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46年9月1日第三版《从黑暗到光明》：
国民党反动派是世界上最害怕言论自由的一个集团。他们害怕人民翻身，害怕人民认识大时代的真面貌，更害怕他们自己的丑恶暴露在人民大众的面前。所以他们用种种卑劣无耻，残暴不仁的手段，蒙蔽人民的眼睛，塞闭人民的耳朵，封锁人民的嘴巴，不让民间报纸存在，不让正直的新闻工自由。在国际新闻自由访问团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我们新闻检查的尺度已经放宽很多了。”可是，连重庆报纸上“欢迎新闻自由使者”的社论也被检扣了，只登出来一个题目，开了一个大“天窗”。透过这个大“天窗”，我们便清清楚楚看到了中国法西斯的面目和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报纸受难的画图。……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
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大鸣大放，放一把火烧敌人，也烧自己的缺点，这两者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事实证明：不敢实行大鸣大放，怕出乱子，不相信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种右倾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并且已经为事实所驳倒了。
《毛泽东年谱》：
（1968年）5月1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毛泽东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人民日报》1976年8月18日第1版《青年运动的新篇章》：
毛主席尖锐指出：凡是震圧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人民日报》1967年8月30日第1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凡是震圧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
《人民日报》1967年2月10日第5版《苏修疯狂反华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另一位伊拉克朋友说：“凡是震圧革命青年和人民的凶手都不会有好下场的。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也免不了要灭亡。”
《人民日报》1969年6月6日第6版《苏修新沙皇的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苏修叛徒集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野蛮震圧，证明他们是假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东方直心《毛泽东大传》，据毛远新回忆：
1968年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恩来安排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对毛远新说：
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65年8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和夫人。毛主席说：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
《毛泽东年谱》：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1953年）10月18日上午八时半，......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1957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党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
（1957年）3月20日上午，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
第九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大家看对不对。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要闹就让他闹；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
......
毛泽东：......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57年）4月4日—6日......毛泽东插话谈了以下内容：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
（1957年）4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1958年）1月3日、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1958年）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1958年）4月9日下午和晚上，主持武汉会议，继续听取汇报。在杨尚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列宁曾多次尖锐地反对强迫命令。马克思说，对小资产阶级不能压服。
（1961年）1月29日......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泽东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将来农民富起来了，国家怎么个富法？不是这么抢起来富，而是要农民能够拿得出来的一定的分量。在谈到江苏有百分之十的三类大队时，毛泽东说：你们是二万四千个大队，百分之十就是二千四百个大队。这还要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来看，来证实这种看法。可能比较接近实际，还可能有一部分比较不接近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5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彻底退赔，一年不行就两年、三年。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党从来是对地主、官僚资本实行剥夺，对富农只征收其封建部分，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实行赎买政策，对帝国主义只没收德、意、日交战国的财产。地主、国民党才剥夺农民。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不能说是一面红旗。彻底改了，两三年才能成为红旗。究竟需要退赔多少，一百五十亿元、二百亿元？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全部退赔，在退赔中训练干部。现在农民与我们还有隔阂，不相信我们，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
（1963年）10月18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当谈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托雷斯说，谭震林会见他们时所谈的阶级斗争和党对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他们很有用处。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36年）8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1968年）6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
（1968年）10月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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