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公社”，我不敢妄议，我担心自己的一孔之见，会引起一些人的心理不适。就我个人而言，大半生为人和善，不愿意得罪什么人。所以对这件事只能说说，聊聊，漫无目的，说到哪算哪。
小时候上学，读史书有“巴黎公社”一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对这个词语感到很亲切，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又听说新中国“人民公社”的发端，始于新乡市七里营，当时虽然没有去过当地，但也感到亲近。
据说，全国性推广“人民公社”是源于伟人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农村把乡镇建制都改为“公社”。
至于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跟其实用效果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和追求而已。叫“爱国”的人不一定爱国，叫“建设”的人说不定是搞破坏的。
可是，我这就想不通了，伟人去世后，有人迫不及待得改掉“公社”这个名字，回到原来的“乡镇”，随之而来的是，“人民”两个字也抹去了。我说过，名字不算什么，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随你怎么叫都行。
“人民公社”离开百姓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姓中间，悄悄滋生了一股浓浓的怀念，文化界曾经把它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扭扭捏捏地，时不时地提上几句，似乎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是一个能说话，能写一点文字的小人物，人微言轻，但我也想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的时光，说说“人民公社”那些事。
伟人去世前，我年龄还小，大人世界里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清楚的。1977年，我上初中，教室是村里刚刚修建的二层楼房，钢筋混凝土结构，一溜十几间房，每个教室是三间，大玻璃窗，西式门，教室里的桌子是整齐的水泥板。
那时候，学习生活是一种乐趣，包括上课、唱歌和劳动。那年，在新教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公社是棵常青藤”，歌词大约是这样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学校有“实验田”，面积大约有二三亩的样子，每星期我们要到这里劳动两次，几十个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成一排，大家高举锄头，唱着歌儿刨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绳子拉耙。我体质孱弱，没有被选上拉耙，得生很长时间的气。
冬天，学校贯彻伟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办起了校办工厂，有“棕垫厂”，我们的任务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在校园特定的区域，撕棕片，再让专人制作棕垫，一般都卖给城市的招待所。还有一个蜡烛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作坊。这里需要人很少，老师总是挑选班干部，或者一些积极分子。
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被选上，我非常懊恼。于是，我就干脆自己跑去了，老师见我眼巴巴的样子，就给我一个活儿，让我拿着一段冷凝管。我高兴地握着这段橡胶管子，一点也不敢放松。
我是1963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好像很多，我们生产队跟我一个年龄，并在一个班里上课的学生有七八个。小孩子多，成年劳动力少，有时候，队长就跑到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学生拉走。老师也不会阻止，我们也很高兴，“呼啦”一下，跟着队长就走了。我们的活儿一般也不累，比如春天种棉花，就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用水盆往地里泼水，因为种棉花不需要很大的墒情。
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喇叭，线路连接着公社和县里，只要有什么重要通知，公社书记，或者县里的干部，就可以直接在小喇叭里讲话了。平时小喇叭播放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农民家里，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装上这个小玩意，大家感到很高兴。
那时候，化肥和良种开始推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我家就父母两个劳力，七六年以前，每年的现金收入不超过50元，的确很紧张。但1977年，收入一下子提高到127元，粮食也吃不完。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上一个台阶，到生产队解体，短短几年时间内，几乎靠父亲一个人，家里盖上了五间红砖玻璃窗大瓦房。
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集体干活儿，谁家里有几口人，都什么情况，都是透明的。去菜园子分菜，菜农按照人口多少，把蔬菜分成若干份，一排一排排列好，几口人的人家，就去拿几口人的蔬菜。
有时候，谁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孩子，菜农不知道，没有给小家伙分菜，小哥哥小姐姐，拿着菜篮子，一路跑过去，大声喊着：“我家又添一口人——”
主管分菜的菜农，就会一声不响地再拿着杆秤给人家再添上一口人的菜。这样的事情，也不用向队长汇报，再由队长批准，只要吆喝一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邻里关系非常和睦，谁家有事，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上一声，大家云集而来，喊着号子，唱着歌儿，就把活儿给干了。谁家娶媳妇，或者殡葬老人，更是村里最热闹的事情，家里再忙，也会高高兴兴去帮忙。
晚上，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大家端着饭碗，讲究一点的人，还会再带上一个小碟子，咸菜上再滴两滴香油，再捏上一撮儿香菜，在大街两旁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到高兴的时候，半条街上，都是笑声。
谁家有吵架磨牙的事情，村“革委会”办公室就是调解矛盾的地方。一般来说，家长里短，入情入理，双方都会很满意的，没有仗势欺负人的现象。当然，那些膀大腰圆，身上有刺的人也不敢嚣张，因为他们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说这么多，跟“人民公社”有什么屁关系？当然有关系，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体制所形成的大环境，农民生活能改善得如此迅速吗？人与人之间能有如此和谐的社会关系吗？不是“人民公社”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会有如此昂扬向上的积极的精神状态吗？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村里刚刚修建的水泥路，拓宽取直，妥妥的好事，但一个小伙子，因为修路坏了他家的一小片麦子，他竟然挥起锄头，把刚刚修好的水泥路面毁坏掉。
当年的小孩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岁老人，几十年风风雨雨，只有一个感受，吃好穿好，吃饱穿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社会向前发展，这些问题多会迎刃而解的，但人心散了，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精气神了。
我怀念“人民公社”，并不是我想回到过去，而是在反思当下，什么事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会关乎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关乎到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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