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句俗语是中国传统社会对性工（娼妓）和戏剧演员的负面道德评价，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下阶级压迫与职业歧视的产物。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职业特性与生存逻辑
性工的“无情”：在封建社会和近代中国，性工多因贫困、压迫或人身依附关系被迫进入该行业。其职业特征要求她们在情感互动中保持经济理性（如以金钱交换服务、避免情感依附导致生存风险），这种“无情”本质是物质生存压力下的被迫选择，而非个人道德缺陷。社会将她们的生存策略污名化，掩盖了结构性压迫的根源。
演员的“无义”：传统戏曲演员（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常被视为“下九流”。其职业要求通过扮演不同角色满足观众需求，这种“角色抽离”被曲解为道德虚伪。实际上，“无义”的标签反映了封建社会对流动性职业（如江湖艺人）的排斥——其工作性质打破了小农经济下“安土重迁”的伦理规范，稳定性差的经济地位使其难以被纳入传统宗法伦理体系。
2. 阶级社会的道德批判：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化
封建道德本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对性工和演员的道德贬低，实质是将阶级压迫转化为道德批判：通过污名化底层职业，转移对剥削制度（如娼妓制度背后的性别压迫、艺人遭受的人身依附）的注意力，巩固“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
“情”与“义”被抽象为超阶级的伦理标准，但实践中却以是否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为尺度。例如，地主纳妾被视为“风雅”，而性工追求经济独立却被斥为“无情”；士大夫吟诗作赋是“才情”，戏子表演悲欢离合却是“虚情假意”。
3. 经济基础与文化权力的互动：被扭曲的“人性异化”
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被异化。性工和演员的“商品化”尤为显著：前者被迫将身体和情感作为商品出售，后者将表演才能剥离于自我身份。这种异化并非源于个人选择，而是私有制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主流文化将异化状态扭曲为道德问题，实则是为剥削关系辩护。例如，谴责妓女“无情”却无视其被剥夺生产资料（土地、织机等）后只能出卖身体的现实；指责戏子“无义”却掩盖戏班班主对演员的经济压榨。
4. 唯物史观的批判性重构
破除道德本质主义：道德评价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用“无情无义”概括特定群体，是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个人品质问题，属于唯心史观。
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结构：这句俗语的流传，反映了封建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对不稳定职业的恐惧，以及父权制对女性身体控制的焦虑。它既是底层内部相互歧视的产物，也是统治阶层“分而治之”策略的文化表现。
用唯物主义解读此语，并非为其辩护，而是揭露其背后的物质根源：它本质是阶级社会将经济压迫导致的异化状态，扭曲为对受害者的道德谴责。当代批判应指向废除滋生这种异化的社会条件（如阶级压迫、性别压迫），而非重复对边缘群体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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