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的艾滋病
摘自潘德孚《反思现代医学病理学》第四章
有一本书的书名叫《疾病的发明者》，取得真好，现代西方医学 “科学” 的真面目快要被揭穿了，当然，揭穿它的都是西方人，中国人是不敢的。因为，中国文化界在前个世纪初，是把它当“科学真理”引进的。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自古至今，上层的头面人物，从不敢公然承认错误的，他们宁可在死去后让人家指着他的脊梁骨骂臭三代祖宗，宁可落十八层地狱，也不愿意在活着时，承认他出了害人不浅的主意，即使死人无数，也很淡然。这是中国文化中无法舍去的渣滓使之然。这种渣滓，我称之为游民文化。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由中国文化教育长大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无不有游民文化的影子。到适宜的时候就会开花结籽。至于游民文化是什么，王学泰先生已经说得很到位了，本文不是说文化的，多说就有些不自然了。中国文化中不是只有渣滓，渣滓而是有很好的精品。其中精品中的精品，就是中医文化。
中医的实质，就是一门哲学。运用中医的哲学观来看，艾滋病是西方制药公司的又一次比较巨大的疾病发明。这次发明是利用了一些自我毁灭的人群的一些类似症状出现的死亡者。因为性行为涉及每一个人。因此，它的适应面很大，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西方制药公司为此不惜代价地进行渲染、宣传，使之成为尽人皆知的可怕疾病。
（一）从世博允许艾滋病人入境说起
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上的医疗，当作一场戏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剧情。
最近，世博在我国上海开幕，取消了对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过去认为，艾滋病是国外来的，由性交传播的。国外性开放、性自由，所以容易扩散。这个病既然这么厉害，只要我们阻止这些艾滋病人入境，就可以避免传入我国，引起艾滋之祸了。岂知，时间还没过去多少年，现在国内的艾滋病人至少有数十万之众了（另有消息为100多万）。卫生防疫之策，既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无法防止自身漫延，我们的防控政策失败了。现在是拒“敌”不成，就让他进来，是不是有“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含义呢？”做任何事，成功与否，并不只是努力不努力，或者条件齐备不齐备。现代医学的医疗事件，经常出现放空枪、打空炮之泡沫医疗，实在不随人意。例如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提出的“病灶感染论”……一时间轰动全球，但几十年过去，人们觉得受骗上当了。这些“理论”就烟消云散，销声匿迹，因之可称之为“泡沫医疗”。可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之下进行医疗实践的被医疗者，他们的生命健康，就成为医学错误理论的牺牲品了。每一次理论的出现到它的名声扫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罹其祸者有多少，难以计算。医疗时间如此之长，上当的人如此之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说：“医学所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与此同时，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出名了。发财、出名者乃是垫着别人的生命健康而上去的。死的人死了，只能自认倒霉；上的人上了，就舒舒服服过一辈子，是以有人就喜欢搞泡沫医疗。
现代医学是一种市场医学。市场医学的发展是靠赚钱来推动的.故笔者认为它从不考虑怎么治好病，而是考虑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赚了钱，还可以驱动更多的人，建立更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市场医学实质是一个与医学目的背道而驰的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故许多人倾家荡产也要去治病；市场却是要钱不要命的，故有的人投资失败才跳楼自杀。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不成为谋财害命的怪物才怪呢！
曾经认为艾滋病的感染渠道主要来自性交。因此，过去发现了一个偷偷入境的艾滋病人，我们就追踪所有与之发生过性接触的人，甚至还要追踪第二代第三代的接触者，认为这样就可以杜绝艾滋病传播。据说还有一个法规规定HIV阳性的患者，如故意与多人进行性接触就可作为刑事犯罪处理。防患于未然当然很重要。尽管过去错了现在纠正，我觉得这倒不错。但是，捕风捉影，以假为真，受骗上当，不知反思，这实在可悲！
尽管西方医学有异于我国的传统医学，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只局限于诸如兔唇吻合，断肢再植，连体婴儿分离等形下妙术），但不加考虑地全盘接受，而且全面铺开；不仅把我们的医疗费用全部交给了西方医学，而且把管理医疗的权力也双手奉献，这样的卑弓屈膝，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历史上的西方医学就像摇篮里的婴儿在哇哇学语需要爱护，但一句对一句错的就不能全信。现在允许艾滋病患者可以入境，难道就不怕性交感染了？原来这性交传染是某些研究者想像出来的，不是有根有据的。美国健康研究所有位世界著名的病毒学家杜斯伯格说，要有500次性交才能感染上HIV病毒。那么，为世博入境的艾滋病人，能逗留多久，才能使与之有性接触的人感染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即使现在做的对了，也不应该忘记过去的错，更需要反思过去为什么错。
（二）“征服癌症的战争”引来了艾滋病
艾滋病这个名称，它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此之前，这个病名尚未诞生。那么，这种病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它还没有被西医学界“发明”出来。SARS、甲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而且，现代医学的组织也更严密、更庞大了，也更肆无忌惮了。因为它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
70年代前，医学界已经有了癌症，宣传和组织足以使患者寻求医疗，通过医疗能够使患者的财产归为医学利益集团所有。中国第一个农民律师吴锡铭得白血病，住院四个月，化疗4次，从走进医院，到走不动出院，花了13万元。出院半年，以中药治愈后，再到住院部的血液科看望病友，10个同期住院的已全部死亡。每个病友的花费，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可还是命归黄泉。全国的血液科，有多少病人，被这样的治疗送上西天又破家荡产的？死去的、破产的都已成为过去，我希望在世者不要再有这样的悲剧。
由于治疗的方法就是那个样子,治死者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寻求替代医疗。70年代,尼克松总统发起“征服癌症的战争”，传统现代医学界（主要的是制药公司）觉得该骗局快将被揭穿了。替代医疗日益兴旺（1998年哈佛医学院的一次调查结果说：当年公立医院的医疗费收入，已低于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公立医院的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而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是不能报销的）。这个事实说明：美国已经有超半数的人认为，生命健康确实比任何财富都重要，人们宁自己掏腰包而不愿意去有报销的医疗机构看病了。可见，医疗报销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危险了。一个医院或医生，治病的本领极其有限，因此，规定只有某医院能报销，也就是不管这病他们会不会治，你要想报销，就得去他们那里治。至于那里的治疗对你有利或有害，那他们（医疗经费管理机构）管不了。这样的做法，就像笼子里挂个钩，钩子上扎块肉，你要吃就得进笼子。这是为病人的健康吗？有个俗语，叫“赶鸭子上架”，与这种状况似乎并无不同。