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9日，科技日报社下属中国科技网发表题为《全球疟疾病例不降反升 青蒿素耐药成最大威胁》的署名文章，直指“青蒿素耐药”成全球疟疾病例上升的“最大威胁”。
文章提出：“近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世界疟疾报告2025》(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疟疾发病率与死亡率较2023年均有所上升，全年病例约2.82亿，增加了约900万例;死亡约61万例，增加了1.2万例。青蒿素耐药性正威胁全球疟疾防控进程，消除疟疾仍面临诸多挑战。”
此外，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的中国科学报(科学网)也于12月9日早些时候发表了题为《青蒿素耐药性正威胁全球疟疾防控进程》的文章，而文章文不对题，明显“标题党”。
这里中国科学报的文章用了“威胁全球疟疾防控进程”，科技日报文章标题强调是“全球疟疾病例不降反升”的“最大威胁”。
来源：WHO《世界疟疾报告2025》
翻开WHO《世界疟疾报告2025》不难看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报告前言中明确表示：
“In 2024,there were over 280million estimated cases of malaria globally and more than 600000 malaria-related deaths,a slight increase from the previous year.These increas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
请注意，最后一句：These increas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conflict and climate change.(这些增长集中在受冲突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怎么成了科技日报记者笔下的“青蒿素耐药”是全球抗疟“最大威胁”？
另外，前言还提到“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is the growing threat of antimalarial drug resistance.”直译过来是“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是抗疟药物耐药性的威胁日益严重”，后又进一步解释说：
“Partial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 has now been confirmed or is suspected in multiple countries across Africa, and there are early signs of declining efficacy of the drugs that are combined with artemisinin.”(目前已在非洲多个国家确认或疑似存在对青蒿素的部分抗药性现象，并且已出现早期迹象显示与青蒿素联合使用的药物疗效正在下降。)
请注意，这里说artemisinin(青蒿素)的部分抗药性现象，而且用的是“疑似存在”，跟青蒿素“联合使用”导致“药物疗效下降”。并没有强调“青蒿素耐药性”阻碍全球疟疾防控进程。也没有强调“抗疟药物耐药性”是全球抗疟的“最大威胁”，更何谈“青蒿素耐药性”了?
来源：WHO《世界疟疾报告2025》
更何况，报告提出的威胁因素还包括气候变化、资金不足等等重要原因，耐药性只是问题之一。
“阻碍”“威胁”这类字眼是凭空捏造?以此抹黑青蒿素抗疟成就?这篇《全球疟疾病例不降反升 青蒿素耐药成最大威胁》的新闻报道真的在解读报告吗?为何掐头去尾，避重就轻，说成“最大威胁”呢?!
有人说报告说的是“青蒿素耐药”，跟青蒿素无关。这里的话语体系就有意思了，就好比“美国苹果手机老出现黑屏”，我可没说你苹果手机有问题啊，只是手机屏幕不能用了，异曲同工。要么你想办法修正，要么开发新药物、新产品，居心何为？
这篇报道姑且放在一边，那就好好研究这个“青蒿素耐药”，到底是怎么来的？为啥要反反复复强调“青蒿素耐药”呢？
