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信仰问题
中医问题并非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被西医激化的历史问题。中医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医药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信仰问题。要光复中医文化，乃至光复中华文化，就必须光复全民族对道-德的终极信仰。只要光复中华民族对道-德的终极信仰，中医就没有问题，更不会受到西医的威胁。
一、中医问题是个被西医激化的历史问题
首先，中医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对中医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就能知道，中医的历史命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是互为表里的。古人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上古之时，整个民族尊道贵德，领袖和人民都大公无私，身心健康。那个时候，三皇五帝就是“上医”，所以才会有《黄帝内经》的诞生（是不是黄帝亲著倒是不重要了）。中古之时，整个民族开始离道失德，侯王和人民都损公肥私，身心开始生病，而且越来越重，直至病入膏肓。那个时候，侯王连“中医”也做不到了，所以才开始出现了帮着侯王去统治人民的职业臣工辅宰，搞得儒生们个个跃跃欲试，寝食难安，病得不轻。但是，那个时代离上古不远，百家争鸣，三皇五帝的“上医”尚有遗传流落民间，所以才有真正的民间治病良医。然而，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儒术取代原始宗教的道-德信仰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法则，多数帝王只信奉统治人民的权术，不讲治理天下的大道。国家既失去了“上医”，人民也就必然失去“下医”，因此，中医问题自汉以后就已经凸现。愈至近代，问题愈重，直至西医东渐，面临存亡之忧。
其次，中医问题是个被西医激化的历史问题。如上所述，中医问题并非当代问题，而是历史就有的问题。之所以当代变得如此严重，是被西医激的。近代以来，西学对“中学”的冲击犹如洪水猛兽，这其中就包括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因为“医”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以及对生命的理解，所以，西医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丝毫不亚于西洋炮舰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但是，我们不必自卑，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曾经证明，有道-德信仰（当代主要表现为毛泽东思想）的人民军队完全能够打败西洋炮舰，有道-德信仰的“赤脚医生”也完全能够打破西医垄断。西洋炮舰和西医都是基督教新教次生文化的产物，不仅背叛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原教宗旨，更违背天道的自然规律，终究要被历史淘汰。
二、中医问题不是单纯的医药或技术问题
中医问题是个关系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文化核心问题。中文里，“医”、“一”、“易”是同音同源的三个字，故说“医者一也”和“医者易也”。“一”是造物主——“道”所生的初元，是阴阳和合的太极，是纯洁健康的生态。“医”就是使人保护天生的元气，严守和扶正阴阳的太极平衡，维持纯洁健康的生态。“易”是阴阳互动的生化过程，是一匹需要道-德约束的“奔马”。“医”就是使人生过程中的阴阳变易始终保持太极的平衡，永不偏离造物主——“道”的原德（道家又称其为玄德）。所以中国人讲“道生德养”，而“医”的最高境界就是“德育”。正是因为整个国家民族自夏以来不断离道失德，更有儒家和统治者不断宣扬违反天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三纲五常”等腐败伦理，致使中医文化与整个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一起逐渐衰落。
必须指出，我们这里说的道-德（中间加“-”，以便区别），不是儒家礼教那套后天的伦理道德，而是宗教意义上的超限的终极信仰。当然，我们说的道-德，更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新教或其它宗教的伦理道德，因为它们的道德并不是信仰本身。事实上，中医的衰败过程正是儒家礼教那套后天的伦理道德逐渐取代先天的终极信仰道-德的过程。而西医的“兴旺发达”则是新教伦理和资本结合的必然结果，它也从另一个方向指示：中医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医药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信仰问题。古人说的“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是不可分割的中医文化体系——当没有上医（好的统治者）治国的时候，中医（好的臣工）治人也无能为力，甚至变成奸臣祸国殃民，下医（医生）治病也不能解除病人的痛苦，可能变成商人谋财害命。
三、西医走的是一条快到尽头的死胡同
对西医和西方文化做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如日中天”的现代西医有一个根本依据、两个客观需要和三个主客观条件。一个根本依据是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两个客观需要是城市化对医药的“批量化需求”和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三个主客观条件是主观上新教伦理对资本的“自由解放”和客观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上述西医成长的要素，都是自相矛盾甚至违反自然规律。因此西医不会有光明的前途。
西医的根本依据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造人”，也就是说，西医对生命的认识源自于基督教信仰——人类是上帝为他自己制造的奴仆，人的生死都操之于上帝（但又十分矛盾，没有谁愿意见上帝，这正好给医药资本可乘之机），灵魂独立于肉体而不能为人所掌控。人之于上帝，就像一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智能机器。因此，西医看待人，也像看待一部可以解构的智能机器。西方不遗余力地维护西医的“权威”达到维护信仰的程度，本质上是维护西方文化的根本——基督教信仰，如果西医被否定了，基督教信仰将受到沉重打击。不幸的是，西方人最终将不得不承认，人毕竟不是智能机器，而是可以通过“德育”来主宰自己命运的复杂生命系统。
城市化对医药的批量化需求和资本利润的最大化，的确拉动了西医产业的高速成长，但是，城市化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医疗保健问题，将最终迫使人类重返自然和谐的乡村，贪婪的资本也将最终被它自己培养的力量所消灭。
新教伦理对资本的“自由解放”促进了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西医产业和西医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基督教-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在加重资本的罪恶和加速资本主义的覆灭。
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享乐和便利的同时，也在酿造人类社会的灾难。西医作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作为科学技术在解除人类病患的同时又制造着新的人类隐患（比如抗生素和放、化疗等的滥用）。
可以预见，西医在最终崩溃之前，将变本加厉地维护对它的“信仰”，在与西医的较量中，没有信仰的中医就像没有矛盾的斗士，自然不是与西医正面交锋的对手。
中医怎么办？我有三条建议。一是到农村去，避开与西医及其资本集团的正面作战，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最终从农村包围城市。二是正本清源，不要错将儒家的术医当中医，而要将秦汉以前，乃至上古的中医传统发掘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三是重建道-德信仰，蔑视并且防止资本利益集团对中医的控制，遏制中医的商业化 和中 医师的商人化。这第三条是根本，做不到这一条，中医就寿终正寝，与西医的兴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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