从一切事物的对立统一中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是《矛盾论》的精髓;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是《实践论》的精髓，因此，“两论”是哲学思想，也就是科学的科学思想，“两论起家”就是确立要以科学精神指导核潜艇工程的总体工作。所谓“三个入手”，则是根据新建所和新队伍的实际情况，以及开展核潜艇当时的实际条件和背景而提出的，即“从调研入手，从情报入手，从掌握核知识入手”。
从事核潜艇这样尖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千军万马，学习“两论”，应用“两论”，就能高屋建瓴，提纲挈领，抓总体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以科学态度对待各方面的工作，以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符合科学发展顺序，主观客观一致，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通过试验为原则。我们在核潜艇工程的漫长发展道路上,深刻体会到每一项、每一步的得失、快慢、成败无不依托于此,按照科学精神办事则顺利，违背科学精神则挫折。
在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步骤问题上，核潜艇工程从上马一开始，就涉及这个科研重大战略决策。决定先搞鱼雷攻击核潜艇，后搞战略核潜艇，分两步走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大正确决策。首先集中突破潜艇核动力技术，解决核潜艇有无问题，同时开展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发，解决水下发射问题，然后以攻击型为基础，嵌入导弹武器系统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是又一个重大正确科研决策。
在发展途径的选择上，采取“在现实基础上求先进”和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是从国情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虽然，要求迅速赶超，追求全面先进的一种意见，始终挥之不去,争论不休，但现实教育我们，好高骛远,急躁冒进，脱离实际,只能导致欲速不达的结果。第二代核潜艇工程前后论证了二十余年才得批准立项上马，虽有种种其他原因，科技路线分歧迟迟不能得到统一，是其重要因素。
在总体研制方案的权衡上，必须树立全局观点，系统、设备必须服从总体，而总体又必须照顾系统、设备，两者必须实现辩证统一，以战斗力形成作为共同目标。核潜艇首制艇既然明确要集中力量突破核动力技术，于是就有认为“33产品(仿制成功的常规潜艇)加反应堆”的方案符合这一方针，而罔顾鱼雷攻击核潜艇整体性能和作战功能的需求和系统协调的内在要求，片面强调现实基础，丢掉了先进创新的根本要求。我们坚持了核动力和水声、通信、惯导、制导鱼雷、大气环境控制等新系统装备的同步研制，同时开发适应高速水下长期航行作战的先进艇型和结构，把现实基础和追求先进两者统一起来，以保证新艇的整体先进性和实现可行性。
在科技攻关上，突出科学试验的必要性，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为突破核动力技术，先研制3个动力舱的全尺寸、全模拟陆上模式装置;还制订了两道杠杠，即模式装置未达开堆启动成功程度，反应堆不得上实艇安装;模式装置运行未达满功率，实艇不得开堆启动。这样就确保了工程的科学程序，以实现研制一次成功。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好“设计、设备安装、调试、操作和试验”五关，并提出了“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要求。
再如，核潜艇的水下高速操纵性是常规潜艇所不具备的，关系艇的安全性和作战机动性，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保证安全操纵。为此，除了需要进行各种水池模型实验而外，还必须先从头研制计算机控制的高速转台，模拟水下高速操纵性涉及的各种工况以至事故工况，并由有潜艇操纵经验的艇员在转台上实地亲身体验操纵实感，给出评估意见。在首艇首次试验前，周恩来总理又提出“试验先码头、水面、浅水、然后再深水，分四个阶段”循序渐进的科学安排要求。
在对待科技问题上，必须秉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来不得半点侥幸，更不能有半点虚假，这方面正反的实例不少。第一个蒸发器漏泄事故的发生，完全属于经验缺乏所致，不足为奇，但后来接着又重复发生，则是重大教训，说明关键技术尚未真正掌握，质量控制远不够严格，希图侥幸，盲目赶进度、求产值常易带来严重后果。反观主泵密封问题的发生及其攻关解决，则是正面的实例。再如，国外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为了艇在水下发射状态时的姿态稳定，配装有数十吨重、体积庞大的稳定陀螺。我们在论证导弹核潜艇首艇时，没有盲目照搬，而是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并通过模型水池试验，取得大量数据，证明没有配装的必要性，我们毅然做出了取消的决定。
再如，在出现重大科技问题面前，必须沉着应对，冷静研究，不盲从权威，不妄自菲薄。导弹舱连接处使用的高强度合金钢厚板及其焊接面曾出现多条微裂纹，一时意见纷纭。我们组织力量多方研究试验，聘请专家会诊，得出结论认为可以采取补救措施，不致影响使用，无须大返工。临到此艇下水前夕，工厂向莅临下水仪式的国务院领导和总参、国防科委等许多领导汇报下水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有人提出微裂纹问题影响使用安全，必须慎重对待，引发会场疑窦。经我们从容客观分析汇报后，得到各方认可，终于安全下水。此艇使用至今已有三十年，证明当时的科技判断和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
在核潜艇工程这样的复杂巨系统研制中，研制的科学组织分工也十分重要，弄得不好，容易发生瞎指挥、打乱仗。如最初曾将一条完整的艇的研制总体，分割成三个耐压舱由一家研制，另外四个耐压舱由另一家研制的局面，以致彼此牵制，互相制约，引起矛盾重重。在核动力装置的总体和系统设备的分工上，也曾见仁见智，多次变化、反复。