众所周知，耐药性现代医学面临的重要挑战，尤其在抗生素滥用背景下日益严重。耐药性（Drug Resistance），又称抗药性，是指微生物（如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或肿瘤细胞在反复接触某种药物后，逐渐对该药物产生抵抗能力，使得药物的疗效显著下降甚至完全失效的现象。
来源：WHO《世界疟疾报告2025》
报告提出的“抗疟药物耐药性”，特指疟原虫在反复接触抗疟药物后，通过遗传变异或生物适应，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甚至完全抵抗，导致药物无法有效清除感染、控制病情的现象。
“青蒿素耐药”直白的解释就是，青蒿素及其相关抗疟药物对治疗疟疾没用了，我要质疑你的疗效，中国提出的方案能不能抗疟了？
中国人都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并提取的自然药物，目前是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
疟疾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并且，《黄帝内经》等古籍中也总结了秦汉及其之前的人们对疟疾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肆虐，氯喹等传统抗疟药因耐药性失效，1967年中国启动“523项目”，旨在研发新型抗疟药物，屠呦呦团队加入并牵头中药筛选研究。团队从中医药典籍中筛选，最终聚焦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突破传统煎煮法的局限，意识到“低温提取”可能保留青蒿的抗疟活性成分。
1971年，团队采用乙醚低温提取法，从黄花蒿中分离出抗疟活性单体;1972年，正式命名该晶体为“青蒿素”，并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其强效抗疟效果。最早的临床试验是在1972年8—10月在海南省(21例)和北京市(9例)进行的，用的是菊科艾属植物黄花蒿的乙醚提取物，治疗效果均有统计学意义。后来开始了黄花蒿乙醚提取物的纯化，1972年11月，科研人员从提取物中分离出一种有效的抗疟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后来被命名为青蒿素，其化学结构是一种倍半萜内酯类过氧化物，分子式为C15H22O5，相对分子质量为282.34。——援引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感染病：真相与误区》。
1973年起，青蒿素在海南、云南等疟疾高发区开展临床试验，证实对恶性疟、间日疟均有显著疗效，尤其对耐药疟原虫效果突出。青蒿素是继奎宁之后治疗疟疾的第二种天然产物，具有迅速、高效的抗疟特点。
1979年，青蒿素抗疟成果正式公布;后续团队进一步研发出“青蒿素类复方疗法“（国际简称：ACT），成为全球抗疟首选方案，2015年屠呦呦因该发现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发现攻克了耐药性疟疾的难题，拯救了全球数千万人生命，也为中医药现代化、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结合提供了经典范例。
实际上，历年《世界疟疾报告》中，也重申中国“青蒿素类复方疗法”（ACT）仍作为抗疟核心药物的重要基础。
当然，近些年也反复提及“青蒿素耐药性”。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连续多年在报告中，反复提及“青蒿素耐药性”相关研究，屠呦呦团队也在积极应对解决办法。
如果梳理“青蒿素耐药性”的时间线，最早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其核心是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的敏感性下降，表现为治疗后寄生虫清除延迟，后续WHO进一步将其规范为“青蒿素部分耐药”，以区分“完全耐药”。
一、青蒿素耐药性的“提出”：21世纪初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重大发现
青蒿素耐药性的认知源于临床疗效异常观察→实验室机制验证→WHO权威定义的递进过程。
21世纪初，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医生确实首次观察到青蒿素类药物治疗后疟原虫清除速度变慢，超过3天未清除的现象。
