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教员为农会在农村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镇压找到了无可雄辩的解释：
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假如说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要指责被压迫阶级对他们施加的暴力的镇压，那他们要首先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不对劳动的阶级施加一种他们指责的暴力，然而历史是恰恰相反的，历史上的一切剥压阶级，在胜利镇压了被剥压阶级的斗争后，第一时间对劳动人民的革命者展开了惨无人道屠戮，剥压阶级对被剥压阶级的血腥镇压是常态化的，国家机器始终维护着剥压阶级对被剥压阶级的恐怖统治
国家机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和镇压的工具，这一点生动体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上
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镇压的法理，并不来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施加过的暴力，无产阶级使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原因，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曾经用更加野蛮的暴力镇压过无产阶级，相反，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原因在于通过暴力手段建立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期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通往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列宁主义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并使用国家机器的结果是通往阶级对立的消失，并最终打碎和摧毁国家机器。
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庸俗化地理解为两群人互相的内斗，那是胡扯，无产阶级将在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逐渐消灭并解放自身，无产阶级的目的不是把资产阶级整死，而是将资产阶级从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让资本家不再是资本的傀儡，让资产阶级的不再做资本增殖的提线木偶，一个觉悟到了资本对人的异化的资本家，当然可以立刻与资本决裂，但同时，这意味着他将与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决裂，正如一个瘾君子了解了毒品对他的危害后，仍然难以戒除一样，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暴力的力量介入。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说“资产阶级曾经暴力镇压了我们，所以我们要镇压回去”，而在于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报复，而是一种通往无阶级的社会的过渡性状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绝好的阶级斗争的材料，真正对于农村剥削压迫势力进行革命的革命力量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恰恰对农村的土豪劣绅富有同情心，并在湖南的农民-地主斗争中站在了地主的一边，教员明确的向我们指出：农村的革命力量是广大的农民阶级。中国对旧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革命的真正广大的同盟军是农民阶级。
在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话语权体系中，农民常常被污蔑为落后的“匪患”“刁民”，然而教员的考察充分发现了农民阶级的解放性，国民革命后，农村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系统的压迫依然存在，是农民自发的广泛革命推翻了保守力量的肆虐，他们通过农会这一机构联合在一起，建立农民武装，镇压了农村土豪劣绅的反动举措，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地主阶级对农民施加的沉重压迫，暴烈打击了农村压迫，农民高效的，团结的斗争实践向中国革命揭示了一个道理：非农民不能推翻盘踞中国几千年的旧的封建制度，农民是中国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而且是最彻底的革命者。
青年毛主席发现了蕴藏在中国农民中的革命潜力，这一创举最终带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曾经谈到：在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中，即使是最保守的一员也比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激进一百倍。这略带夸张的说法在教员的考察中得到了印证，农民作为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压迫的阶级，在他们团结起来得以与保守势力作斗争时，积怨多年的仇恨立刻迸发出了远超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这一热情激发了农民暴力推翻农村地主阶级统治，占领农村宗祠神庙，取缔农村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阻断毒品贸易等革命实践。
湖南的农民考察，是对毛主席那句简单的“造反有理”最好的注解，造反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天理，公理，这公理主要体现在：
1.被剥压阶级对剥压阶级施加了有限度的，并且是以解放而不是消灭为第一目的暴力，这种暴力比资产阶级的暴力更加文明，换言之，既然无论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都存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人民对坐享其成者有节制的暴力比坐享其成者对劳动人民无底线的暴力更正当
2.劳动人民的领导是解放的，符合人性的领导，劳动人民有能力推翻落后保守的压迫人的，剥削人的制度，有能力把民族从落后愚昧中解放出来，劳动人民在解放民族方面表现出的潜力，远胜于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的剥压阶级，一句话：劳动人民能解放民族，解放自身，而剥压阶级只会和帝国主义蝇营狗苟来维系自己的特权
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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