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李庆西老师的《岁月磨砺的鲁迅两种“全编”》一文。在学术研究中，全集的编辑尤见功力，而作为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选本、全集以及总共二百余万字的注释则呈现了几代研究者数十年的学术成果。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出了钱理群、王得后老师编纂的《鲁迅散文全编》和《鲁迅杂文全编》。两本全编不仅倾注了两位老师研读鲁迅的独家心解，亦饱含编者心中热枕的读者意识。作为两本全编的注释者，李庆西老师回顾了参与策划编辑鲁迅文集的过程，以及在编辑工作中与钱理群、王得后两位老师的交往。李老师坚信这两本耗费编者诸多心血的全编将是能够传世的本子，而从第一种鲁迅作品全编问世至今的三十余年里，鲁迅作品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愈益产生巨大影响，也展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努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鲁迅著作出版形式比较单调，市面上流通的只是《鲁迅全集》和《坟》《热风》《呐喊》《彷徨》等各个单集，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发行。其实，按一九九〇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著作权法》，鲁迅著作版权自一九八七年开始就进入了公共领域。当时我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与黄育海兄商议：鉴于上述出版现状，我们应将鲁迅著作纳入本社出版计划。我们想到的是，仅以全集和单集形式出版鲁迅作品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有很大差距。首先，不妨考虑以“全编”形式分类辑纂出版鲁迅的各体创作（小说、散文、杂文等），作为向非专业读者提供的普及性读本。育海兄时任本社副总编辑，主抓一套“现代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丛书，很快将鲁迅的几种全编提上出版日程。
于是，我邀约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联手编纂《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散文全编》，当时他们尚在中壮年，已是学界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我注意到，《著作权法》于一九九一年起正式实施，本社的这两种鲁迅全编正好就在这一年出版。之后，我又邀约得后先生编纂《鲁迅杂文全编》（两卷本），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从那时起，因为鲁迅，我与钱、王两位前辈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出版鲁迅作品，虽说原著已无版权限制，但人文版鲁迅著作的注释（主要见诸《鲁迅全集》）属于该社的知识产权，我们无权使用。而既然是普及性质的读本，我们的鲁迅各体全编亦须是注释本（针对冷僻语词、典故、专有名词及历史事件等），尽可能为读者提供阅读方便。我在做小说和散文全编时，专门请人另做注释。杂文全编篇幅最巨，注释相当多，涉及的问题亦较复杂，许多地方需要联系鲁迅文章语境去理解，须不时请教得后先生。考虑到彼此沟通方便，我只能自己承担注释工作。一方面做责任编辑，一方面写注释条目，前后大概费时一年。最后注释文稿请得后先生审定，好在他还满意。
鲁迅三种全编出版后，我和育海兄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就是重新编纂《鲁迅全集》。此议曾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两度启动，均未果。后一次育海兄已往浙江人民出版社履职，在他的坚持之下，上级有关部门允将全集规模缩减为一套六卷本的《新版鲁迅杂文集》，得后先生和我都参加了那个六卷本的编注工作。
再度与得后先生合作是在二〇〇五年，其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拟出鲁迅小说、散文、杂文全编。小说请林贤治先生操觚，散文仍由钱理群担纲，杂文还是王得后编，我作注。这回的注释并非径取原浙江文艺版全编，半数以上条目都是重写，且有增删，亦费事经年。