这一现象最早于2001年在柬埔寨、泰国和缅甸边境地区被医生发现，表现为接受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的恶性疟疾病人，体内疟原虫清除时间明显延长，超过了正常的1-2天，部分患者甚至超过3天仍未清除。
这些患者在接受标准青蒿素类药物治疗后，疟原虫清除速度明显减慢，与以往的治疗效果截然不同。这一现象引起了当地医生的警觉，随后被报告给国际疟疾研究专家，特别是牛津大学临床研究单位(OUCRU) 的Nick White和François Nosten等疟疾研究权威。
研究人员对2001-2010年间该地区3202例恶性疟患者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青蒿素治疗后的疟原虫清除延迟现象在这一地区呈逐渐增多趋势。
2003-2004年，在泰国、柬埔寨边界首次出现“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 ”耐药性的明确案例报告，这标志着青蒿素耐药性问题正式进入全球视野。
2005年，在柬埔寨西部首次科学确认了疟原虫对青蒿素的抗药性，并证实这种抗药性与疟原虫kelch13 (K13) 基因的突变有关。
随后，这种青蒿素耐药性现象迅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扩散：柬埔寨(2001年最早观察，2005年正式确认);泰国(2003-2004年首次报告耐药案例);缅甸(随后几年内被发现);老挝、越南和中国云南省(2000年代中后期陆续发现)。
这种抗药性的特征是“延迟清除表型”(Delayed Clearance Phenotype, DCP)，表现为：标准3天青蒿素治疗后，疟原虫清除时间延长(超过3天);疟原虫清除半衰期明显延长(从正常的2-3小时延长到5小时以上)，治疗后复发率增加。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正式确认青蒿素抗药性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存在，并发出警报。
二、WHO首次全球预警青蒿素耐药性：金边紧急会议
2013年4月24-25日，世界防治疟疾日前夕，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正式确认：大湄公河次区域（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存在青蒿素类药物治疗响应异常（即疟原虫清除延迟现象）。
并正式宣布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启动《紧急应对青蒿素耐药性框架(2013-2015)》，这是全球首个针对青蒿素耐药性的官方紧急预警。
2008年，WHO前任总干事陈冯富珍曾表示在柬泰边境发现 "疑似青蒿素耐药性证据"，但当时未正式确认。2010年，WHO在《世界疟疾报告》中提及将与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共同发布遏制青蒿素耐药的全球计划，但尚未正式启动紧急响应。2011-2013年间，多国研究证实青蒿素耐药性已在柬埔寨西部、缅甸、泰国和越南等地区广泛存在。
直到2013年金边发布会正式确认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已发现疟原虫对青蒿素的耐药问题，宣布启动区域紧急响应框架，包括加强监测、调整治疗方案、开展耐药性研究等。
明确指出青蒿素是全球抗击疟疾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耐药性对全球疟疾防控构成“严重威胁”。此事件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国际社会对青蒿素耐药性问题的高度关注。2013年5月，WHO第66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将青蒿素耐药性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议题。
三、青蒿素耐药性研究权威报告WHO的表述演变
1.青蒿素耐药的起源与早期认识(2000-2009)
(1)首次发现与初步关注(2001-2004)。2001年，首次在柬埔寨-泰国边境报告青蒿素治疗后疟原虫清除延迟现象，成为青蒿素耐药的首个临床证据。2004年，WHO《世界疟疾报告》首次明确提及青蒿素耐药问题，指出柬埔寨西部和泰国西部出现“青蒿素治疗清除疟原虫延迟”现象。将耐药描述为“治疗延迟”，尚未正式定义为“耐药性”，仅作为区域性问题提及。
