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毛主席反感个人崇拜的史料梳理
1966年，毛主席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做了修改，“把文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删去称《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语句”（《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毛主席“将文中的‘毛主席’一律改为“毛泽东同‘毛主席的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在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阅新华社的电讯稿，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阅陶铸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讨论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7年12月29日，毛主席审阅姚文元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稿，批示:“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去掉的形容词包括‘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7年，七十四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8年1月6日，主席审阅姚文元送审的新闻稿和社论稿，批示:“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在新闻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社论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8年，七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上述内容可见，毛主席本人是非常反感个人崇拜的。但是如今来看，毛主席的一句话，难道不比一万句的党八股、学院风强一万倍吗？作为主席的学生仔，我也要坚持坚持我的观点。主席即使自己不承认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在我看来，主席一句，比某些大人物一万句的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空话套话强得多。
（2）毛主席对“个人崇拜”也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主席对个人崇拜也不是一棒子打死，作为最彻底的坚持辩证法的伟大导师，主席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也是“一分为二”。例如，主席对斯诺讲：“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70年，七十七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毛主席在探索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过程中，由于面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阻力，面临内部存在了三千多年的、远远多于欧美地区的封建主义“官本位”习惯（群众不敢反抗压迫、人民不敢当家作主、“官大一级压死人”）势力，为了做最困难准备，实事求是地尊重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决定做群众的后盾、全力支持群众“借钟馗打鬼”。
在封建残余远远浓厚于欧美的中国，让群众冲破三千多年的“封建官本位“思想、敢于在没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受到了欺压就积极地反抗压迫、敢于充分地自己起来自觉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破除旧习惯腐蚀下的极端严重的“心理障碍”，这是整个人类历史都前所未有的难题！杀牛非杀鸡，焉能不用牛刀？！如果不这样做，群众想：“绝对支持我们前所未有的热情的力量，不是最坚实的后盾，也会鼓励错、支持错，那么如果这次支持我们这样做就是一个错误的话该怎么办？反正我们本来就怕‘当官的’，那还是不行动了吧！（这样，人民群众由于没有最坚实的后盾，他们前所未有的热情就取消了，进而继续被官官相护的变质势力压迫了。）”如果变质分子再加以宣传说：“你们懂什么？反正支持你们的力量所坚持的也不对、也有错。那么你们就各尽其职去吧，别管我！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数千年一直是当官的管不当官的！你算老几？”群众前所未有的敢于自觉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是热情还没充分鼓起来就被打下去，阵地最终丢失——这才是最危险的！
先最大限度地让群众有自觉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热情，从没有这样的行动热情到有了这样的热情行动，这是“1”；之后，在群众已经行动起来的情况下，再想办法引导群众获得更正确认识，则是“1”之后的“0”。
所以主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只有这样，才能抵制住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才能充分支持党和群众进行全社会性的反压迫、反腐朽力量的斗争实践，才能最大限度的打击极其强大的旧习惯势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反压迫的捍卫自己当家作主权力的热情。这是对压迫势力、腐朽势力做最大打击的革命铁拳！杀牛，就应该用牛刀，不能用鸡刀！
（3）根据实际情况引导群众向更高阶段进步
在尊重群众斗争热情同时，毛主席也没有放弃对认识问题加以纠正。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无产阶级的大规模民主实践和群众运动，虽然仅仅是谈了预防政权变质和支持毛主席所讲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当时群众对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是一样的。毛主席精准看出这些评价存在认识问题。于是，毛主席决定尊重群众斗争热情同时对林彪进行思想纠正。
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记记载: “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实际上林彪答应修改的这个讲话比布哈林曾经在《真理报》公开发表的修正主义文章要干净的多。毛主席眼光敏锐，所以极其精准的看出了其中的认识问题。——引者注。），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上，主席遵守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民主集中制纪律，既然中央多数通过要发的讲话，就批准下发；行动上，主席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和群众的热情同时纠正林彪的认识问题。这是毛主席天衣无缝的安排！
这里要说明的是，毛主席探索防修防变的实践，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中央核心层内部解决一个或几个机会主义者那么简单。对瞿李王的斗争、对高饶的斗争、对小农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分别采取了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又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一平二调”就解决了。这种方法，主席多次运用，再熟悉不过。但是，如果把这种方法套用在防修反修实践之中，是治标不治本的。上边干净了，下边还有吸血鬼之间的官官相护，群众照样难以充分实现当家作主。全社会性的实践探索，需要最大限度地冲破前所未有的三千多年封建主义官本位阻力、前所未有地调动群众敢于自己解放自己的热情。
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和马列是一致的。列宁说：“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通告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适时的起义（因当时群众对形势的唯心的估量。——引者注。），但当起义还是发生了的时候（1871 年），马克思却十分喜悦欢迎群众‘冲天’的革命首创精神（也就是前所未有的法国人民群众自觉反抗压迫的热情。——引者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列宁：《卡尔.马克思》）
当群众已经充分调动起了自觉捍卫自己当家作主权力、打破变质干部之间“官官相护”的热情（这是“1”，是“从无到有”），真的充分的自觉起来并有了一定成绩之后，主席也对群众做了科学、及时的引导（这是“1”后面的“0”）。所以，毛主席阅准备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的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时候，看到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毛主席明确提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66年，七十三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当群众敢于主动起来为了捍卫自己当家作主权力而斗争了，主席就开始逐渐引导群众用更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来捍卫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了。这也可见当时主席对斗争环节有很精准的把握。
这里也可见毛主席掌握着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群众起来之前，毛主席对他们的过火热情表示尊重和支持；群众起来之后，毛主席决定减少“钟馗”的作用、纠正群众的认识问题，向群众表达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每句话做行动准则，告诉他们只能遵循正确的领导，必须抵制错误的领导。毛主席很精准的强调，群众的这一认识问题如果不纠正，就会产生对他自己的盲目服从。这是这一认识问题带来的唯一消极影响。所以，毛主席在群众已经有了一定的空前自觉捍卫自己当家做主权利的热情之后，就第一时间引导群众克服这一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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