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史的浩瀚长河中，企业的兴衰往往与道德选择紧密交织。范蠡“三散家财”的济世情怀，胡雪岩“红顶商人”的家国担当，中华商道素来将“义利并重”奉为圭臬。审视长和集团近年来的商业行为，囤地待机、规避监管、抛售核心资产等行为，不仅引发了公众对商业伦理的深刻反思，更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若资本如利刃般割裂道德，即便短期内筑起财富的高墙，也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道德沦丧的污点。这种损害民族利益、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点石成金的米达斯王，虽然拥有将万物化为黄金的神力，但最终因贪婪而自食其果，陷入绝境。
长和系在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操作堪称“技术性犯规”的谋取巨大利益的典范案例。2001年以7亿元获取北京姚家园地块时，楼面价仅1750元/平方米，却通过“分期开发”策略拖延二十年，最终以单价超10万元售出，地价涨幅逾50倍。“囤地—慢开发—高溢价”的模式绝非个别现象，成都南城都汇项目便是典型一例，自2004年取得土地后，历经十六年仅开发一半，转手之际，土地溢价竟高达267%。据最新报道，南城都汇项目八期预计将于近期复工，力保交楼。而重庆杨家山项目宣称投资120亿元，开发进度迟缓，但具体土地价值的最新数据未在参考资料中提及。此类操作虽以“规划调整”“政府未履约”为托辞，实则钻法律空子，将规则的缝隙拓宽为暴利之路，非但将土地红利私自囊括，还将高昂房价的重压冷酷地转嫁给无辜民众。这种商业策略与李嘉诚早年在塑胶行业危机时采取的“低于市价一半转让原料”的救助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资本膨胀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异化。
长和这种道德的异化，在中华传统商道璀璨的光辉下，犹如一抹刺眼的阴霾。商圣范蠡辅佐越王成就复国大业后，三聚三散家财，其“富行其德”之举树立了商界不朽丰碑；清末胡雪岩斥巨资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用商业力量浇筑国土完整的基石；抗战时期，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抢运战略物资，在日军轰炸中创造“中国敦刻尔克”奇迹。反观长和集团，其商业理念竟公然背离传统商德，令人咋舌：公摊面积、囤地模式等“创新”实质是利益攫取机制的精心设计；组织庞大律师团队专攻制度漏洞，将“合规”之名异化为“合法伤害权”之实一旦企业的智慧沦为钻营取巧的卑劣手段，商业的殿堂便沦为冷酷无情的零和博弈场，这恰恰验证了李嘉诚早年所警示的“处处挤压对手利润空间，终将陷入无人愿与之合作的孤家寡人境地”的深刻哲理。
长和这种价值扭曲在国家战略的决策层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美关税战正酣之际，长和集团宣布将旗下分布于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打包出售给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此举包括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要冲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一承载着全球6%贸易量的“海上咽喉”其控制权的更迭不仅危及中国的航运安全，更让美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筹码——历史早有先例：2016年美军以“反恐”为名进驻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实为监控中远海运投资的核心枢纽。更值得警惕的是，交易背后若隐若现的军工利益链：小道消息称收购资金部分源自刚获得五角大楼120亿美元订单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种商业行为已越过企业伦理底线，触碰国家安全红线。正如法学教授傅健慈所言：“港口属战略基础设施，纯商业逻辑不能凌驾法律义务之上”。
究其根源，这种价值取向的根源可追溯至1979年以“蛇吞象”之势收购和记黄埔的历史事件之中。依靠汇丰银行无息贷款完成世纪并购的模式，虽缔造了商业传奇，却也悄然间，重利轻义的种子被深深埋下。当李嘉诚自诩为“纯粹商人”并宣称“勿以空洞的道德标尺衡量我”之际，他实际上是将商业伦理片面地简化为功利主义那冰冷而无情的计算。这种思维在全球化退潮期显露出巨大风险：2025年出售港口时，面对中远海运350亿报价与美资180亿出价的悬殊差距，仍执意选择后者，暴露出资本无国界与企业公民责任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犹如多米诺骨牌，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寒蝉效应”，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商业生态的稳固基石：成都金融机构联合封杀囤地企业，多地被征土地闲置费；港口交易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双重审查，印证了“无德之利终将反噬”的商业铁律。
历史的镜鉴始终高悬：明代晋商以“以义制利”构建票号帝国，三百年间未见卷款逃逸；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践行“实业救国”，普惠大众教育与社会公益。当代企业中，华为“力出一孔”的分配哲学、胖东来以诚真担当重塑商业伦理的实践，都强有力地表明，道德非但不是盈利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是构建可持续价值生态体系的必要支撑。反观长和，若能终止争议交易，将囤地利润反哺保障房建设，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积极响应并优先服务于国家战略，完全有可能将危机转化为转机——毕竟，其基金会每年高达1亿美元的慈善投入，已经证明了商业资本向善转化的巨大潜力。
根据彭博社数据，2023年全球ESG投资规模已突破41万亿美元，商业文明正经历从“利润至上”到“价值共生”的深刻变革。企业若不能将道德情操锻造成发展基石，终将被时代浪潮吞没。当巴拿马港口的起重机升起星条旗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商业利益的流转，更应警醒于民族利益可能受到的侵蚀。毕竟，企业命运与国家前途从来血脉相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期间，不计个人安危，突破重重封锁，为国家输送了关键的战略物资，如黑铁皮等。他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商人的风险收益计算，更彰显了民族尊严的重量，这是无法用财务报表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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