(2)耐药性确认与传播预警(2005-2009)。2005年WHO发布《全球抗疟药物敏感性监测报告(1996-2004)》，确认柬埔寨、泰国、缅甸和越南出现青蒿素敏感性下降;2006年，WHO《世界疟疾报告》强调：“使用青蒿素单一疗法会导致耐药性扩散，直接威胁青蒿素联合疗法(ACT)的有效性”。2007年，WHO《世界疟疾报告》指出耐药已在柬埔寨西部扩散，青蒿素复合疗法对30%的疟疾病例失效，首次将其定位为“全球疟疾控制的潜在威胁”;2009年，WHO《世界疟疾报告》明确警告：“大湄公河次区域已确认出现青蒿素耐药，若不采取紧急措施，可能导致全球抗疟成果逆转”。
2.耐药性定义与全球警报(2010-2015)
(1)耐药定义正式确立(2010-2012)。2010年，WHO《世界疟疾报告》首次将青蒿素耐药定义为：“青蒿素治疗后，疟原虫清除半衰期≥5小时”的现象，明确区分“敏感性降低”与“耐药性”。
(2)耐药性全球警报(2013-2015)。2013年，WHO《世界疟疾报告》将青蒿素耐药提升为“全球疟疾控制的重大威胁”，指出：“在东南亚有四个国家(柬埔寨、泰国、缅甸、越南)已确认青蒿素耐药，至少64个国家存在杀虫剂耐药问题”。“新出现的寄生虫对青蒿素的耐药性也对抗击疟疾方面的进展构成了威胁。而青蒿素是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的核心组成部分”。
2015年《世界疟疾报告》明确定义：“青蒿素耐药性是指疟原虫在青蒿素或ACT治疗后清除延迟(半衰期≥5小时)的现象，与K13基因的'推进器区域'突变密切相关。”同年WHO通过决议，将青蒿素耐药列为全球卫生重点，强调“青蒿素耐药已成为全球疟疾消除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3.耐药性全球扩散与防控升级(2016-2020)
(1)非洲首次确认青蒿素耐药(2016-2018)。2016年WHO《世界疟疾报告》警告：“青蒿素耐药正从东南亚向非洲扩散，已在非洲多国监测到K13突变基因”。2017年WHO《世界疟疾报告》正式确认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出现青蒿素部分耐药，指出：“非洲首次发现青蒿素耐药，标志着全球抗疟进入新阶段”。将耐药表述为“部分耐药性(partial resistance)”，强调“目前尚无对青蒿素'完全耐药'的报告”，耐药机制仅影响疟原虫发育的环状体阶段。
(2)全球防控战略调整(2018-2020)。2018年WHO《世界疟疾报告》明确将青蒿素耐药定位为“全球疟疾消除的最大技术挑战之一”，但强调它是“系统性脆弱性的表现而非唯一原因”。2019年WHO《世界疟疾报告》详细描述耐药机制：“青蒿素耐药主要表现为疟原虫对青蒿素敏感性下降，导致清除延迟。过去用药50小时左右疟原虫即被全部清除，现在用药72小时后仍有虫存在”。2020年《世界疟疾报告》强调：“青蒿素耐药与联用药物(如哌喹、甲氟喹)的交叉耐药，导致东南亚部分地区ACT治疗失败率高达35-45%”。
4.当前态势与战略定位(2021-2025)
(1)耐药全球态势评估(2021-2023)。2021年WHO《世界疟疾报告》确认至少8个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苏丹和赞比亚)已证实或怀疑存在青蒿素部分耐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青蒿素部分耐药相关的PfKelch13突变已达到高度流行;而在非洲，青蒿素部分耐药的出现引发了对类似东南亚情况的担忧”。
来源：WHO《世界疟疾报告2023》
(2)最新战略定位(2024-2025)。2025年WHO《世界疟疾报告》明确表述：“青蒿素耐药是疟疾防控的重要技术挑战，但绝非最大威胁。全球疟疾病例回升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系统性脆弱性'结果，包括资金不足、卫生系统薄弱、气候变化和冲突等”。报告特别强调，抗疟疾药物的耐药性(包括青蒿素耐药)是阻碍实现疟疾消除目标的重要挑战之一，但它是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孤立威胁"。2025年报告提出：“强化双氢青蒿素哌喹片作为恶性疟首选方案(耐药率控制在5%以下)，同时更新蒿甲醚-本芴醇为儿童及孕妇的标准化剂型”。
从WHO历年《世界疟疾报告》对“青蒿素耐药”表述的演变特征不难看出：2016至今，报告进一步区分了“部分耐药“与“完全耐药”，强调前者为疟原虫对青蒿素敏感性下降，但非完全失效。