协同精神
核潜艇工程是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的巨系统尖端工程，协作内容很广，许多新研设备系统的技术含量高，周期长，协作工作量很大，其参研和配套单位大大小小涉及全国各地各系统以数千计，协作的复杂，协调的繁重，协同的困难可想而知。但首制艇从组建总体单位、建设总装厂、论证总体方案开始，画下第一笔设计图，制作第一个模型，冶炼、轧制第一块钢板，试制第一根核元件，从无到有的研制历时仅有9年，中间还遇到了“文革”的严重冲击和干扰，进展不可谓不快。其成功的原因很多，值得总结反思的内容也很多，其中，协同的及时有效，管理的坚强有力，大力协同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首先，不可不提到的是作为协同前提和基础的组织架构，一个是以所属专业所成龙配套的大总体单位第七研究院的存在;一个是以管理集中统一、权威性强、决策和沟通渠道便捷快当的“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的成立。整个研制过程形成以“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为组织管理主线，各参研领导机关为一线指挥，小总体为技术核心，大总体为骨干依托，大配套为完整支撑的系统工程协同体系，实现了系统工程的高效管理。
“核潜艇工程”虽然上马仓促，但仿制潜艇的技术及其国产化配套的成就，为核潜艇研制准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组织条件。以自主完成全面仿制任务而组建的成龙配套的七院，得以迅速转向“以核潜艇为纲”，成为新组建的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单位的全面依托，构成核潜艇工程坚实的研制大总体。核潜艇工程的主要配套新研项目，大部分出于七院各所，包括：水动力学和结构力学研究试验;一回路部分系统设备;二回路系统主辅机系统设备;制导鱼雷武器系统;水下惯导定位系统;潜艇自动操纵系统;水雷武器;主推进电机;导弹水下发射装置;武器指挥控制系统设备;主被动水声装备;隐蔽快速通信装备;天文导航校正系统;大气控制、调节和净化系统设备;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工艺;防化装备;情报信息等等。由此，七院承担了组织领导、技术协调、资源分配、队伍调配、科技管理等任务，亦即担当了相当部分的核潜艇工程的协同指挥任务。但以上不少部分项目的试制、制造任务，是交由相关的工业部门和地方单位承担的，加上二轮、三轮配套，需要更大范围的协同指挥，“工程管理办公室”这样的机构就由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开始设于七院，以后随需要的发展而逐步升格，先后隶属于六机部、海军，直至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确立了它的权威性。
对于核潜艇首制艇，最大的协同任务莫过于核潜艇总体和核动力系统的协调和同步，突出体现在核动力模式堆装置(196工程)和核潜艇核动力装置(195工程)的全模拟设计上。必须两套设计同步、统一。由于分工争议和”文革”造成的混乱，以致核潜艇首制艇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难以全面完成，在进行总体设计阶段审查时，竟然留有无法完成的空白;同时，196工程的设计也不能真正完成，无法确保它的全模拟性。在上级的组织协调下，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感召下，当时的核动力主持设计人捐弃前嫌，顾全大局，顶住压力，发扬大力协同精神，毅然率领百余名设计师开赴葫芦岛总体所进行联合同步设计，全面完成了196工程的施工设计和195工程的技术设计，协商解决了存在问题，固化了技术状态，使工程进展得以在混乱环境下大大推进了一步，起到了重大决定性作用。
在核潜艇和“巨浪-1”的同步研制中，同样体现了大力协同精神。在水下发射试验过程中，1985年试验失败后需要改变发射方案，调整发射参数。从减少整个改动工作量着眼，发射装置研制部门主动配合，勇挑重担，采取措施，及时保质保量促成了最终试验的成功。
艰苦奋斗精神
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奋发进取，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核潜艇工程研制创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艰苦奋斗精神的发扬,为核潜艇研制成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核潜艇上马时,出于国家和国防的需要,国家意志主导了国家行为，实际上上马基础薄弱,资源欠缺条件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以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的匮乏，在许多方面都是依靠艰苦奋斗精神去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在机构组建、科研设施条件建设和队伍安置上，不讲条件，不讲价钱，指到那里就到那里，安心安家。组建总体所的情况可作一例。上级考虑要厂所靠拢，规定靠厂定点，于是筹集自五湖四海的数百人队伍，自条件较好的大连、上海、北京等城市或成建制搬迁或组织调动到渤海湾边的小渔村立足。此地终年刮海风盐雾，树木都难生长;社会公共设施欠缺，交通不便，服务稀少，特别缺水，限制供应，常是一水多用。建所时地无一垄，房无一栋，所能依靠的仅是向工厂借用零零散散的数百平米旧房屋，来安置职工及家属的工作和生活。而任务繁重紧急，不可待须臾，只能边安置、边筹建、边科研设计、边协作、边争取基建和技措。由于当时财力不富裕，资金投入有限，虽说是“先生产、后生活”，实际上，生活保障的投入固然滞后不足，科研设施的需求同样也无法满足，只能因陋就简，多方压缩，奉“穷干、苦干加巧干”为圭臬。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研攻关上，也是艰难万状。基础的薄弱，知识的不足，手段的匮乏，借鉴的稀缺，经验的空白，加上国外的封锁、制裁，有些技术每每需要从ABC做起。为保证核潜艇高性能的必需，水动力学和结构力学的基础研究试验是必不可少的。为此，首先要进行科研设施、仪表、方法的研究设计、制作和建造，完成基地建设。这不但耗费了大量科研人员的心血和精力，投入的施工人员，包括支援的解放军战士，也是昼夜奋战，流血流汗，力保进度和质量。其他许多核潜艇工程的配套科研保障项目，包括总装厂的建设、陆上模式堆装置基地的建设等，全均如同一辙，有的工程甚至牺牲了生命。再如，有些装备研制所需的精密科研手段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无法取得时，竟然只能依靠老工人的聪明智慧和熟练技巧，人工替代了精密机械，惯导的核心元器件陀螺的加工，最早就是这样完成的。
