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0日，地点是武汉东湖宾馆，当时大家正在准备召开八届六中全会。
这天上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被毛泽东叫到他的住所开座谈会，主题是讨论陈寿的名著《三国志》。
谈《三国志》，就很容易联想到《三国演义》。
读《三国演义》，可谓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从翩翩少年到古稀长者，从在校学子到国家领导，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兴趣毫无衰减，对其中的人物事迹、故事情节更是如数家珍。
在探讨的过程中，毛泽东时而把两书作着比较，时而例举某个人物或者描述某些细节，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几位书记被主席的博闻强记深深折服，听得十分入神，不时发出赞叹。
这时，李井泉插话说：“《三国演义》中那么多人物，那么多事件，我看完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的清楚。”
毛泽东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这两个方法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下面结合主席读《三国演义》的感悟，为大家一一道来。
一、用联系的方法去记忆
联系的方法是记忆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新的信息联想于已知事物。18世纪末的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就指出：“记忆主要依靠在材料各项之间建立联系。”
联系记忆的方法是有深刻的哲学和科学依据的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联系是普遍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
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联想，联想的作用就在于找到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联系。也就是说，大脑神经的一种主要机能就是在有关经验中建立联系。思维中的联想越活跃，经验的联系就越牢固。
所以，我们要找到某些关键点，可以通过这些点，与其他事物建立起联系，达成“闻一知十”的效用。
把一本书变成记忆的钩子
好的书籍，通过久久为功的努力，将其印刻在脑海中，就像在记忆之墙挂上了一个个钩子，其它的知识，就可以很容易地挂在上面。一条线，一大片。看似拙慢，其实是最省力的方式。
毛泽东是利用联系方法的大师，就《三国演义》这部书来说，他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联系其他事物的“记忆之钩”。
《三国演义》里有波澜壮阔的战争，有斗智斗勇的智谋，有此长彼消的竞争，有哲人叩问天地，有武人杀伐决断，有政治家纵横捭阖，有诗人吟诗怀古，有伟人彪炳史卷，有小人遗臭万年。真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熟烂于心，用起来几乎到了张口即出信手拈来的程度，著书立说，报告演讲，漫谈闲聊，都少不了联想到三国故事与人物。例如，毛泽东看到《三国演义》北方人刘备带领班子南下在西川建立一块复兴汉室“根据地”的情节时，就联想到陕甘宁边区的“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要团结一致建设好抗日根据地，并用这个故事，教导全党，以说明团结的重要。
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国演义》成为了一个知识交汇中心，所有的知识都在此交汇，现实与知识相互激荡，产生出智慧的火花。
二、学会当“评论员”
理解是更高一级的记忆行为，也是最有效的记忆方式。要有好的理解，就要当好“评论员”。
做好评论员，先要拿起笔
读书要有态度，要认真对待的意见，赞成什么，为什么赞成，反对什么，为什么反对，都要拿出自己有深度有层次的见解。“动笔墨”是徐特立教给毛泽东的一种读书方法，毛泽东用笔记录自己的态度和思想脉动。
古人说：“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善于读书的人，总是书不离手，手不离笔，手眼并用的。在毛泽东的求学期间，留下了许多笔记，包括听课的、自学的、随感等。例如一万多字的《讲堂录》，其内容范围宽广，涉及修身、处世、治学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见解独到、精辟议论。
“动笔墨”的习惯也延续到读《三国演义》中来。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写到：“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所有重大事件全在他的评说视野之内。曹魏集团的曹操、司马懿、郭嘉等；刘蜀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孙吴集团的孙权、周瑜等……几乎囊括了三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主要人物，他都有所品评，有的人甚至评价过数十次。
对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述，毛泽东也是很喜欢的，但他不是照单全收，尤其是对曹操的评价，他认为就是错的，所以一直极力为曹操“平反”。
做好评论员，要学会“质疑问难”
在长沙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毛泽东曾在给自己的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意思就是说毛泽东“近年来的进步，从书本里直接得到的少，从提出疑问以求解答中获得的多。”
作为“评论员”，就要学会在读书中“质疑问难”，这是获得真知的不二法门。
想当初，孩童时的毛泽东，在白天劳作时，一有空就在田边读书。有一天，在读《三国演义》时，他忽然意识到，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文臣、武将和书生，主人公里没有一个是农民。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中，后来他逐渐感悟到，小说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用种田的。
试问，《三国演义》流传百年，有谁问过主人公为什么没有农民？
唯毛泽东耳！
让农民翻身做主人，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和毛泽东心中最大的理想。而这些，不是书本告诉他的，而是他对书本的“质疑问难”时获得的。
做好评论员，要达到读书的深层次
在1957年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有一天毛泽东与郭沫若、翻译李越然等闲聊《三国演义》。毛泽东问李越然：“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俩人，哪一个更厉害？”
李越然虽然也读过《三国演义》，但从未曾想过这样的问题，只好羞愧地说：“主席，我对《三国演义》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不知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那可不行，对《三国演义》，要多看，起码看三遍。《三国演义》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
如果只对《三国演义》有一般的知识性了解，读过，但是没有深入思考，只是在脑海里建立了模糊的记忆。这种读书是“浅薄的”。如果对《三国演义》起码读三遍，能够对人物形象进行比较评论，能够挖掘出蕴含在战例中的战略战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有自己深层思考和独到见解。这种读书是“很深的”。
显然，毛泽东主张后者，也进行了身体力行的实践。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读《三国演义》是为了“消遣”，有的人读它是为了“看热闹”，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些都不是建设性的行为，除了短暂地愉悦一下自己的大脑，不会起到更有意义的效果。
我们应从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中受到启示，克服自己的不良读书习惯，养成求深知、求甚解的兴趣和意志，而这种习惯必将使你获益无穷。
总之，毛主席说的这两个方法看似简约，其实并不简单，要想获得深刻的记忆，我们深耕这两个方法就已足够。读书如此，其他事情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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