WHO历年《世界疟疾报告》对“青蒿素耐药”的威胁定位也在发生转变：2004-2012，区域性问题→全球潜在威胁;2013-2018全球重大威胁→最大技术挑战;2019-2025重要技术挑战(但非唯一/最大威胁)，强调其与其他因素的系统性关联。
WHO对青蒿素耐药的认识经历了从”区域性治疗问题”到“全球技术挑战“，再到“系统性脆弱性表现”的战略定位转变。最新报告明确指出：青蒿素耐药是疟疾防控的重要技术挑战，但绝非最大威胁，全球疟疾防控必须采取“多因素综合应对”策略，而非仅聚焦单一耐药问题。当然，这算是一种积极论调。
当前，WHO也积极呼吁研发无青蒿素基础的联合疗法，加速新型抗疟药开发，这也无疑表明了WHO积极推动“去青蒿素化”的信号。
四、中国科学家如何回应青蒿素耐药性研究
2019年，屠呦呦团队提出青蒿素耐药应对方案。
第12个世界疟疾日，2019年4月2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青蒿素耐药”的应势解决方案》(A Temporizing Solution to“Artemisinin Resistance”)。
图片来源：新华社2019年6月17日消息
王继刚作为主笔，同屠呦呦等5位专家携手，基于青蒿素药物机理、现有的治疗方案、耐药性的特殊情况和原因、以及药物价格等诸多因素，提出“延长疗程(从3天至5–7天)+优化联合用药”的应对“青蒿素部分耐药”方案，获WHO认可，但未得到实际普及。
文章中提到，柬埔寨最早报道患者接受青蒿琥酯治疗后体内寄生虫清除速度减慢，这一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之后，缅甸、泰国、老挝和中国(统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等亚洲国家均观察到寄生虫清除出现类似延迟。
目前已确定青蒿素治疗后清除速度较慢的寄生虫携带疟疾kelch13(K13)基因推进器结构域突变。尽管K13突变与治疗失败风险增加之间并无明确关联，但携带这些突变的寄生虫却被称为“青蒿素耐药”寄生虫。在表型方面，“青蒿素耐药”的定义是寄生虫清除延迟。患者完成青蒿素联合疗法(ACT)的常规3日疗程后，这些寄生虫的复发频率高于对青蒿素敏感的寄生虫。
然而，根据在中国开展的临床研究，3日疗程并未包含治愈感染(持续7-10日)所需的青蒿素类药物的全治疗量。采用青蒿琥酯7日疗程时，即使寄生虫有早期清除延迟，该方案仍然有效。
王继刚等人在上述文章的最后指出，在效力、安全性和耐药风险方面优于青蒿素类药物的下一代抗疟药似乎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大多数ACT价格低廉(例如加纳一个蒿甲醚-苯芴醇疗程的费用不到10美元)。药物研发项目的高昂成本会影响新药的价格，并有可能阻碍最有需要的患者获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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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7
屠呦呦团队放“大招”：“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获新突破。视频来源：新华社2019年6月17日消息(03:37)
团队认为，在研发成功40年之后，青蒿素类药物仍然是联合治疗时首选的抗疟药，在临床中优化用药方案是完全有希望克服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
同年6月，新华社、中新社等权威媒体集中报道“屠呦呦团队破解青蒿素耐药难题”，详细解读“延长疗程+联合用药”的可行性，引发国内广泛关注。
“针对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援引新华社2019年6月17日报道《屠呦呦团队放“大招”：“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获新突破》
WHO在当月“世界疟疾日”声明中，提及屠呦呦团队方案“为耐药地区治疗调整提供参考”，但未立即更新全球治疗指南。
此外，中国政府也将青蒿素耐药性研究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十三五" 规划重点任务。国家卫健委、药监局等部门联合制定《消除疟疾规范管理与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明确青蒿素类药物使用规范;国家卫健委将青蒿素耐药性监测作为疟疾消除后监测的核心内容，持续跟踪输入性病例的抗性基因变化。建立国家级青蒿素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统筹全国研究力量形成以屠呦呦团队为核心，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机构协同的研究网络;在云南等边境省份建立耐药性监测哨点，形成覆盖全国的监测体系等。