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宣布癌症治疗失败：“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很多癌症死亡者之所以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是因为全部付了医疗费用，因而“买掉”了自己“生存的希望”。（所以，我认为，癌症治疗，有钱有权者，比无钱无权者要死得快。我国中医治癌的先驱郑文友先生发问：“中央首长患上癌症为什么比老百姓死得痛苦、死得快？”答案是中央首长的治疗是由中央保健局来决定的。现在的主流是西医学，所以，决策权在西医手里。）由于人们对如此不断死人的治疗，怨声载道，美国才发起了“尼克松总统征服癌症的战争”。在得出调查结论的同时，艾滋病却被“发明”出来了，可谓适得其时，应运而生。大财团对市场的敏感，及其策划的深谋远虑总比较快。一些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不明原因地死亡，便为这个新的剧目带来了内容。于是，这些人的死亡被市场医学利用了。吸食毒品或过分的性行为导致某些人极端衰弱，使某些微生物突破了体内得以逞其猖狂。西医的病理学家们就把它取名为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有了病名之后，首先就得找病因。于是，继而猜想为某种病毒感染，于是就编排了一出与癌症一样的老把戏。病理学家们就在病人的尸体上寻找病毒，经过一段时间后，宣布某种病毒被找到了。制药公司就很快研制成功抑制这病毒的药物，宣布它上市。
病毒是很难找到的，它们不仅微小，而且没任何标志；即使找到了，谁能确定它就是发艾滋病的？没有任何根据，就不能下判断。这好比家里给贼偷了，贼钻入了人群，身上又没有赃物，你能知道哪个是贼吗？那么丁点几大的小东西，在高倍显微镜也只能勉强看得见而已，谁知道它就是发艾滋病的元凶？所以，即使发现了某个新的微生物，是不是艾滋病病因，还是难下判断。
病理学家们检查死亡者的病历，发现都有类似的症状，如：疲惫、低热、盗汗、淋巴结肿大、口疮、口腔白斑、口唇单纯性疱疹等，而且，这些人不是性发泄过分，就是吸毒者，都属于自我毁灭类型的人。他们过分放纵，使自己生命力极度虚弱，而后得了上述的症状。这些症状说明患者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十分低下，医生对这些病人束手无策。过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人，与艾滋病死亡者所表现的病理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程度有些差异而已。
西医研究人员在研究病因时，患者的生命状态是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艾滋病死亡者，活着的时候身体已十分虚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处于崩溃状态，死亡只是他们自组织能力的终止。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自组织能力终止的谁也说不清楚。而西医的研究人员却总是强调死者被某种微生物感染。有了感染作为借口，就可以寻找感染之源——微生物。其实，人这个生物体，何患找不到这种他们所预想的微生物呢？只要某研究人员说找到某种微生物了，就可以开始研制抗感染的药物的研究（这正是西方医学背后的司令官所期许的）。研究出来的药物的作用就是抑制（不是杀死）感染的微生物。于是，媒体们就展开鼓噪，为了不再使未感染者再受感染，已感染者就应该进行治疗。至于治疗会使他们受到损害，那是必须的牺牲，理所当然。理由十分充足！这是西方医学的一大特点。中医认为是本身虚弱，才会生病。那么让自己强健，有健康的身体，就不怕感染。西方医学强调感染不是目的，而是为制造对抗感染的药物做舆论准备，以争取一个销售药物的市场。
现在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研究，都在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例如，艾滋病最典型的表现是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卡氏肺囊虫本就是隐密地生活在肺里的小生物。这些小生物为什么潜伏在此，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就像过去说白喉的发生，是白喉杆菌感染，说疖肿的发生是葡萄球菌感染。由于微生态的研究发现，白喉杆菌和葡萄球菌原来就是人体中的长期居民，这才使得西方医学的那些病因研究者无话可说了。卡氏肺囊虫也是这样一类的小生物，也是人体生命的某种需要，才让它们居住的。至于它们引发了肺炎，很可能是因为身体极端虚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体内环境起了变化，使它们不能再“安居乐业”，于是就造起反来。在这里，它们还是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绝非在主动挑战。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现代医学和西药财团始终不能也不敢正视人体生命这一主体课题。现代医学受限于其病理外因论学术方向而不能正视人体生命；西药财团受囿于其财命相连性经济利益而不敢正视医学原旨。
（三）HIV假说的产生与问题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一些同性恋者中，正好发生了相类似的不明原因的死亡。病理学家们首先认为这是一种未知的病毒所致，然后就把寻找病毒作为主要的目标。这里说明西方医学病理学的最为重要的失着：没有认为是生命停止了呼吸，不首先研究生命停止呼吸的原因，却首先确定为外源的某种微生物感染，这就是病理外因论研究方向性之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错误，叫做始点性错误，刚开始的第一步就走错了。 1980年初期，加洛领导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在征服癌症的战争中失败后，当然是不失时机地将研究转到寻找艾滋病病毒身上了。
在癌症研究中，加洛在白血病人体的T细胞里曾经找到一种病毒，叫做T细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加洛当然认为它是白血病的病因。然而，对6000000名接受检测的被试（日本人）的流行病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毒对白血病人没有丝毫影响。加洛仍固执己见，他又认为这种病毒可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大概有40年吧。上述可知，作为病毒学家的加洛，只是找到了一种还未见过的微生物，它到底在疾病中扮演什么角色，只是加洛的一种猜测，猜得对不对，还是由事实来说话。病毒学家加洛说了是不当算的。
1984年4月19日，《新科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加洛的报告，“宣布自己发现一种新型病毒——人体细胞白血病毒HTLVⅢ型。他表述得头头是道，丝毫不害怕这会与艾滋病因相矛盾。（后来证实，人体T细胞白血病毒Ⅲ型完全是蒙塔格尼尔教授的LAV。这里也反映出：病毒学家给病毒取名字，或者解释病毒的作用，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因为这种随意性，洛克才会钻这个空子，使他变成了艾滋病的“权威”。不过，学术不管怎么作假，总不是天衣无缝的，也会有被揭穿的一天。可见美国以国家名义的病毒研究机构的权威，在医学上，不是货真价实的）。”道理就在于病毒太专业了，能讲清楚的只能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要是这几个人道德不好，狼狈为奸，很难揭开这个盖的。
19世纪细菌学家科克，为了防止细菌学家乱说乱套，于是就提出了“科克前提”，意思是只有符合这些前提，才能证明某种疾病是由某些微生物引起的。前提如下：一、必须在所有疾病中找到致病的微生物；二、微生物必须能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并能进行培养；三、微生物必须能传染给新的宿主，都能引起原来的疾病；四必须证明宿主当时患有的疾病是由该种微生物传染的。科克前提说明，微生物学家发现某种致病微生物后，说它是某种疾病的病因，那只是一种猜测，不可相信。只有这发现者符合了科克的四个前提才能作数。但是，加洛发现的这种白血病的“T细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得不到科克前提的证明，加洛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还说这种病毒的潜伏期有40年，实在是个笑话。一般来说，病毒发病，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通常是以天数来计算的。加洛提出40年的潜伏期，实在是一次破天荒的“创举”！
