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这个探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对《水浒传》结局和梁山泊命运的观点与看法——毛主席认为《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上了招安，可以做反面教材，让人们都知道投降派的最终下场。毛主席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作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轻易地投降，搞修正主义，还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接受招安，是很不好的。其根源就在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终于是奴才”。
《水浒传》以朝政腐败，苍生垂死，奸人发迹起笔，金圣叹评曰--“盖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水浒传》以招安和梁山泊的悲惨覆亡结局，梁山泊的一帮好汉亡魂托梦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圣上，泣血诉冤也没有唤醒所谓的“圣明天聪”，好汉们反的“奸臣贼子”仅是受到一顿表演式的当庭斥责而已。剖心置腹，粉身碎骨，换来的只是一帮冷眼看客，如是而已。悲哀，皇帝和群僚是黑暗的共同制造者，奸生于昏，昏养于奸，在绝对的黑暗里幻想光明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危险。
在梁山一百零八将当中，宋江是一个值得细细研究的一人。坐上头把交椅的为是么偏偏是他？力主招安的为什么偏偏还是他？这与宋江独特的身份地位和其家世、经历、三观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一，宋江为人豪爽、仗义疏财，这为他赢得了底层、市井的赞誉，在那些最无力的人最无助的时刻予以最无私最不计回报的救助，还有什么比“及时雨”更能让人感恩戴德的呢？所以他具备了梁山泊“大哥”所需要的影响力和一定的群众基础再加之机缘他坐上了梁山头把交椅。
第二，生长于齐鲁大地，受圣人三纲五常，忠义孝悌的教化尤甚，那种所谓忠君、门楣理念也是融入基因里的。面对所谓“正朔”、“朝廷”时的愚忠、愚孝；畏葸犹豫，懦弱忍让，不敢彻底反抗，心存幻想流淌在他的血液里。
第三，宋江是郓城县衙的一名押司，隶属吏这一阶层，他们可以穿长衫，穿靴子，还可以享受免徭役的特权，如果足够幸运，熬个十年八载，靠个脸熟和关系说不定能混个芝麻官儿当当。因此，虽是一名不入流的小书吏，宋江对自己“体制内”身份的自得自可,可以说深入骨髓。可以想象的是，这种人一定也曾寒窗苦读，汲汲功名，可能屡试不中，无奈只得安于现状，论门第，卢俊义、柴进哪一个不比他强；论官职，呼延灼、戴宗哪个不比他大；论豪富即便前任晁盖也比他不差，可是越是这种阶层末梢的小吏，其革命彻底性往往越差。
第四，梁山泊有相当部分的人也持有“招安”的意图。以梁山泊智囊智多星吴用为代表，其实在“上梁山”的那一刻，他们就考虑“招安”的后路了。主要是这批人都是“纲常”入心的人，脸上的“金印”和“贼寇”的帽子是他们心里过不去的槛儿。妻儿老小、子孙后代、祖上名声是他们绕不开的心结。他们看不破的是--招安就一定能够得到“小红花”和善终吗？
梁山泊最终选择了招安这条路，一条死路，一条不归路。昔日因反抗苛政和腐朽朝政揭竿而起的水泊好汉最终都在忠义谎言和庙堂阴谋中灰飞烟灭，万劫不复。
说到底，梁山泊的败亡实质是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典型。这里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江仰望的“朝廷”和“皇权”的法理正确性问题，说句到底的话，历代王朝的政权哪一个不是靠“造反”取得的？皇帝轮流做，你方唱罢我登场，取得政权之后，以天命和民意为假借，安排规则、编织秩序，建立自身所谓的法理性和正确性。
宋王朝的起家，更不必说，在后周母弱子幼，呼吁周公辅弼，亟需良臣赞襄之际偷天换日，篡位代周。到后期，朝政黑暗，吏治腐败，横征暴敛，民生疾苦，这样的政权还“正确”吗？这样的朝廷还“合法”吗？但是，在强权自我粉饰的“正统”和“道法化身”的浸淫下，在其所建立的秩序在普天之下强行运转形成惯性的情况下，在实力极端悬殊下，在造反成本过高，成功几率很小的规律下，任何形式的反抗都带上了一种幻想和妥协色彩，他们不愿被其所处时代的所谓“道统和法理”宣判为叛逆或异类或“违法”“忤道”“犯科”者，会被泼上脏水，贴上不法不义的标签。总是天真地认为“鱼肉”能获得“刀俎”的同情，认个错，表个态就能免于斩杀。
其实，在他们刚开始“说不”，站起来反抗的那一刹那，统治阶级的杀心就已经不可更改，举起的屠刀迟早会落下。所以说，梁山泊，无数个梁山泊除了招安之外完全有条大路可走--那就是反抗到底，革命到底。也许他们不会赢得胜利但是会赢得尊重，最起码，下场不会比投降惨。
毛主席对直面黑暗和不公时的革命精神和反抗意识向来倍加推崇--“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盗跖庄僑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举霸王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这是历史的、唯物的、客观的真理，也是历史演进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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