由于缺乏经验和实践，工程中的计划、技术、进度、资源、分工等等大量协调工作，也是艰苦的历程。上下联系，左右沟通，到处奔走，口舌交锋，文字往来，指黑道白，耗时费日，均消磨了大量精力，还做了不少虚功。
物质匮乏造成的长期艰苦生活环境，也是历久的一种考验。粮食定量不足，副食供应更是欠缺，甚至吃糠咽菜，浮肿不断，病痛不已。各物凭票，市场空乏，生活所需被迫自己动手解决，制作用具，开荒种地，赶海拾贝，饲禽喂畜，种种穷窘状况，不一而足。
还有一种艰苦的考验，则是“文革”动乱的冲击、破坏形成的不良政治环境，给个人和集体造成很大的困扰和痛苦，尤以派性斗争甚至武斗造成的危害为最大。不少人一面经受批斗，一面坚持工作;有的靠边、蹲牛棚，不忘核潜艇工作;有的被抄被斗，坚持保护资料文件;有的前赴后继，你“打倒”，我接力，保持工作不中断等等。
奉献精神
核潜艇工程的创业成功，也是千千万万从事创新开拓核潜艇事业的“核潜艇人”的成功，“核潜艇人”可以说是一支觉悟高、作风硬，钻劲足，能吃苦的钢铁队伍，他们靠的是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忘我劳动，艰苦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革命干劲可以冲天，一切私利都将抛之脑后，任何困难都可踩于脚下，不求名，不求利，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牺牲，可以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这种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部分，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三过家门不入”、“舍生取义”、“匹夫不可夺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都是奉献精神的体现，这些同样体现在“核潜艇人”队伍中。
不少人响应号召搬迁三线，坚守岗位，奉献青春，奉献终身。不少人夜以继日，废寝忘餐，昼夜奋战，甚至枵腹从公，不眠不休。对于高危艰险工作，或者排除事故故障，奋勇当先，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多的则是无数尽心尽职，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甘当配角和螺丝钉的无名英雄，共同铸就了核潜艇创业的辉煌。
核潜艇精神的内涵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种种提法。其实，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上，也就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核潜艇的光荣、伟大使命，赋予个人和集体以历史责任感、富国强兵的紧迫感，力量团结的凝聚感和无私奉献的荣誉感，所以孕育出了核潜艇的开拓创业精神。
尤子平(左1)在试验基地的留影
今天的中国比之核潜艇创业时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的发展环境已经和当日无法同日而语，核潜艇创业时期经历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或者不再存在，或者改换了形态，要求与目标也提高了许多。总的来说，发展条件比过去优越得多，但越是这样，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迎头赶上的紧迫意识，艰苦奋斗的持久意识，无私奉献的爱国意识，仍旧需要我们永远保持。愿核潜艇创业精神在新时期、新历史条件下，保持发扬，丰富内容，永葆青春。
2019年4月4日，拜访原七院副院长尤子平于北京双泉堡住所的合影，左起：海军作家李忠效、陈晋南、尤子平、原09办公室参谋姜来根。
参考文献：
[1]尤子平.核潜艇精神的践行与实践.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一卷)：262-270.
(简介：尤子平 1928出生，江苏常州人，研究员，中共党员。1950年于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在中央船舶工业局设计处任技术员、组长。1955年起任武昌造船厂工程师、科长等职。1958年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参与核潜艇早期研发。1961年起任国防部七院一所二室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主任等。1965年起任七院十九研究所(719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所长，参与主持核潜艇的总体研制设计工作。1983年调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6年兼任院科技委主任，同时兼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顾问。先后主持和领导了多种潜艇的研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潜艇的主要开拓、设计者之一，组织、主持完成了“我国航空母舰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项目等重大研究，参与863国家重大专项“7000米载人深潜器”研发工作。曾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曾任《现代舰船》编委会主任，著有《舰船总体系统工程》、《尤子平舰船文集》等。2001年退休。2023年1月1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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