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一生酷爱读书，但他坚决反对读死书。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做蛀书虫，要扩大视野，坚持阅读与思考现实的统一，在阅读中寻求、思考救国之路。
联系中国现实读书
李大钊认为那种钻到书堆里读死书的人，长久下去，就会变成蛀书虫。蛀书虫视野狭窄，只知唯书是从，而不懂得关心现实中的事情。
据李大钊的孩子回忆：“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不要光在课本上兜圈子， 你们也应该学着看一点课外读物， 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开阔开阔视野才好。’”
从李大钊对孩子们的话中可以明确地得出他的读书观，他读书是为了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死读书，读死书。
李大钊用现实主义的读书观教育他的孩子，而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与众不同的阅读方法，李大钊一步步成长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幼年读的也是中华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著作，后来，又潜心研究马克思著作。他始终坚持联系民族危机和中国的现实问题阅读。
离经叛道，潜心研读西方“政理”
李大钊幼丧父母，孤苦伶仃，靠祖父李如珍抚养。像当时大多数的中国孩子一样，李大钊幼年随祖父读的也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本，7岁读私塾时，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目的是为了应试科举。
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经济落后，政治制度专制腐败。在列强的侵略瓜分之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孔孟之道、四书五经显然已经无法拯救中国。
本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念，李大钊于1907年夏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改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在这里度过了6年的学习生活。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于1906年，该校以法律、政治为主课，另设英语、日语、历史、地理、写作等课程，是培养政法人才的专科学校。
在这里，李大钊接触到了大量的新知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西方“政理”，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同时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以及19世纪欧美宪政与民主的理论中，李大钊深受启发和影响，逐步形成了反封建专制制度、要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这个时期，李大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如《隐忧篇》、《暗杀与群德》、《原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欧洲各国选举制考》、《各国议员俸给考》等。这些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李大钊大量阅读后的思考成果，集中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标志着他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此外，李大钊还专门研究了明朝爱国志士朱舜水，先后发表了《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复景学钤君》三篇文章。李大钊不单是搞学术研究，他是要唤醒和鼓舞人民，继承朱舜水的爱国精神，“扬先生之光烈者”，把列强赶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政府，而与阴谋窃国者进行斗争。
读书之余，李大钊还写下了《筑声剑影楼纪丛》、《筑声剑影楼剩稿》、《筑声剑影楼诗》等一系列诗文，泣血陈辞，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其文章雄厚磅礴为全校之冠，与白坚武、郁嶷并称‘北洋三杰’”。
资料来源：学习时报转自中国民族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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