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一路以来，充满爱恨情仇，从“蜜月”到“交恶”，像极了小年轻谈恋爱。
师苏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开始向苏联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以苏联为师，苏联遥控中国革命，中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凡事都要听苏联的，实际上就是听斯大林的。
中苏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毛主席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
在师苏联的过程中，中国革命严重忽视了中国实际，只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屡屡受挫，中国早期的领导者也是为苏联这个老师是惟听，丝毫没有独立意识。
学苏联
学习苏联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正确的经验，一是错误的经验。毛主席当年说，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经济建设“以苏为师”，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成功实施“一五”计划，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又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经过慎重思考，毛主席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苏联模式的问题，逐渐认识到中国自己经验的重要。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批苏联
一批，不相信中国。“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直到打朝鲜战争，苏联才开始相信中国，才有了中苏的156项目。
二批，摆老资格。苏联摆老资格，把中国看做儿子，摆架子，很神气。口头上说什么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
三批，讲政治条件。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保留分歧，政治上不要相互拆台。
这点主要是针对当时苏联援助中国搞海军核潜艇的条件就是在在中国搞海军“合作社”，所有权各占百分之五十。
比如当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四批：“九评”大文章，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再也不是那个同人类利益一致的苏联了。
主要的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就是批评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上台到中国防修反修问题的提出和深远思考：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主席此时看到，苏共高级干部蜕化变质为特权阶层，将会是苏联社会主义结束的根本。事实证明就是如此。这些特权阶层人走到国家的领导岗位，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家庭、子孙后代和小集团的利益，这样国家就慢慢变质了。
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其实就是于自身，来自党内干部队伍。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追求享乐，不重视理论修养，逐渐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成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所以，毛主席开始重视高级干部的蜕化变质问题，开始关注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思考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
鉴苏联
这个问题从建国初，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莫学李自成”就已经在思考直到苏联出现问题，真正引发了毛主席对红色江山变质的深切担忧。
建国之初毛主席担忧什么？是变质。打天下坐天下，迷恋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没有革命斗志了。李自成夺了天下后，领导层迅速腐化变质，仅42天就被赶出北京，共产党绝不能当李自成。上世纪50年代，杀刘青山和张子善、严厉处理纪凯夫案、三反五反、肃反、整风等，就是解决变质问题。毛主席对各级干部管得很严，也有高级领导干部不老实，毛主席说你再这样干，我就开除你的党籍！那就啥也没有了。那时100%的公有制，瓜分国家和人民不容易，无非是多吃多占多搞个女人，或者不老实做其他出格的事。有人造谣说毛主席如何，如果毛主席自己腐化敢管别人吗？毛主席以身作则自己正，才敢去收拾那些大小官员，才能带出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清廉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队伍，是人类历史上最清廉、最为人民服务的，当然不是说都有那种自觉性，但少部分人想贪腐他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毛主席清廉，中央领导集体带头清廉，谁敢贪腐不是找死吗？那时候你到劳动工地上去看，干部一样卷着裤腿、穿着补丁衣服，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毛主席到基层县社队领导都这样，不参加劳动，脱离群众，你就不用当干部了，也不用犯其他错误。
毛主席后期的担心是变色，就是红色变成黑色，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官僚贪腐资本和买办的国家。他先是从苏联的变化得出这个教训，不要以为赫鲁晓夫只是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同时给他的干部高薪涨工资，给了他们许多特权，大家都感恩戴德，拢住了一大批人。当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形成之后，苏联的变色就开始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培养了一批完全丧失信仰、灵魂变质的党员领导干部，上世纪80年代大量进入上层，形成戈尔巴乔夫叛徒集团，把苏联彻底葬送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的命令，不是美国，也不是其他敌人。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动公开论战，九评苏共修正主义教育全党，然后开始一系列的斗争，就是要整一整党的思想和组织，尽最大努力避免革命事业付之东流。
苏东剧变后，一些老革命家感叹，过去毛主席敲警钟，我们老觉得是在吓唬我们，现在看来毛主席比我们看得远多了，早看了50年。
中苏关系从“蜜月”到“交恶”背后是前后“两个苏联”，前面的苏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后面的苏联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中苏关系从“蜜月”到“交恶”背后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
“蜜月”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交恶”是毛主席始终站在世界人民利益立场，而苏联却背道而驰，分道扬镳，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捍卫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
中国内部也罢，中苏关系也罢，始终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更是毛主席的深切担忧：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自己还是为大家，为少数人还是为绝大多数人，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只让少数人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政治分歧的核心和焦点问题，抓住这个才能抓住本质。
这既是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更是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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