“科学家研究的正常程序是，在新发现和结论前，都要把研究数据正式送交一家或数家权威性高的科学或医学刊物去评审，如果被采用并发表，研究数据就必须接受所有的专家评审。从此开始，通常要经过数月的讨论或争论，最后才能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即，这个概念是否可行、有用和安全。这是传统的科学和医学程序。加洛的HIV假说对所有的研究准则都漠然处之。他有美国政府做后台，他也不管什么研究程序……”
加洛的发现宣布有点过于匆忙了：没有医学审查，没有双盲研究，没有流行病毒学研究，没有送交科学刊物发表，没有科学检验和同行评价，没有满足一个科克前提，也没有提供证据。因此，艾滋病的HIV研究，成了医学史上最不成熟的研究发现。“HIV导致了艾滋病观点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现代医疗批判》第88页）HIV被宣传为引起艾滋病的病因，抑制病毒的药物也准备生产了，但是，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能够表明HIV导致了艾滋病；相当多的证据却表明HIV没有导致艾滋病。（本节资料来自《现代医疗批判》）
这里说明，加洛是没有在满足科克前提的条件下就主观地认为HTLVⅠ型病毒是发生白血病的病因。这种做法非常武断，不符合科学原则，但是，他凭着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威望，擅自公布。是因为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制药公司的期许。其实，我认为，即使加洛能完全实现科克前提，也不一定符合事实的要求。也就是说，科克前提也不很科学。关键在于科克先生也忽略了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病人的生命在疾病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例如所有疖肿患者的疖肿中，都能取得葡萄球菌。但把疖肿产生的原因认为是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有几个问题不能解释：一、每个人体内外都有葡萄球菌，为什么不发生疖肿？二、疖肿患者只要在疖肿发生初期，还只有米粒大的时候，就用米粒大的艾绒点灸，疖肿就不再增大化脓，里面的葡萄球菌哪里去了？三、疖肿产生后，此起彼伏，发个不停，为什么灸治能使之痊愈？四、皮肤上最多的细菌是葡萄球菌，有许多人皮肤外伤，为什么不发生感染而产生疖肿？五、生痈的患者病灶检验也含有葡萄球菌，为什么不发疖肿而成为痈？这里的矛盾实质是科克没有考虑病人生命在疾病中的作用。笔者根据阿是穴发生的原理和经络愈病的原理，可以用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解释这些问题。
1983年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从一名男同性恋患者血液中分离出一种反转录病毒，称为LAV。他送了一个样品给加洛。加洛一边坚持认为自己的HTLVⅠ是艾滋病的病因，一边又在实验室里培养蒙塔格尼尔的样品。可见，病毒到底做什么，起什么作用，病毒学家心中根本没准。在显微镜下，病毒学家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未见过的——这叫做“发现”。它在人体里起什么作用，它与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互相合作共同生存？还是勾心斗角彼此折台?这种关系,显微镜下怎么能看出来？人体本就是一个病毒的大熔炉，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把宇宙里所有的病毒熔溶在一起，有的是已经变成人体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虽然是独立的，但也是这个大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分子了；有的则是某些机能活动的需要，没有它们这些机能就动不起来。有一些病毒可能经常会看到，因为它们数量很多；有的是看不到的，因为数量极少，或者它们只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人身上的病毒到底有多少种，谁也不知道。如今，病毒学家在某个病例的身体上、血液中发现了他所没有看到的，便猜想是这种病毒作祟，这与一叶遮目，不见泰山，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要是问：在白血病人身上发现的病毒，怎么可以一下子变成艾滋病毒了呢？
（四）关于HIV病毒神话
“迄今为止，艾滋病HIV理论一直是在缺乏证明的情况下获得支持的，其原因在于：它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健康研究所发起和正式开展研究HIV的。这种可信性足以使各地的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病毒理论。下面这个事实尤其重要：对病毒了解较多的医生为数很少，了解‘反转录’病毒的医生更少。自从正式公布以来，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工具——疾病控制中心与仪器和药物管理局，就一直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加以支持，只认可与HIV感染有关的观点，坚决排斥任何与HIV理论相左的研究数据，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和富有独创性。
加洛原来的职务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人体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曾指挥过对抗癌症的战争。在对抗癌症的战争失败后，他又承诺指挥对抗艾滋病的战争了。他把在对抗癌症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种病毒，作为艾滋病病毒拿出来况现承诺。洛克干的是实有其事，或张冠李戴蒙骗世人，只能让事实说话。
我们的病毒学家发现病毒，犹如化学家发现新的元素。化学家发现新元素首先要测定它的性能，原子量，化学特性。如果化学家对这种元素性能、特性、原子量等胡说一通，那就必然被认为是个骗子。病毒学家发现新病毒犹与化学家发现地球里的稀有元素一样，要测定这些新病毒做什么用的。但是，也许洛克先生太忙碌了，他以为只要是白血病人身上发现的，那就就是白血病的病因。白血病被称为血癌，所以，洛克先生在研究白血病时发现了HTLVⅠ，但当他知道病毒不是癌症病因的的结论下来后，才知道没戏可做了。所以，当他接下艾滋病的“业务”后，心中早已有底，手头就有一种病毒可以作为艾滋病病原，至于它是滥竽充数或是张冠李戴，他认为反正知道此学的人不多，何况他有美国政府的威望顶着，有着巨大的国际药物卡特尔公司的支持，于是就忘乎所以起来。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其后，在美国健康研究所里，还有一位杜斯伯格在监视着呢！
在此后的一年——1982年里，加洛及其课题组又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反转录病毒，并命名为人体T细胞白血病毒Ⅱ型（HTLVⅡ）。它是在一位患有毛细胞白血病人身上发现的。由于后来证明它没有危害，因而加洛课题组又把寻找病毒的努力方向转到了解决艾滋病的问题上。
因为依然确信病毒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所以加洛设法证明：即使HTLVⅠ不是白血病的原因，也将是艾滋病的病原。这真是一种古怪的观点转变，他先是说这种这种病毒导致了白细胞（白血病）数目增多，现在又说这种病毒减少了白细胞数目，从而导致了艾滋病。”（《现代医疗批判》第89~90页）
“有人认为，患有艾滋病的人数，现代化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而第三世界里可能有数百万。这种说法的唯一依据是，这些人的艾滋病检测‘呈阳性”，即他们携带了被说成致命的反转录病毒——HIV。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健康情况良好，并未呈现艾滋病综合征的病态。怎么能把健康的人说成患上艾滋病呢？艾滋病是一种综合征，如果未患上综合征，就不会发展为艾滋病。
