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寺庙的香火缭绕中，一群年轻人双手合十、闭目祈愿的身影，正成为当代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当“电子木鱼”“赛博烧香”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当法物流通处排起长队，这种看似复古的行为背后，实则蕴含着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中。市场经济的高速运转裹挟着当代青年：劳动异化使工作沦为生存手段，内卷竞争消磨着创造激情，高企的房价与流动的雇佣关系瓦解着生活确定性。当制度化保障难以抵御个体化风险时，超验世界便成为心理防线的最后堡垒。年轻人跪拜的不仅是佛像，更是对自身无力感的暂时消解——那些投入功德箱的硬币，实质是社会福利缺位的替代性补偿，香烛燃烧的烟雾里飘散着对系统性焦虑的无声叹息。
马克思将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但今天的信仰实践已深度重构。与祖先虔诚皈依不同，当代年轻人的宗教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功利性与工具理性。求签问卦多集中于升职、考学、姻缘等具体诉求，寺庙游常与网红打卡相互交织，开光手串成为新型社交货币。这种将信仰降格为“交易”的现象，暴露了市场逻辑对精神领域的殖民：当资本将一切人类活动纳入交换体系，连神明也难逃被定价的命运。更值得警惕的是，“灵性消费”产业链的繁荣，正在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体“福报不足”的自我归因，寺庙经济与短视频算法的合谋，让年轻人的批判能量消散在电子木鱼的敲击声中。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的文化工业机制，在此过程中悄然生效。资本权力通过制造“佛系”“躺平”等文化标签，既收编了青年的抵抗姿态，又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命运玄学。当加班过劳的程序员购买“程序员护体符”，当考研学生集体转发“上岸锦鲤”，个体的困境被神秘主义话语重新编码，系统性的剥削被淡化为个人修为的欠缺。这种去政治化的叙事策略，使压迫性结构获得了文化合理性的外衣，年轻人在祈求“改运”时，反而巩固了令他们不得不“求运”的秩序。
马克思主义从不满足于解释世界，其根本旨归在于改变世界。破解“拜佛热”背后的异化逻辑，需要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路径，并在实践中指向一个无需借助超验慰藉的、人的解放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国际歌》所昭示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真正的解放只能诞生于人对自身命运的主体性把握之中。毛主席曾对青年人说：“小时候我还跟母亲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磕头不如造反！”
寺庙檐角的风铃依然叮咚作响，但改变世界的力量从来不在缭绕的香火里，而在觉醒的个体与革命的实践中。当年轻人放下手中的签筒，转而紧握争取解放的旗帜时，那个无需向神明许愿的社会，才真正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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