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空论亡国历史镜像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人，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出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美国）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的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火了，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的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1905年俄国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中国航母出世后，我们有些人的批评论调似乎是在重复“用圣像对付子弹”的荒诞，说什么“中国更没有必要急于拥有战略上华而不实、政治上弊多利少的航母”[2]。这些人真的忘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3] 这句名言；他们更不愿思考1972年毛泽东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同年毛泽东又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4]、次年毛泽东又推邓小平复出这几件事之间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明白，那时中国“左”派的致命通病是，他们手中有的只是“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恰巧，这些也成了今天中国自由派“公知”的致命通病。

　　秦始皇、隋炀帝都是刚刚经历过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历史的“过来人”，有了这样的经验，秦始皇和隋炀帝才会对他们那个时代封建自由主义“公知”们的空论深恶痛绝——司马迁说这话的人“此与以耳食无异”，意思是说“这和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两样”[5]——并对其实行最严厉的打击[，才会抱有以建立新制度终止天下“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历史趋势的决心。

　　史称：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当时的“网络达人”少正卯[6]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隋炀帝也有同样做法：“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7]

　　战国时的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公元前288年齐秦曾一度相互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国也是秦国行贿黄金最多的郡国，真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当秦国兵抵城下时，齐国是在完全不抵抗并在齐王建带领下出城投降的。史载：齐降后，秦王政把齐王建安置在边远的共地，不给齐王建食物，齐王建最终“饿而死”[“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战国策·齐策六》，见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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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38页。

　　[2]“就中国是否应该拥有航母而言，也需要冷静客观地结合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及中国的国家战略与目标进行综合分析。政治上，中国不需要通过拥有航母舰队来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理念使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通过航母搞“炮舰外交”。战略上，中国奉行防御型战略，那种能把舰载机送往敌国海岸与敌国较量的能力对于中国不是必不可少的能力，而在远洋与敌国进行海上战略决战的理念更是陈腐之至。总之，航母本质上是一种过时的战略兵器，如果条件允许，中国搞一点也无大碍，但没有迫切性、更不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当前不少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心存疑惧、‘中国威胁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国更没有必要急于拥有战略上华而不实、政治上弊多利少的航母。当然,有关的技术评估、研究不应中断。”林利民：《航母：不敢说爱你》，《世界知识》2005年第18期。

　　［3］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4][美］尼克松著，董乐山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页。

　　[5]“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十五《表第三•六国年表》，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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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正卯（？～前496），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处死，曝尸三日。

　　[7]《隋书》卷32《经籍志一》。

　　[8]“秦使陈驰诱齐王内之，约与五百里之地。齐王不听即墨大夫而听陈驰，遂入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战国策·齐策六》，见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