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对这一说法，笔者并不赞同。
众所周知，宁都会议是毛主席倍受冷落的开始，也是中央红军遭受灾难的开始。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拒不接受毛主席正确建议的第五次反围剿历经整整一年的苦战惨遭失败，中央红军由10万大军减至8.6万人。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史称“湘江战役”。
这次战役，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其实，早在湘江战役前的"禾塘会议“上，当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作出“南北两路分别从道县和永明进入广西，分四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一带抢渡湘江”的军事决策时，毛主席就曾极力反对。
毛主席认为，大军进入两江（潇水和湘江）狭长地带是兵家之大忌，更何况蒋介石已经调重兵集结湘江沿岸各渡口布下了口袋阵，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因此，他反对红军过湘江，主张沿着湘江东岸北上，避开国民党的大队，伺机进入湘西，再与红二方面军会合。
遗憾的是，由于毛主席早被排挤在外，"三人团"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并一意孤行，最后导致中央红军喋血湘江。
湘江一役后，红军士气十分低沉，各种情绪滋生蔓延，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红军何去何从？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攻占了湖南怀化最南端的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原县城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
会议于当天下午5点多召开。会议现场六把椅子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是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六人的座椅，另一把椅子摆在一个角落，是给旁听的毛主席坐的。
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对此，坐在角落里的毛主席坚决反对，并与李德唇枪舌战，据理力争。
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早已察觉红军的行军意图，已经调集主力部队近20万人，在湘西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正等着红军往里钻。他反复强调湘西去不得，并建议避开国民党军的锋芒，西进贵州去创建新的根据地。
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最终，毛主席提出的转向方针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四人的赞成和支持。晚上7时30分，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下达了万万火急电令。
万万火急，是红军电令“急”、“万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四个等级中的最高等级。标注"万万火急"的军事电报，意味着非同寻常的重大军事决定，容不得半点等待和停留，已经十分危急了，必须马上执行。
万万火急电令发出的第二天清晨，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避开了敌人布下重兵的包围圈，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毛主席西进贵州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鉴于形势，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
《红军长征史》写道：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写道：“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转向，按李德的原定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必将全军覆没，而一旦中央红军没了，其他红军很快就会被蒋介石剿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黑暗中摸索的机会。
事实证明，只有按毛主席的方针办，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胜利。
中国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
实践证明，凡是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建设、改革就胜利、就成功、就顺利、就前进、就发展；凡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建设、改革就会走弯路、就倒退、受挫折，遭失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
所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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