另外，假若HIV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也是有待于证实的假设。事实上，即使从某人的血液里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也丝毫不意味着这些抗体带有病毒；相反，这意味着，与其他所有病毒相同，身体过去曾携带过它，但现在已经建立起防线。
一些HIV呈阳性的人，尤其是高危人群的人（忙于毁灭自己的人），最终会患上艾滋病——只有他们才能出现这种结果。但是，事实上，在高危人群中，只有不足3%的‘艾滋病抗体呈阳性’的病人能完全发展成为艾滋病。因此，除了他们的高危行为是致病原因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原因了。毁灭性的医疗手段、艾滋病等于判死刑的偏执的恐惧心理，究竟使多少人濒于患上艾滋病的边缘呢？典型地说明了人们对于HIV偏执的恐惧程度，一名警察与一名患有艾滋病罪犯搏斗时，被对方咬了一口，由于极度恐惧，他竟然用佩带的手枪自杀了。”（69页）
加洛认为：由于病毒的掠夺性活动，侵袭白细胞并杀死它们，因而，损害了人体的免疫系统。这种理论由于通过宣传被全世界信奉，但却不能自圆其说，更不用说得到证明它能杀死人体内的白细胞。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艾滋病人身上检测不出HIV病毒，全世界却对它万分恐惧。
“《纽约市报》的查尔斯·奥特莱布采访了加洛博士，向他提出了科学准确性的问题，加洛博士认为，他最初坚持HIV是艾滋病病因的观点，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该想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极端。另外，他认为，人们会对深奥的理论感到困惑不解。奥特莱布告诉他，把对公众健康的关心与对科学真理的表述混为一谈是危险的做法，但加洛博士坚持自己具有这样做的医学权威。
“研究指出：只有50%的艾滋病人身上才能检测出活性HIV。即使能检出活性HIV，，也最多只有万分之一的白细胞携带它，有时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白细胞携带它。在一位宿主的体内只有不到五百分之一的T细胞携带休眠的显而易见，如果一位病人身上未携带HIV，你就不能责备它杀死了白细胞。另外，假如HIV真能损害体内的白细胞（再重复一遍：这从未得到证实），假若只有万分之一的白细胞携带HIV，那么，它杀死白细胞的数量，就根本抵消不了身体在正常情况下所制造的新白细胞的数量。最近，世界伟大的病毒学家彼得·杜斯伯格教授认为：‘杀死如此少的白细胞的HIV能毁灭身体的论调，与每天枪杀5名拥有数亿人口国家的士兵就能征服一个国家一样，都纯粹是无稽之谈。’”（《现代医疗批判》第76页）
“与最初声明相吻合，加洛博士自从承认HIV不是他的发现以来，就一直拒绝对该问题的证明进行任何争论。而与此同时，最早发现HIV的卢卡·蒙塔格尼博士，却己宣布自己不再相信HIV引起了艾滋病的观点。HIV导致艾滋病的观点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这几段摘自《现代医疗批判》的文章，说明在美国轰动一时的HIV病毒，已经是昔日黄花，但它在中国，却与“癌症病毒论”一样，方兴未艾。08年我国各医院，在各地卫生领导部门的指挥下，掀起一场宣传艾滋病的运动，把身上带有HIV抗体的健康人，当做艾滋病患者呢！各地的医院，除了仍在利用HIV的检查方法大赚其检查费，还给健康的人制造得病的恐慌。
这出哑剧差不多快闭幕了，它的演出时间极其漫长。……打破HIV神话把某种常识引进医学的人，是世界最伟大的病毒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杜斯伯格教授……
（五）HIV理论无法自圆的真正原因
“医学长期受控于医药企业，未来的医疗研究也将依赖于这些公司的资助，这将导致一种趋势：许多主流医疗除了药物和外科手术拒绝考虑任何其他疗法，尽管这些疗法得到了许多科学家证明。不少医生（尤其是那些应该被谴责的）拒绝了许多革新者发明的重要疗法，不假思索选择各种手术或药物，而这些手术和药物其实比现代蛇油的作用好不到哪去。如此会形成这样一种气候，医生们都跑到替代和正统疗法的阵营中去了，支持那些有着坚实科学和临床基础的疗法的人却寥寥无几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首席教授彼得·迪斯贝格（即杜斯伯格）博士就遭到公开的谩骂，因为他曾用厚达75页的论文证明HIV（艾滋病病毒）不是AIDS（艾滋病）的病原。”
杜斯伯格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高尚的病毒学家。“1987年，他被美国健康研究所评选为全美23位著名科学家之一，并被奖励了声誉极佳的50万美元的‘杰出研究者基金’，以期望他能在征服艾滋病的战争中卓有建树。他确实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令该机构沮丧的是，杜斯伯格并未完全沿着着的方向进行研究”。（《现代医疗批判》第93~94页）这就是杜斯伯格遭到公开谩骂的原因。
杜斯伯格不仅否定了加洛的HIV假说，同时谴责假说的提出是一种冒险行为。由于这个假说，导致制药公司生产了AZT。AZT是作为治疗艾滋病而生产的药物。（本文资料，请阅《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这种药物，会杀死人的白细胞，降低人的免疫能力，使人的身体逐渐衰弱，本不会发生的疾病更为迅速地发生。
作为世界上反转录病毒学家的权威，杜斯伯格一直强调指出：反转录病毒绝不可能是艾滋病病原。他不断向罗伯特•加洛挑战，向这位假说的创立人挑战，或向该机构的其他专家挑战与他们争论HIV假说。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发出挑战书，但对方却没有一点反应。他的‘杰出者研究基金’也被停发了。对于展开争论的要求，无人理睬，而且还被看得一文不值。然而，这要求绝非一文不值，迟早要得到回答。越来越多的报界人士正在要求做出回答，他们站出来支持杜斯伯格。1983年就发现HIV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已公开声明自己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原。罗伯特•加洛博士，以欺诈的手段宣称自己是HIV的第一个发现者，他于1984年首次提出了HIV假说。但加洛现在也转而不相信HIV理论了，其原因在于他的可信度下降了，而且对弄虚作假的调查工作，也降低了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声誉。”（《现代医疗批判》第94页）
这里反映了医学的微观研究的一个大漏洞：会使研究人员信口乱说而不会受到谴责。因为，显微镜下确实看到了一种没见过的微生物，至于它是做什么的？它会起什么作用？它使白细胞降低了或使白细胞升高了，谁也不知道，谁都无法检测。加洛一下说它会使白细胞升高，所以导致白血病；一下又说它会降低白细胞，所以，会生艾滋病。可见，微观研究它给发现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加洛博士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癌症研究失败了，这研究的残留物又可以拿来作为艾滋病的研究成果。除了因为他有着墙头草那样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本身存在着无法解救的漏洞。《现代医疗批判》的罗恩先生揭示了微观医学的研究方向的错误：在显微镜下所有看到的都是静态的事物，这些静态事物背后的动态方式，都是这些研究人员的猜想，不能当真。如果把这种猜想当真的话，那么，它就很容易演出一出出的悲剧。西方医学是商业行为，研究所需要付出的经费，要从研究中收回。而且，还要加上“知识产权”。这“产权”不只是向美国人民收的，更大的市场在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医学明知错误而不愿意改正的原因。70年代，美国已经知道癌症的治疗（手术、化疗和放疗）错了，但不说，中国卫生部长带一班专家去美国学习治癌方法，美国的专家仍然传授他们这样的方法。现在，美国根据这种方法治癌的人逐渐减少，因而死亡率下降了，而中国根据这种方法治癌的人却逐日增多，死亡率不断上升。
正因为艾滋病是空穴来风，如何诊断就成了一个难题。如何诊断艾滋病，医生当中存在着大量分歧。艾滋病研究机构发布的的有关信息，多半是以纯粹假设为基础的。HIV病毒被说成病原，但有的病人身上没发现；尽管多数病人身上发现了某种病毒抗体，并非所有病人身上都有。多数携带抗体的人未生病，另一些未携带抗体的人却生病了。可见病毒理论说得不准。‘正规的’诊断一直在检测病人身上是否呈现出了一种或多种典型病症，这些病症包括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卡波济氏肉瘤、巨细胞病毒或其他艾滋病相关症候簇或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症状。如果你恰恰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或静脉吸毒者，那么，一旦出现了所述任何一种症状，就会被宣布患上了艾滋病。然而，如果你不属于这类人，那么诊断的依据便没有偏见了，你就会被宣布只是患上了肺炎、肝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征。这不是一点没准吗？
