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也恰好看到隔壁307发了b站up主公民伯里克利的文章，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访谈。对事不对人的说，不论怎么想，现在有人能针对一个特定的话题花大心思做研究和传播，都是好事。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晚上瞎看的文献。
本号的老读者应该知道，我其实也一直是有关注合作经济和工人自治相关的内容的。早些时候和一些朋友翻译过《人民的酒店》，后来这本书被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的编辑老师签走了，其实也算是意外之喜吧。读者朋友们也很热心，书还没出版就把豆瓣条目挂上了。
豆瓣读者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现在这本书还保持9.1的评分，实在很不容易。希望这本书能顺利出版吧！
本来周四是考虑去田野点看房的，不过恰逢台风又光临上海了，所以不能成行。窝在宿舍看了一篇《人民的酒店》Sobering和另一位合合写的论文，论文是23年出版的，叫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 Comparison of Two Worker-Recuperated Businesse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针对合作经济案例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其实不太多，进行比较研究的就更少了。
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是比较简单的：什么样的合作社可以生存下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巴乌恩酒店（《人民的酒店》讲的那个酒店）和FORJA San Martin（以下简称FORJA工厂，这个合作社也大有来头，纪录片《工人当家》讲的就是这个厂的故事）。
两位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巴乌恩搞得比较成功，但是FORJA就搞得不太行？
作为成功案例的巴乌恩（BAUEN）合作社
鲍恩酒店（Hotel Bauen）最初是为1978年世界杯而建的豪华酒店，随后由于管理不善和阿根廷更广泛的经济危机，酒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到2001年，私营业主Bauen S.A. 宣布破产，使70名员工在工资被拖欠的状态下失去了工作。许多员工已经在酒店工作了数十年，他们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发起了一次占领行动，这一大胆的反抗行为标志着他们创建工人所有制合作社的旅程的开始。
当然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工人占厂本身并不是自发爆发的，而是经过进行策划，制定了明确战略的行动。在世纪之交，阿根廷爆发过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许多企业工人面临着和鲍恩酒店工人一样的境遇。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企业复兴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 de Empresas Recuperadas，简称MNER）在阿根廷迅速崛起。这一运动向当时鲍恩酒店的工人派遣了活动家，并帮他们建立起来基本的组织协作机构。这成为了后续占厂自治，建立巴乌恩合作社的重要基础。另外，巴乌恩社员与当地社区以及社会运动建立了联盟。因为当时的工人积极分子明白，要想让传统企业向合作社的转型变得更加成功，他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在巴乌恩案例当中，MNER的活动家在提供法律和组织指导、驾驭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以及协助必要的沟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人们与MNER（一个完善且有影响力的组织）的战略联盟为他们的占领运动与合作社带来了信誉，并立即获得了资源和专业知识。
另外，鲍恩酒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这为其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其能够直接与重要的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动。他们依托这一优势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网络，这对于确保重要的资源和法律认可至关重要。合作社巧妙地利用其地理位置举办各种活动，将酒店改造成社区活动、社交聚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枢纽。这种包容性的方法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社区联系，也增强了合作社的合法性和公众支持。
在内部，巴乌恩合作社采用了一种参与式且相对平等的结构。虽然仍然存在明确的分工（客房服务、接待、管理等），但鼓励员工跨部门协作，从而增强了所有权和集体责任感。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定期召开的全体会议允许员工直接参与，从而培养了强烈的共同目标感和团结精神。
巴乌恩合作社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内部因素；积极主动的战略性网络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争取酒店的征用过程中，与众多政治人物、社会运动和社区团体建立了强大的联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酒店转型为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心，为社会运动和文化活动提供了空间，这一转型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的社会联系，并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巩固了其地位。
FORJA工厂为什么没有那么成功？
FORJA工厂的故事与巴乌恩酒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FORJA最初作为一家金属加工厂取得了成功，但管理不善、经济不稳定和缺乏有效的工会代表最终导致其在2001年关闭。随后的工人占领和创建工人合作社的尝试受到了严重挫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外部联系，也未能在内部建立有效的民主自治框架。
从一开始，FORJA的工人领导的占领行动就面临着内部冲突。在熟练工人（模具工）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存在着预先存在的等级森严的结构，这种差异即使在占领之后也依然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结构，加上不同工人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阻碍了集体决策。无法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谈判时形成统一战线，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与巴乌恩酒店从占领行动开始就与MNER进行战略合作不同，FORJA缺乏类似的强大外部组织支持。缺乏一个完善且经验丰富的组织在自治的起步阶段指导他们，严重限制了他们驾驭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环境的能力。