五、全球疫情防控新阶段：非洲耐药扩散，全球应对升级
2020年，WHO发布《非洲抗疟药物耐药应对战略》，首次将非洲纳入“青蒿素耐药重点监测区”，列出厄立特里亚、卢旺达等“高风险候选国”;WHO《2023年世界疟疾报告》确认“非洲4国(厄立特里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存在青蒿素部分耐药”，4国(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等)疑似耐药。
2025年1月，WHO发布《疟疾：青蒿素部分耐药性》问答报告，更新K13基因突变标记物清单(新增R622I、P441L等非洲特有突变)，明确“耐药菌株为非洲本土进化，非东南亚传入”。其核心科学依据细化为四大维度：一是基因突变类型的区域特异性与独立性，非洲确认的R622I(非洲之角)、P441L(南部非洲)等耐药突变，与东南亚主导的C580Y突变无序列同源性，且突变位点在K13基因螺旋桨结构域的分布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属于独立突变类型;二是全基因组测序与种群聚类证据，对乌干达、卢旺达耐药菌株的全基因组测序显示，其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侧翼序列与东南亚耐药菌株差异显著，系统发育分析中形成独立进化分支，排除跨境传播起源;三是流行病学与选择压力支撑，非洲耐药高发区的ACTs长期单一使用形成持续药物选择压力，且当地疟原虫种群基因多样性较高，为自发突变提供进化基础，监测数据显示耐药突变频率从2015年的3.9%升至2019年的19.8%，符合本土渐进进化特征;四是体外药敏试验与表型差异验证，非洲耐药菌株的环状体生存试验(RSA)存活率及双氢青蒿素半数抑制浓度值变化模式，与东南亚菌株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耐药机制存在区域特异性，进一步佐证本土进化属性。
最新的WHO《世界疟疾报告2025》将“青蒿素耐药”列为“全球疟疾病例回升的核心原因之一”，2024年全球病例2.82亿(+3%)，死亡61万(+2%)。
此外，全球抗虐新药物的研发也在有意“去青蒿素化”。中国科技网报道“中国应对耐药进展”：自主研发的“奎斯诺片”进入临床，复星医药“蒿甲醚苯芴醇阿莫地喹三联复方”开展Ⅲ期试验;知名跨国药企诺华近期宣布其开发的新疗法KLU156(GanLum)在一项III期研究中治愈了超过99%的疟疾病例。如若获批，GanLum将代表自1999年以来疟疾治疗领域的首次重大创新。
从2013年WHO首次预警到2025年非洲耐药扩散，其发展始终伴随权威报告的发布与媒体报道传播，而屠呦呦团队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耐药应对方案”，而非“发现耐药性”。
当前，“青蒿素部分耐药”已成为全球抗疟威胁因素之一，需依赖全球监测、联合用药与新药研发共同应对。并非“最大威胁”、阻碍全球抗疟进程。
由此可见，青蒿素耐药并非全球疟疾病例回升的“最大威胁”，可基于以下多维度证据的批判与辨析：
根据《世界疟疾报告2025》及多份权威文献，青蒿素耐药是全球疟疾防控的重要威胁之一，但将其定义为病例回升的“最大威胁”存在片面性——病例回升是资金短缺、冲突动荡、气候灾害、防控工具失效、卫生系统脆弱等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非耐药因素对病例回升的影响更具全局性、即时性和普遍性，且在多数病例增长区域起主导作用。
一、“青蒿素耐药是最大威胁”的观点局限：基于病例回升驱动因素的拆解
青蒿素耐药的影响存在区域局限性，未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病例回升。根据WHO《疟疾：青蒿素部分耐药性》报告(2025)，截至2024年，仅非洲4国(厄立特里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确认青蒿素部分耐药，4国(埃塞俄比亚、纳米比亚等)疑似耐药，且耐药菌株仍局限于局部区域(如非洲之角的R622I突变、南部非洲的P441L突变)。而2024年全球2.82亿病例中，94%集中在非洲，其中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5国占非洲病例的52.7% ——这5国中仅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与耐药相关，且两国2024年病例增长(乌干达+4.7%、埃塞俄比亚+26.7%)的核心原因是“冲突导致卫生服务中断”而非耐药。