艾滋病诊断缺乏客观标准，有人便认为，既然艾滋病毒会攻击淋巴细胞T4（又称CD4），如血检这种类细胞低于某个数目就确定谁得了艾滋病。但这种方法又可能使一个健康的人被诊为艾滋病人。而且，即使这人很健康，可以免用药物，恐惧也可能使这人免疫功能更加降低而成为真正的病人。
美国杰出的女性记者麦克塔格特关于艾滋病诊断困难的报道说：
对AIDS（艾滋病）的诊断检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是检测HIV（艾滋病病毒）最常用的方法，通常试验结果呈阳性被认为是感染HIV的标志。免疫印记（Western Blot）方法通常用于对ELISA检验中，在病人的血清样本中加入蛋白混合物，如果病人血清中含有HIV抗体，就会同蛋白发生反应。
利用HIV检验诊断AIDS的理论基础是，病毒抗体反应说明了病毒的存在。医生们的前提假设是，如果你体内含有HIV特异性抗体，那么也一定存在HIV病毒。换句话说，所谓的AIDS检验，测定的不是HIV而是其抗体的是否存在，然而抗体通常是机体抵御感染并成功的标志。机体抵抗病毒成功，就产生了抗体。有抗体的人，却被认为是艾滋病患者，这是多么荒谬？！
除了难以直接检测HIV这一点之外，这些检验本身也是极其靠不住的。澳大利亚著名生物物理学家埃莱妮·帕帕佐普洛斯·埃莱奥普洛斯博士曾经对这两项检查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根据他的调查，1990年在俄罗斯，2万名ELISA实验阳性的病人中只有112例通过了Western Blo
另外一个问题是：蛋白P24通常被认为是HIV存在的证据，但是也存在于人体内的非致病性轮状病毒中，这说明P24非HIV所特有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疟疾、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尖锐湿疣）、腺热、梅毒、结核和麻疯等疾病均可对HIV的ELISA检查产生假阳性干扰。普通病毒性尖锐湿疣病人P24蛋白的阳性率达13%，皮肤癌病人的P24蛋白的阳性率为24%，而多发性硬化病人的P24蛋白阳性率更高达41%。199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P24蛋白阳性的病人，其中一半在后来进行的复查中都转为阴性。输血也可以造成HIV检验的假阳性。麻风病细菌的蛋白和疟原虫蛋白均可在AIDS的ELISA和Western Blot检验中出现假阳性。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著名AIDS专家马克思·埃塞克斯博士发现在非洲经Western Blot检验为阳性的病人中有85%的人后来又被证明HIV阴性。
许多艾滋病病人身上，根本找不到HIV。HIV检验的最大问题在于，假如你的HIV检验为阳性，那么你一生都会被打上HIV阳性的烙印。这将会给你的保险、工作、结婚甚至出境带来麻烦。另外更糟的是，阳性的HIV检验结果将会把你送上冷酷无情、希望渺茫又充满危险的漫漫AIDS治疗之路。”（《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25~26页）
基于上说，艾滋病病诊断就是个难题。它之所以成为难题，有难以启口的苦衷。因为，事实已经很明显，所谓的艾滋病，是一个漫天大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艾滋病，也没有所谓的HIV病毒。只是某几位病理学家解剖了几个自我毁灭者的尸体后，胡诌了一个病名，然后，便由美国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罗伯特·加洛宣称找到了一种所谓的HIV抗体，因而宣布发现了HIV病毒。有了HIV病毒，艾滋病便铁板打钉——落实了。这就是说，艾滋病如何诊断还没弄清楚，宣传就铺天盖地，制药公司急切需要一大批病人买他们的药了。
（六）现代医学被制药公司绑架了
西方医学的实际权力操在制药公司手中。它的研究，都必须按制药公司的思路走，也就是向有利于制药公司增加利润的方向走的。医生不想治好病，而只是想在病人身上施用自己掌握的一些技术或药物。也就是说，对西方医学来说，病人不再是他们服务的对象，而是他们手中产品的顾客：我有什么，你买什么,你的病好不好与我无关!最好是你的病在我的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拖着，好让你长期不断地购买我的药品，在你的家产未完全归于我之前不要死亡。1845年前，美国的顺势疗法盛行，许多传统西医为了治好病人，有的投奔和使用顺势疗法治病了。为了巩固阵地，传统西医学会规定，凡是拿病历与顺势疗法医生商讨的，或者使用顺势疗法治病的医生，一律被视为不道德行为，开除会籍。100多年前的这个规定，反映了传统西医的目的，不是治好病人的病，而是聚成一个利益集团，在病人身上谋取利益。（本资料见陈树祯《顺势疗法》282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传统西医学会是由传统西医医生和制药公司职工组成的利益团体。”（《现代医疗批判》第116页）
“为了控制医疗业，制药公司一直保持着对药物管理机构上层人物强大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上述机构始终如一地排斥施行自然康复疗法的医生，排斥任何与正统的对抗疗法相违背的人员；许多这类政府机构的负责人，一旦退休，就会被各类制药公司高薪聘用。”（《现代医疗批判》第114页）
（这种做法传到日本，日本于前个世纪初，立法取缔中医；传到中国，中国也酝酿着立法取缔。最近学术界，有那么少数几个人又蠢蠢欲动，说中医理论是最大的伪科学，号召网上签名取缔中医。这种排异能力，如果背后没有权力和金钱作为后台，是动不起来的。）
“1983年美国纽约的约瑟夫·索恩本德博士创办了《艾滋病研究》杂志，从而建立起一个艾滋病基础研究和一般信息交流的论坛。1984年，当HIV理论公布于世时，这份杂志还保持着公正的立场，刊载赞成和反对该理论的讨论会文章。到1986年，《艾滋病研究》仍是一份具有独立性的杂志，编委会由21人组成。此后，宝威公司便开始向这份杂志提供赞助，不久就完全控制了它。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宝威公司把刊物的名称改名为《艾滋病研究和人体反转录病毒》。在它1987年度第1期上，刊登了9篇文章，其中7篇涉及HIV，另外2篇是探讨其他反转录病毒的。编委会现有50成员，但只有2名是原来的编委，索恩本德已不在其中。《艾滋病研究》本来是个不错的名称，可为什么硬添上‘反转录病毒’呢？为什么现在的医学文献普遍把艾滋病称作‘HIV疾病’？这是否表明它以某种方式强化了人们对HIV迷信程度，从而能够维持一种漏洞百出且经不起检验的理论？
通过控制研究经费，控制许多医生进行重大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制药公司能够决定什么是发现，什么不是发现。它们对无助于销售药物的发现不感兴趣，若研究人员得出这类结论，那么就会很快发现自己研究经费短缺；这就是‘征服癌症战争’几乎毫无进展的原因所在，这也将是‘征服艾滋病战争’毫无进展的原因所在。”（《现代医疗批判》115页~116页）
这说明西方制药公司，并不是医学的陪衬，是为医学服务的。它借赞助之名，通过金钱，控制了医学的舆论导向，研究方向，它已经成了医学的主子。
“加州医生博登海默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揭露出钱赞助的制药企业对临床研究的显著影响。药厂委托独立研究员进行研究时，会对研究结果进行施压、美化、修改等手段，博登海默询问的12名研究人员当中，有6位承认研究工作受到影响。研究成果不符合厂商期望的，不是完全不发表就是被动了手脚。”“在这段时期内，药厂偷偷写一篇结果相反的研究报告，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有部分研究人员发现药物有副作用，写进稿子里交给药厂，委托厂商看了之后会威胁这些提出拟订的医学人员将不再给予研究赞助，还发表一篇自己作的报告，对于副作用顶多一笔带过。另一种情况是研究人员认为受测药物完全没有疗效。药厂显然也心知肚明，便悄悄把报告塞进抽屉，永不见天日。”（《疾病发明者》第31页）
所以，尽管医生是从实际医疗中获得治病经验的，但是，西医从不承认病人是医生的老师。所以，病人在医院里，常受到医护人员的训斥：你是医生或我是医生？这句话，已经成为医生打发病人质疑的常用语了。因为，就现代医学而言，它经不起质疑，只能这样打发病人。
