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周恩来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主席与周恩来有一段对话：
毛主席：“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主席：“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历史证明，大凡开国者，对江山的来之不易有切身感受，对群众疾苦有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极为珍惜无数先烈用鲜血浇铸的人民江山。
从与周恩来的对话中看得出来，毛主席夺取政权后的心情并不轻松。他清楚记得在延安的窑洞里与黄炎培探讨历史周期律时，黄老先生发出的那句感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精通历史的毛主席深知这并非危言耸听，一个国家既可以快速兴旺，也可以快速衰亡。历史经验表明，在革命时期，因为胜利而骄傲，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就必然导致失败。取得政权后，如果骄傲，同样会脱离群众，高踞群众之上，这就势必追求享受，骄奢淫逸，这样也必然会葬送革命前途。闯王李自成的教训时刻在他的心里敲着警钟：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内不能形成“贵族阶层”，党员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
所以，他在东北视察时发现地方干部吃喝大讲排场，不由勃然大怒，骂道：“你们想当刘宗敏，我可不当李自成！”
毛主席深知特权思想的危害，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工人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官老爷破坏劳动纪律；一部分老干部为所欲为；管理人员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这里面的每一条，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都是致命的危害。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处于离心离德、纲纪废弛、官员为所欲为、上下尖锐对立的状态，那么，它还能维系下去吗？李自成，还有所有的农民军，不就是这样走向灭亡的吗？
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干部脱离群众，一生与特权思想做斗争，从“三大作风”到“两个务必”；从“三三制”到“鞍钢宪法”；从“整风”到“整党”，无不体现了他对特权作风的惩治力度。
毛泽东结合中国历史周期率和国际共运史的教训，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毛主席认为，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不能同人民分开。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特殊党员，领导与党员一样要遵纪守法。他说：“中国人民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
毛主席说：“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打掉官气。”
毛主席教育党员干部树立平民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从自身做起的。
“三年灾害”时期，老百姓吃不饱饭，毛主席听说后，立即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据卫士长李银桥介绍，毛主席曾经几天没吃粮食，7个月没吃一口肉。有时候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宋庆龄听说后，从上海赶来看望，并带来一兜螃蟹，可他坚持不吃。周总理多次劝他吃点肉，他不同意，坚决与人民共患难。
毛主席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不允许搞特殊。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主席让他脱掉制服，换上自己的粗布衣服去当农民，说是要上农民大学。女儿李讷上学，毛主席与其“约法三章”，不许坐公车，不许对别人讲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生活要自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要求李讷跟普通人一样忍饥挨饿。
他一再告诉他的家人，现在的天下，不是毛家的天下，而是人民的天下。在处理亲情方面，他坚持三个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主席，想让他在北京给安排个官职。毛主席回信拒绝道：”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
毛主席曾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主席始终要求党员干部摆正位置，走群众路线，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他非常关注干部与老百姓的待遇差别，曾明确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为此，1957年毛主席带头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去世也没改变。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规定干部下放参加农业、工业、交通等行业的劳动。要求下放干部要服从所下放的单位领导，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向工农群众学习，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
1958年在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讲话中，毛主席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并指出，“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的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20世纪60年代，毛大力主席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特殊化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1963 年 5 月，在杭州会议上，毛主席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成为生产能手。1964 年，毛主席强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主席在抵制特权思想的过程中，开展了多次干部整风运动，不断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集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的监督体系，对规范干部的工作作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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