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样态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转变，社会治理在价值、主体、空间、资源、工具和效果等不同维度都呈现出高度复杂而矛盾的趋向。
思想理论上我们积极倡导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并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行动上却总想标新立异、摒弃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运行规律，积极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既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又离不开官僚资本操控，既要利用资本发展经济，又想依法监管资本，但又怕过分得罪资本，担心其大量抽逃；国际事务上既想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霸，又怕得罪美国霸权，被其综合制裁、极限打压和疯狂围堵，既想反抗剥削压迫，又想妥协退让苟安；既想为弱国小国主持正义，又不敢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为他们仗义执言；既想和平统一祖国，却又对一代又一代“台独”领军人物和骨干分子无计可施，既想武力解放台湾，又怕美日西方反华势力武装干涉，更担心久攻不克，中国经济全面崩溃和倒退，14亿人又成为一盘散沙；既想发展新质生产力，又摆脱不了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深度依赖，既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赢得底层老百姓的人心，又要千方百计掏空“六个钱包”并提前榨取他们未来30多年的劳动价值；既想共同富裕却又改变不了两极分化，既想让“人民富豪”们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和义务，通过第三次分配让“基尼斯系数”好看一点，又挡不住富人把钱存往华旗和瑞士银行的势头以及蜂拥而上“润出去”的狂潮；既想通过自我革命进行伟大斗争，实现政风清廉，又不敢带头公开个人财产，更不敢拿所有亿元以上巨贪们的人头祭旗；既想希望全国各族人民高度团结统一，又无力改变全民共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礼崩乐坏、一盘散沙、醉生梦死的现状；既想解决意识形态阵地失守的难题，又怕草根阶层觉醒起来纷纷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斗争如火如荼，更无力扭转精英阶层向往并竭力全盘西化的趋势；既想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又不敢下大气力整治某些大咖毒化文学、艺术领域，网络“大V ”恣意胡咬乱攀的现实问题，既想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又无力搬掉压在人民头上的生育、入学、就业、医疗、养老等重重大山，更不能解决年轻人二胎和三胎生养的后顾之忧；既想破解全社会就业难题，又无法解决地方财政赤字高企人工费用开支难问题，既要延迟退休，又无力改变35岁以上群体就业歧视问题；既想刺激居民消费畅通并加速国内大循环，却又刹不住生活消费品全面涨价的狂潮，更无法医治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巨大、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通病…
种种矛盾，种种问题，可谓是内外交困，上下掣肘，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前后矛盾，茫茫然不知所措，只能说一些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空话来自欺欺人，整一些新词、装出一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架式，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竭力地维持着现有的击鼓传花秩序和节奏。
社会治理心态决定治理方式，而治理方式与复杂问题的任何微小不匹配都会导致与预期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效果，任何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方法都很难洞悉复杂的社会构造，任何单一治理机制和工具都无法应对不断增长和扩张的公民合理合法多元多样性诉求，因而必须树立起科学、系统、全面、复合的社会治理观，并遵循事物固有的运动规律。
复合不是杂乱的，复合治理绝不是治理要素无规则的自我组合，否则只能导致不同治理要素的杂合重叠，造成治理资源的无谓浪费，使复合治理异化为“杂乱的治理”。要对治理要素有序、弹性地组合，以复合治理匹配矛盾的复杂性。
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依据，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社会治理的成败取决于能否科学地认知、把握、调和、解决各种社会尖锐矛盾。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科学施策，并及时合理调整，积极发挥社会各界的正向能动性，共同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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