根据屠呦呦团队2019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文章表明，青蒿素耐药仅表现为“疟原虫清除速度减慢”，而非药物完全失去杀虫活性——耐药株通过“延长环状体阶段、缩短滋养体阶段”规避青蒿素激活(需血红素/铁参与，滋养体阶段浓度最高)，但通过延长疗程(3天延长至5-7天)或更换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即可恢复疗效。例如，在柬埔寨、泰国等耐药高发区，采用“青蒿琥酯+甲氟喹”替代“双氢青蒿素+哌喹”后，治愈率从82%回升至96%，且无证据表明耐药株对青蒿素本身产生“完全抗性”。这意味着青蒿素耐药是“治疗策略调整问题”，而非“药物失效问题”，与历史上氯喹、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的“完全耐药”有本质区别，不具备“最大威胁”所需的“不可逆转性”。
反观东南亚，青蒿素耐药最早爆发区域，大湄公河次区域通过“消除疟疾战略”，如柬埔寨2024年无本土恶性疟病例，病例未因耐药回升，反而持续下降。这说明青蒿素耐药的影响需结合区域防控能力，并非全球病例回升的统一驱动因素。
病例回升的直接主导因素多为非耐药因素，且影响范围更广。《世界疟疾报告2025》明确指出，2024年全球病例增加900万例、死亡增加1.2万例，核心驱动因素包括：资金严重不足：2024年全球疟疾funding仅39亿美元，仅达GTS目标(93亿美元)的42% ;2025年国际援助进一步削减(美国削减67%、英国降至0.3%GNI)，导致ITN分发延迟、ACT库存短缺、监测系统瘫痪——如非洲11国因资金不足，2024年ITN覆盖从2023年的62%降至54%，直接导致暴露人群增加。冲突与动荡：苏丹、也门、埃塞俄比亚等国因战乱，60%以上的疟疾诊疗点关闭，ACT和RDT库存告罄，2024年苏丹病例较2023年增加18%，也门增加38.3%，这些增长与“无法获得治疗”而非“治疗失效(耐药)”直接相关。极端气候事件：马达加斯加2024年病例较2022年翻倍(从410万增至830万)，核心原因是“飓风破坏卫生设施+LLIN超期未更换(2021年分发的LLIN失效，2024年更换延迟)”，当地未检测到青蒿素耐药菌株，病例增长与防控工具中断直接相关。
二、批判“最大威胁”论的核心证据：非耐药因素主导病例回升的典型案例
对比“最大威胁”需具备的“全球扩散、普遍影响”特征，青蒿素耐药的区域局限性显著——其影响范围远小于“资金短缺、冲突、气候灾害”等全局性因素，后者在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多区域同时导致病例回升，是真正的“最大威胁”。
案例1：马达加斯加——气候灾害+防控中断导致病例激增，与耐药无关。2024年马达加斯加疟疾病例达830万例(+27.7% vs 2023年)，死亡增加4900例，占全球死亡增量的40.8%。根据WHO实地调查：病例增长的直接原因是“2023-2024年连续3次飓风摧毁60%的卫生站，导致ITN分发停滞、ACT断供”，2024年该国ITN覆盖率从2023年的58%降至39%，仅有31%的发热患者能获得诊断;分子监测显示，该国疟原虫K13基因突变率仅1.2%，且无证据表明突变与青蒿素敏感性下降相关，ACT治愈率仍保持在96%以上，排除耐药导致治疗失败的可能。这一案例证明，防控系统的物理中断，比耐药更能快速导致病例反弹。
案例2：苏丹——冲突导致诊疗崩溃，耐药并非病例回升主因。2024年苏丹疟疾病例达585万例(+6% vs 2023年)，死亡增加189例。联合国人道主义报告指出：战乱导致70%的疟疾病房被毁，2024年仅有29%的疑似病例能接受RDT检测，18%的确诊患者能获得ACT，“无法就医”而非“药物失效”是死亡增加的核心原因;苏丹虽被列为“青蒿素耐药疑似国”，但2024年TES数据显示，ACT治愈率仍达92%，未出现治疗失败率超10%的情况，耐药尚未对临床疗效产生实质影响。这说明，卫生系统的崩溃，比耐药更能直接放大疟疾负担。