有了HIV的理论，制药公司就研制和生产杀HIV病毒的药物了。制药公司可以不管是真是假，有了药物（AZT），就大张旗鼓宣传起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推销AZT，而不管这东西对病人有利或有害。但AZT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有点类似化疗药物的作用，能杀死人的细胞，降低人的免疫功能，引起重症感染。本来，身体上检出有HIV，根本不要紧，因为，被检出来的物质，叫做HIV抗体。抗体的意思是指受到HIV病毒侵犯后产生出来对抗病毒的物质。例如我们发现乙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如果他身上有抗体，就说明这个病不要紧了。因此，检出了HIV抗体本就说明这个病人自己有能力对抗HIV病毒了。但是HIV理论却认为有抗体就证明有病毒，就必须进行AZT治疗。结果是病人身上不管HIV有多少都不要紧，活得舒舒服服的，而用了AZT后，却可能引发感染而得重病缠绵不愈或甚至死亡。
“现代‘科学的’医疗手段，主要依赖于化学药物，而药物最终又会损害病人的免疫系统。这既非秘密，也不是伟大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医学文献都讨论会过这个问题。但今天它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世界上正面临着源于免疫系统普遍受损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自二战以来，合成药已达到了其目的：在损害免疫系统的代价之上，病人身体差不多被抗菌素灭菌了，从而使艾滋病成了生命过程的最后一站。如果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免疫系统就不可能受到无休止的损害。这是自食其果。”（《现代医疗批判》第62页）以上是医学家哈里斯·L.库尔特（1825年——1895年）在其《艾滋病和梅毒的潜在联系》上说的。他认为艾滋病是因为人们过分使用化学药物、抗菌素等，损害了自身免疫功能引起的。因此可以说它不是感染性流行病，而是医疗行为导致的医源性疾病。这话也可能过偏，因为，它发现于自我毁灭的人群，应该说也是一种人为性的疾病，可以肯定，认为它会大规模传染，则是一种商业需要。医学被制药公司绑架了！反过来说，这种绑架也是西方医学的需要。因为一种方向性错误的医学单单依靠自身的学术成果在医学界断难长期立足，非嫁接“科学”舆论和市场运作早就死定了。
（七）病理乱猜测只是为了有更多的病人
笔者从西方医学中归纳出一个研究的特点：一些人患相似的症状死了，他们使用解剖尸体的方法寻找致死的原因，然后宣布他们的发现：这些人的某个部分或器官，假使与通常的不一样，例如萎缩或肥大，他们便武断地认为这就是死亡的原因。因而马上开始研究如何使这个部位恢复与通常的一样。如果有个别人，因这样的治疗后，暂时地好了，就马上大做文章，大肆宣传，然后就有许多医生去观摩学习，直至应用。其时，没有人敢说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再如有几个发类似症状的人死了，他们就预先设定为某种微生物感染，然后，就由一些微生物学家去寻找这些微生物，不管是病毒或细菌。在相同死亡的几个人身上发现相同的微生物，就先预定这些就是致人死亡的微菌。于是宣传这些微生物的可怕铺天盖地，并忙着研究制造相应的药物。直到许多人在接受治疗后，发现这种说法不对，才开始批判.但是,错误的治疗方法一旦已经被很多人使用上了，纠正是很困难的.医学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因为，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以此维持生计发家致富的，西药财团则是全靠流水线生产大批量这些化学药发洋财的，他们不可能为了病人而放弃使用化上5～7载青春年华才学会并娴熟掌握的老方法，从而使自己丢了饭碗，没了钱途，断了财路。这就是医疗惯性所释放的力量。学会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以此维持生计的，他们不可能不顾自己的生计不加以使用。这就会使医疗手段更新困难。病灶感染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批判，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仍有一些专家运用它来讲解致病的原因。再如癌症病毒论已在70年代被基因变异说推翻，但现在的化疗、放疗，仍作为治癌的主要方法。化疗、放疗是根据癌症病毒论产生的，目的是用它们来杀死癌病毒。要是说过去不知道错误才使用它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仍然丢不开？就是因为医疗的惯性力量所致。
如可所述,艾滋病在美国迄今为止是不是HIV感染的还很难说,但世界上却已经在大规模地宣传说它就可以检测人们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
“艾滋病病人必须懂得：他们所了解的许多知识都只是推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病毒侵袭白细胞（T4辅助细胞）并杀死它们。这种理论和神话被作为事实展示给大众。另一种一种理论认为，T4细胞数目减少是形成疾病的关键因素。还有，T4细胞数目低于200就可以决定是否可以使用叠氮胸苷（AZT），这也是一种不实际的数字游戏。
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有几位病人的T4细胞始终不足50，但他们却从未因此虚弱不堪或出现严重感染。一位病人，在采用自然疗法以后，T4细胞从不足100增加到600以上，但同时却患上卡氏肺囊虫性肺炎（也被认为是艾滋病的特征）
T4白细胞计数与心理注意焦点密切密切相关。有一位无任何艾滋病症的病人，去另一位医生那里做‘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他的T4辅助细胞计数是494，属于正常状态。知道自己的抗体呈阳性后，这位病人便陷入无法自拔的抑郁和恐惧之中。一周之后，因为焦虑，他又去那位医生处检查自己的T4辅助细胞计数。一周的抑郁，没有其他病症的影响，他的T4细胞计数减少了50%，只剩下了234。’”（《现代医疗批判》71页）
按上所述的艾滋病病理，只是一种乱猜测。而把这种猜测变成社会真实的原因是，因为HIV理论出自美国的权威机构——国家健康研究所。它的“发明人”是有名的罗伯特•加洛博士。后来，HIV的发现者（法国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发表声明，“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因了”，这就使得美国的艾滋病假说面临倒塌的局面。可是，这个理论假说在我国却欣欣向荣。今年大规模开展的艾滋病宣传，就是一次重大的展示。这个“展览会”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背后有文章。原来，支持这个理论的制药公司叫宝威公司。该公司的产品AZT被认为可以治疗艾滋病。
艾滋病被“发明”出来后，前一个时期，美国曾视它为洪水猛兽，凡是与被认为得过艾滋病者接触过的人，也都会被隔离起来并进行种种检查，万一有的人血液中被检出有HIV抗体，那就吃苦头了。可能就要进行AZT的治疗，并以HIV是否能降低为标准。可是，这AZT，却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会降低人的免疫功能，它会致癌，并可能诱发感染导致死亡。
西方对艾滋病理论，争论得很热闹，在我国却没有人知道这种争论的情况和内容。可以认为，HIV理论只是一种假说,不是铁板打钉的现实。假说就是一种假定的说法，对不对还看以后的实践和研究。如果我们卫生、防疫、医疗都跟着西方的假说理论走，无数无辜的中国人，必遭西方医学之殃：不是被无辜送上西天，就会留得一生是病，不仅不得安宁，还活不到天年就中途夭折。非典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2003年广州非典流行，因广州中医早期参入，死亡率只3.4%，而香港，全部由西医治疗，死亡率达17%。100人多死13.6%人。这说明就医疗能力而言，中医远胜西医。美国记者林内·麦克塔格特说：“……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紧急剖腹产以外，传统西医不仅不能治好你的病，还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恶化。”（《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4页）也许有人会问：传统西医治病能力真的这么惨吗？
单就疱疹治疗而言，笔者见过很多患者，凡是被中草药治好的都没有后遗症；凡被现代西医治过的大多数刺痛多年缠绵不愈。时间是最好的见证：广州非典，凡是西医抢救过来的，一些人遗留肺纤维化的后遗症，生不如死。而中医治好的，个个健健康康，安安稳稳度日。麦克塔格特如果说过头了，美国参议院会授她一年度只给一位的女性新闻杰出工奖吗？