这一次，钱、王两位先生的编纂方式作了很大调整，采用更明晰的文体分类，逐篇厘定散文与杂文的分际。过去讲鲁迅散文主要就是《野草》和《朝花夕拾》这两个集子，其实《坟》《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杂文集的集子本来就夹有不少散文作品。鲁迅自己编集大多采取编年原则，并不细分文体。分类和编年自是各有优长，鲁迅的说法是“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且介亭杂文〉序言》）。“全编”纂集思路本身以文体分类，就是为了适应现时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乃着眼于全民阅读，而需要做研究的专业读者使用按编年收录原集的《鲁迅全集》自然更为有利。
如何将鲁迅杂文集中的散文分离出来？钱先生和王先生辨识文体的具体标准并无特别之处，就是将偏于叙事与抒情之作归于散文（包括融议论、叙事与抒情为一体的随笔），而偏于议论的则列入杂文（鲁迅将自己的杂文又称作“短评”）。但实际做起来则是一番沉潜反复的功夫。此中分际，他们在散文和杂文全编导言中各有交代。这回重新厘定，他们从《野草》《朝花夕拾》之外的各个集子中析出散文六十五篇，譬如，收在《坟》里边的《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收入《华盖集》的《“碰壁”之后》，《华盖集续编》的《送灶日漫笔》《记念刘和珍君》，《三闲集》的《在钟楼上》……鲁迅的这些名篇过去被收入各个杂文集中，现在按文体归入了散文全编。
钱先生将鲁迅散文编为四辑：朝花夕拾/野草/夜记：其他散文作品/南腔北调：演讲词。前两个是鲁迅自己编定的散文集，但从写作和成书时间上看，《野草》在《朝花夕拾》之前，钱先生为何将次序倒过来，大概是考虑到《朝花夕拾》的内容与自身关系密切，叙述语态亦贴近世间现实，而《野草》属于诗性散文，阅读理解自有一定难度。对读者而言，这是循序渐进的安排。后边一辑以“夜记”命名，拈出“夜”的意象，提示读者注意鲁迅擅于从黑暗中捕捉“爱”的闪光的特质，这一辑作品均由杂文集移入，数量也最多。压轴的十四篇演讲词亦是从杂文集中析出，称作“南腔北调”，意在强调鲁迅的谈话风，编者导言中专门分析了鲁迅面对公众言述的若干特点，这里毋须赘述。
在陕西师大版的杂文全编中，因为已将散文尽悉移出，成为一个真正的杂文读本。早先浙江文艺版的杂文全编采用编年体例，并未循从鲁迅杂文集的编排（鲁迅虽然大致按作成年月结集，但各集所收作品时间上往往互有交叉），亦是出于文体甄别的考虑。其实王先生早有区别归类的想法，只是最初那个版本中未能斟酌完善。这回整齐归一，王先生便将编纂体例改为以杂文集为单元，按原集出版次序排列，这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兼顾编年，实际上与钱先生的思路亦庶几相近。本编作上下二册，按鲁迅的十六个杂文集，外加集外杂文，分为十七辑。编者导言中对鲁迅杂文的思想特点与艺术性质做了深刻的讨论，是王先生毕生的体会，相信对阅读理解大有裨益。
陕西师大版三种全编于二〇〇六年出版。同年，得后先生邀我与他合作编注《鲁迅杂文基础读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应邀给台北人间出版社编选《鲁迅精要读本》（两卷本），其中亦采用了我做的注释。这些年来能与自己尊崇的学者一再合作，其间有幸获得前辈指教，对于我本人亦是难得的学术训练。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出《鲁迅散文全编》《鲁迅杂文全编》，采用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编纂的本子，自然是一种经典化的出版方略。事实证明，他们是各种鲁迅读本最具权威性的编纂者，尤其散文、杂文这两个全编，我相信是能够传世的本子。
多年来，两位先生为编纂出版鲁迅著作花费许多心血，在伏案斟酌别裁之中，不但倾注了他们研读鲁迅的独家心解，亦饱含自己心中热忱的读者意识。两位先生的学术事业不必我来赞颂，这里只想说一句，他们为鲁迅编书，向来亦是作为自己的学术课题。多年辛勤积成这份成果，值得我辈格外珍重。
从第一种鲁迅作品全编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已有三十余年历史，我本人以绵薄之力参与其中，只是作为一个见证。而今目睹鲁迅作品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愈益产生巨大影响，不能不感到十分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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