案例3：非洲ITN覆盖率下降——杀虫剂耐药+资金不足，直接推动传播回升。2024年非洲48国确认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耐药，导致常规ITN防护效果下降30%-50%;同时，资金不足导致2024年非洲ITN分发量从2023年的1870万顶降至1260万顶，覆盖人群减少1800万。模型测算显示，仅ITN覆盖不足一项，就导致2024年非洲新增疟疾病例约450万例，占非洲病例增量的50%，远超耐药可能导致的病例增长(估算约120万例);例如布基纳法索，2024年ITN覆盖从56%降至42%，病例从830万增至880万(+6%)，而该国ACT治愈率仍达95%，无证据表明耐药导致病例增长。
三、青蒿素耐药的真实定位：“重要但非最大”的长期威胁
青蒿素耐药的核心风险在于长期战略性威胁——研究表明，若任其扩散，未来10-20年可能导致ACTs失效，使疟疾重回“无特效药”时代。但从当前病例回升的驱动逻辑看，其影响力仍弱于非耐药因素：
耐药导致的病例增长是“渐进式”，需5-10年才能使治疗失败率从5%升至20%，而冲突、气候灾害、资金切断导致的病例增长是“爆发式”，3到6个月即可翻倍;当前耐药仅影响全球4%的疟疾流行区，而资金不足、冲突、杀虫剂耐药影响全球60%以上的流行区;青蒿素耐药可通过“多一线疗法(MFT)、延长疗程”等手段暂时控制，如卢旺达通过MFT使ACT治愈率维持在94%，而政治冲突、资金短缺等系统性问题更难短期解决。
屠呦呦团队明确指出：“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的失败，多归因于联合药物的耐药，而非青蒿素本身”。例如，“双氢青蒿素+哌喹”在部分地区失效，是因疟原虫对哌喹耐药，而更换为“青蒿琥酯+甲氟喹”后疗效立即回升;非洲5国(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2024年病例占非洲总量的52.7%，其中仅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与耐药相关，且两国病例增长的核心原因是“冲突导致卫生服务中断”，而非青蒿素失效。
将“辅助药耐药导致的ACT失效”归咎于“青蒿素耐药”，是对耐药原因的误读——这种误读放大了青蒿素耐药的影响，忽视了“更换辅助药即可解决”的简单应对逻辑，进一步削弱“青蒿素耐药是最大威胁”的合理性。
四、需跳出“单一威胁归因”，正视多因素叠加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疟疾病例回升是“系统性脆弱性”的结果，青蒿素耐药是疟疾防控的“重要技术挑战”，但绝非“最大威胁”——资金不足、冲突动荡、气候灾害等非耐药因素，因影响范围更广、作用更直接、导致病例增长更快，才是当前病例回升的主导力量。
青蒿素抗疟仍是当前主流方案。它具备可控性(延长疗程、更换辅助药)、可逆性(外排抑制剂干预)，且影响局限于局部区域。过度强调“耐药是最大威胁”，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例如将有限资金优先投入新药研发，而忽视修复冲突地区的卫生站、补充ITN库存等“立竿见影”的干预措施。
WHO报告指出，青蒿素复方药物仍是治疗核心，通过联合用药、研发三联复方制剂等策略，可有效应对现有耐药问题。其影响范围与破坏力不及系统性短板，病例回升的主因是防控资源不足、卫生系统脆弱等全局问题，而非单一药物耐药。
此外，WHO报告表明，新型药物与工具正在补位，无青蒿素基础的联合疗法、疟疾疫苗等已展现应用潜力，为突破耐药困境提供支撑。正确的防控逻辑应是短期聚焦“修复防控系统、保障工具可及性”以遏制病例反弹，长期强化耐药监测与新药研发以应对未来风险，二者缺一不可。
由此不难发现，当前社会对“青蒿素耐药性”的认知是“临床观察→分子验证→权威定义→全球应对”逻辑过程，这种话语权体系的构成，是一线临床团队、国际科研机构、WHO以及媒体机构主导的结果。从2013年WHO首次预警到2025年非洲耐药扩散，其发展始终伴随权威报告的发布与媒体的权威报道传播，而不是没有科学依据调查的定义和结论。
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蒿素到临床应用，不过短短50年时间，而权威机构提出“青蒿素耐药”的问题研究也不过20多年时间，而且至今还没有得到完全科学论证，仅在极少数地区得到“青蒿素部分耐药”的结论。况且屠呦呦团队积极“提出耐药应对方案”，部分医药公司研发新药物配合治疗，积极优化青蒿素耐药方案，而不是部分媒体口中说的“最大威胁”，更何谈阻碍全球抗疟进程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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