现在，只有在我国，很多人迷信现代医学，他们一定不赞同这样的话，实在是所谓无知无畏是也。无知比愚蠢更危险的原因在于，愚蠢的人不会做什么大事，笨只笨个自己；而无知者不笨，还可能假不知以为知，做错了不认错。无知若再加上手中有权，那当然就更糟糕。我国的艾滋病恐慌，就可能是这些人鼓捣起来的。许多人并不知道美国的HIV理论还在争论，到我国却成为实实在在的事了。这说明在我国的医学界，无知而有权者对我们生命健康的危险。
发热在国外，医生们基本上不用抗菌素和退热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微生物在人体内构成生态平衡的人才健康。而抗菌素却最容易损害体内的微生态平衡。英国花数亿英磅宣传少用抗菌素，日本政府规定7岁以下的孩子禁用抗菌素，然而，我国的医院里，每逢感冒流行，仍然排长队注射抗菌素、退热药和强的松，其中有的是出生还没有几个月的婴儿。发热是生命在自我防卫，是机体在与入侵的微生物搏斗，如果医生随便退热，实质是帮助发病的微生物，而不是帮助病人。
现代医学的疗法称为压制疗法，也就是发热的退热，疼痛的止痛，发炎的消炎……这些方法是因为西医学认为病人所表现的都是病理现象。西医把它的方法称为消除病理。压制疗法就像“狼来了”的骗术，有其短暂效果，其表现是热退了，其本质是以损害机体的自身能力为代价的。西医学家没有想到，病人的病理表现，实质是一种生命为自我维护的生理现象，尤以生理现象为重。因此，压制病人的病理现象，实即压制病人的生理表现，其后患无穷。所以，林内·麦克塔格特说：“传统西医不仅不能治好你的病，还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种善意的告诫。还抓不准根子，还没有稳定下来，还在不断寻找。[医学，是指研究维护生命健康的学问；医疗，是指医学思想在实践中的操作。医学思想错误，医疗实践必然出错。西医学在尸体上寻找活人的病因，在外源上寻找病原，在活人身体上打打杀杀，企图压制、对抗所谓病理病原，其立足点、大方向、医疗方式、医疗手段统统错了，错得幼稚，错得离谱，错得悲哀。
（八）渲染感染的可怕目的不可告人
西方医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夸大某种疾病的感染危险，造成风声鹤泪的局面，使人人提心吊胆。例如非典、甲流，都被夸张为全世界将面临末日似的。可见故意夸大其词有其背后的目的，实质是为一种即将上市的治疗药物做宣传准备。全世界死于甲流的人仅万余，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大流行，人为制造恐慌，有其背后的目的——销售疫苗。最近，欧盟立案调查甲流事件后，又出现英国政府要起诉世卫组织的三个专家，说他们受了制药公司的贿赂，故意制造甲流恐慌。原来，很多世界性的疾病恐慌，是制药公司在捣鬼。
有药物的机械化生产，就需要市场销售，因此，过分的夸张性的宣传是必然之举。其实，不管什么流行病，其作祟者既然是微生物，那么它们必然受到时间、地方、气候、身体等等条件的限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性的疾病。因为，微生物生命短促，对温度、干湿度的要求特别严格。因其生命短促，它的变化必须快速，否则，就无法适应实现繁衍，以维护种族生存的目的。病毒之所以能在缺氧的时候能变成厌氧菌，在有氧的时候重新变成需氧菌，其原因就在于维护种族生存。
在艾滋病这个名称出现之前，有一种疾病叫“雅皮士流感”，是指全身不舒服，经常有这样那样的感染或长期感觉疲劳。这些人都是长期使用麻醉药、兴奋剂，或酗酒，或心理负担过重，或过分激动。发生这种病的大多数是青年人。他们有雄心，也会肆无忌惮或无所顾忌，有人说这是慢性疲劳综合征，有人则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总之，是生活方式的不节导致的全身疲惫不适。现在它们都成为艾滋病的相关症候簇了。
19世纪，那时候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观念已经确立，但与巴斯德同期，比巴斯德更有成就的微生物学家比钱普，发现了还有比细菌更小的生命，就是现在所说的病毒。这种微生物能在缺氧的时候变成厌氧菌，在有氧的时候则变成需氧菌。这种可逆性也可以说明：即使最微小、最短促的生命，也有能力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维护种族生存的能力。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感染，就没有不可治的；所谓的不治，只是用来掩盖医学或医生的无能。因为，所有的微生物，它的使命是繁衍，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人类如此，微生物也如此。当人体受到微生物的威胁时，它就会产生对付微生物的反应；生物界似乎存在这样的规则：生物体体积越小，其适应环境变化的本能就越大，反之亦然。大型恐龙的大批量一时性灭绝和小型五爪金龙可以演化存活至今，应该是一个鲜活的历史存照。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感染，就没有不可治的；所谓的不治，只是用来掩盖医学或医生的无能。因为，所有的微生物，它的使命是繁衍，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人类如此，微生物也如此。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和万物万汇的和谐合一，说白了，也就是人类生活在这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宇宙之中，本来就是和谐和睦和平相处的，这是大前提大背景；，和而不同，这是另一个小前提小背景，有所不同才会合一得有滋有味，色彩缤纷，生机勃勃。在合一过程之中，不同的运动，不同的因素的复杂交错，有可能一时半会发生摩擦乃至擦枪走火，在人体上，就表现为感受六淫七情之伤的病态了。当微生物感觉危机来临时，它就必须产生适应危机的行为。厌氧菌之所以变成需氧菌，也就是它们适应危机的行为。假设癌症或艾滋病确系某种厌氧的病毒所为，那么当这个人的身体克服了某些部位供氧不足之后，癌症或艾滋病便自制消失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笔者认为，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内经》说：“非不治也，不得其法也。”即使有艾滋病，它也不是不治之症。
西医医学的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凡命名为“综合征”的，就一律认为不治。凡认为不治的，到医院里去一律能治，其方法就是：住院观察。住院能观察出什么名堂来呢？谁也不知道。人们却没有思考这两个特点为了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认为不治，治不好你就不能怨；认为能治，就能赚你的钱。我们把两个答案，归为一个：不负治疗责任又能通过治疗赚钱。
“实际上，现代医学本身仅能对一定比例的疾病有效。如果你住进医院，则会有1/6的可能死在医院或受尽病痛的折磨，因为这种危险有一半来自医生或医院的错误。在英国，每年大约有117万人由于医疗事故或药物反应死在医院里。在美国，按照1984年的调查结果推测，大约每年有100万人在医院里受到危害，并18万人死在医院里。万象地比喻一下，伯明翰城全部人口会在一年内由于医疗失误而住进医院。如果你住在美国，那里每年会有4万人死于枪杀， 然而，有3倍以上的人更可能死在医生手里，而不是死于枪下。”（《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4页）
艾滋病被宣传得如此可怕，完全是为了后续的AZT（或其他相关药物）的销售，至于它能不能治好艾滋病，那对西方医药公司来说，不是它的目的。
面对不明原因的死亡，西方医学总是首先假设有某种病毒导致某种疾病，因此认为，只要研究出某种发病的病毒就能治住某种疾病，就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作为最小生命的病毒，却是人体大生命的基础。人体生命的健康，依赖于这些小生命的体内平衡，而不是它们的被消灭。那么，针对消灭这些微生命的研究，其意义何在？这种学说导致了疾病的治疗研究走进微观的死胡同。这与以为泥沙堵塞河道致发大水，认为研究泥沙就能治住发大水；以为癌细胞能致人死亡，只要检测到人体有癌细胞，便能治住癌症。这样的想法，不都是一样的愚蠢吗？无怪乎许多被宣传得对癌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癌症病理学家，成为学术权威，得到国家级的学术称号。然而，当癌症病人怀着满腔希望去求教他们，希望从他们的嘴巴里得到一点生存的指点，事后却发现他们的指点，全是纸上谈兵，一点用处也没有。癌症病人的死亡，是因为手术加化放疗促成的，但是，它却证明了患癌者必死的道理，因而会使更多的人投入治癌的队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AZT也一样，使用者提早死亡，证明HIV病毒的厉害，就会有更多的人使用AZT了。