这家工厂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个工人社区，其地理位置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偏远的位置严重限制了工厂的知名度和便利性，阻碍了其建立强大的政治网络。不同于位于市中心的巴乌恩合作社，FORJA很难与那些能够提供重要支持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偏远的位置使得工人更难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阻碍了他们获得资源和争取法律认可的努力。此外，更为偏远的位置限制了他们培养更广泛的社区支持和增强其合法性的能力。
FORJA与巴乌恩酒店在政治网络建设方面的做法大相径庭。虽然他们最初与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建立了一些联系，但这些联系往往是暂时的，并带有谨慎的态度，从而阻碍了他们获得重要的政治支持。工人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这种谨慎的做法，造成了分裂，并阻碍了建立强大、合作的政治关系。未能与政治行为者进行持续而有效的接触严重限制了他们争取工厂征用和获得重要财政资源的能力。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加上内部分歧以及获得更广泛的社区和社会支持的途径有限，为FORJA工厂的实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合作社的定位与难题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两位认为，FORJA工厂和巴乌恩合作社之间的核心区别主要有两点：能够消弭冲突，建构平等的民主机制，与外部社区与社会运动的联系。当然，进一步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本身的结果，而后者和地理位置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其实这个比较研究算不得好的研究，你用两个案例解释两个变量的话，控制变量做得是不好的，所以也很难说这篇文章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
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研究对象，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另外，文章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有意思的。第一个是基于合作社的政治联系与政治定位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合作经济本身就有价值，那它的价值应该被如何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更加倾向于认为，相较于讨论合作经济或工人自治在市场效率方面的优劣（当然合作社当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更有价值的思路是，如何把合作经济纳入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议程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并在全新的语境下讨论合作社的定位。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下，合作社的价值才能被有效发掘。
第二个其实是更加技术性的问题。巴乌恩和FORJA在建设民主机制方面的不同结果，其实和两个行业本身的特征有关。巴乌恩合作社的工人之所以可以实现轮岗，是因为酒店服务业的工作，一个工人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基本上也就可以上手了。换句话说，巴乌恩合作社的运营当中，不存在那种非常“不可替代”的工种。
但是FORJA工厂内存在着需要技术的模具工，这块的技术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掌握。从生产组织的角度上说，在FORJA内部实施轮岗，除了触动既定利益集团之外，也会遇到一些客观的困难。在当代各行各业的生产组织当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以互联网企业为例：假如今天某个互联网大厂突然自治了，员工要搞轮岗。可能产品，运营，管理，战略等等的岗位，你干上几个月，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但是你要轮算法工程师的岗，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现实当中，让互联网企业的算法工程师接受他和其他岗位的员工相同的地位，也基本不可能。
遇到强者的时候，轮岗就比较困难
要实现合作社的伦理理想，这个问题恐怕是一个现实且艰难的问题。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无论是作为合作社社员，还是作为工会运动的参与者，乃至单纯作为一个个体劳动者，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或企业的运行逻辑都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真是一件累人的事
在《人民的酒店》序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民主实践并不只是关乎一系列制度、规章和机制，它更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是塑造和维持一种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对于如何在集体中存在和行动、如何与他人及自身相处的探索。不管是一家企业、一个工会，还是机构、志愿者团体乃至学生社团，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复调适，需要不断的交流、相互理解与集体思考，以及“琐碎”、日常但艰巨的情感劳动。
写序言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感叹过，民主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在一个缺乏民主的集体生活当中构建民主实践，往往都需要民主原则的推动者付出极大的精力。不过，对于试图身体力行的构建民主，而非仅仅从外部评判一个实体是否符合民主/平等/社会主义原则的行动者来说，一个恰恰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我们希望通过民主来处理哪些问题？
在合作社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产业民主？在具体的生产组织与企业管理的层面，民主实践的机制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场合被使用？如果我们要考察一个具体的民主实践，无论是胖东来的“民主评议”，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职代会框架下的职工民主，我们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一些决策可以被允许由民主机制决定，另一些则不行？对于一般的劳动者来说，大家又希望在哪些问题上进行民主决策？民主机制的维系与扩张，往往也必须依赖于这些更加微观、具体的博弈。
大家如果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可以翻一翻《半主权的人民》这本书。不是说他的研究做的多好，但是他的视角和思路，还是有许多启发性的。
参考文献：Sobering, K., & Lapegna, P. (2023).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A Comparison of Two Worker-Recuperated Businesse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Social Problems, 70(1), 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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