“今天另一个丑闻正在发生：美国的宝威公司正在推销一种致命的药物：叠氮胸苷（AZT）。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获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在艾滋病工业中，宝威公司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专营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可的AZT，没有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这与把HIV看作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的做法完全相同，纯属主观臆断行为。宝威公司只有既不承诺也不保证，才能使这笔买卖顺利成交。艾滋病人需服用AZT的唯一原因是，它能抑制住HIV在体内扩散。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虽然AZT是一种有毒和高免疫抑制的药物，但它能延长艾滋病人的生命。因此，尽管AZT尽管于身体无半点益处，但艾滋病人对AZT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尽管呈HIV阳性的人死亡的数量没有预计的那么多，但上面那个事实却使病人对AZT的需求继续下去。”（《现代医疗批判》第115页）
HIV理论还没有立住脚跟，大规模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对艾滋病病毒HIV的恐惧已经被制造起来了，也就已经有市场了。市场就如嗜血的鲨鱼闻到了血腥味，猛扑过来了，岂肯轻易放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连HIV的发明人都不承认HIV是艾滋病因了，而宝威公司仍在大卖其AZT的原因。
许多健康的人，因为血液中带有HIV抗体，被强迫接受AZT治疗，因为官方认为这种危险的病会传染。因此，他们就慢慢地变成了病人。摧毁免疫系统的是药物AZT，却让HIV承担罪名。被AZT吃出病来然后死亡的，都被认为是艾滋病弄死的。就像癌症一样，只要被诊断了，那就用手术加化疗，然后人死了，就说这是癌症弄死的。
“……且不说AZT仍处于争议中，单是临床试验就已证明：AZT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在最坏的情况下是有害。1991年2月13日——14日，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属的抗病毒药物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服用AZT的效果，与会人员对P24抗原达成共识。据此可知AZT是一种无效和无用的药物，这也意味着对AZT的认可实际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这份会议记要出来后，宝威公司的股票大跃价。
（九）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的艾滋病
既然艾滋病无法诊断，那么，现在的诊断就不必相信，更不能相信它的治疗。现在有的人很相信，后来被吓死了，被治坏了，那只能叫做命中注定。我相信命，相信命中注定这回事。比如梁启超，他很相信西方医学，因此，他的一只肾被诊断出了毛病，需要做手术。他在协和医院里做了手术后，发现医生做错了，好的肾被当作生病的肾被切了下来，既成事实了。他不是考虑西方医学这种手术方法的错误如何纠正，却交代周围的朋友要隐瞒这件事，免得这种科学的方法失去威望。因失去正常的肾，留了生病的肾，他提前结束了生命。他以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西方科学医学的威望。他却没有交代，医学的诊断错误将给人类带来的危险。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一事件的教训。
“多数与感冒、雅皮士流感和艾滋病相关的细菌和病毒，都始终以一种无害的形态，被默许居住于所有人的体内；它是人体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它周围环境（如内部环境）恶化时，它们才能变成致病形态。鉴于此，可把这些感染看作机会主义感染，即，只有出现机会时，细菌和病毒才会向身体发起‘进攻’。这些相关微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依据身体条件恶化的程度，我们差不多可预测出其发展顺序。因此，轻微的免疫缺陷，可能只会引起轻微的头痛伤风；而严重的免疫缺陷，却可能导致重感冒或严重的呼吸道感染，诸如此类，等等。而且，即使体力消耗较大，也会造成许多感染，如念珠菌病、疱疹、肝炎以及其他表明病人总体健康状况并被称之为症候簇或综合征的疾病。因此下列术语便产生了：艾滋病相关症候簇（ARC）和慢性疲劳综合征。后者者关于雅皮士流感大量名称中的一个。”
“在医学的所有领域里，上述问题似乎很复杂，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名称都只代表一种疾病，即代表一种中毒的、失衡的、衰竭的体内环境，它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造成这种衰竭状态的直接原因是有害习惯、不合理饮食、劳累过度、应激和‘开夜车’等等。随着衰竭程度的加重，即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也会很快患上慢性疲劳及其相关综合征。除了‘高雅的’坏习惯外，对身体具有更大摧残性的习惯如下：沉溺于使用娱乐性药物、纵欲过度，这必然又要服用大量抗菌素和其他医药。上述习惯将导致身体及其免疫系统衰竭下去，并引发其他感染，以致康复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
“由此可知，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只是慢性疲劳综合继续恶化的结果。不存在外部细菌和病毒的影响。外部微菌能加重疾病是无可争议的问题，但事实上，它们不是导致疾病的必要条件。”（《现代医疗批判》63页）但也说明患者的生命也在抵抗疾病。中医可以根据患者所表现出来的“证”，调整内部平衡，采用中草药使其自我恢复。西医对这些症状不仅毫无办法，又需要树立医学的权威，只能把它推诿给某种疾病，或把它说成“免疫缺陷”。就如癌症一样，他们也到患有上述症状的人的血液中去寻找病毒。病毒显然是不容易找到的。但病人的血液中，可以发现有一种比较多见的蛋白，谓之HIV抗体。根据根据种抗体，就可以想像出病毒；根据想像出来的病毒，又可以制造出抑制病毒的化学药物，这样就万事俱备了。
因此，我们根本毋须害怕。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人人都带有HIV病毒，何以有的人测定抗体是阳性，有的人则为阴性？笔者认为，HIV病毒静静地不进行扩展活动，对大生命不具有威胁，大生命就不会产生抗体来对付它们，因此才显示阴性。但，当它认为人体的条件不适应它们的生存，就会以扩展求生存。这种扩展给大生命造成威胁，于是大生命就产生抗体来对付它们。在它们被生命的防卫能力制止了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其抗体为阳性。这说明HIV就是我们身上原来带有的，是为微生态平衡需要的，它们没有得到相应增加繁衍的条件，没有扩大它的规模，也就不会产生对抗条件，人的生命就不需要产生抗体，这样就保持了阴性。例如卡济氏肺囊虫，我们身体里本就带有，而且它也只要能生存，它的种族也只要维持相应的平衡。但，免疫功能减退的人，体内已保不住平衡。卡济氏肺囊虫因不平衡的刺激而乘机活动，增加它的种群，这样就发生了卡济氏囊虫性的肺炎。
综上所述，
一、所谓的艾滋病实际就是由于不节的生活，导致身体极端衰弱，因而引起死亡。死亡原因不明，西医的病理学家们强冠以某种微生物感染的疾病。
二、所谓的艾滋病病毒就是居住在仅个人身体里的老顾客，也就是人的总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用药物消灭这些病毒就等于是消灭自己。
三、艾滋病不是像流感那样打个喷嚏就相互感染的传染病，是否是外来病毒，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千万不可当真。
四、即使有什么艾滋病毒，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是它们不会发病，只要人们能保持健康的体魄。
五、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合理饮食（如暴饮暴食或酗酒）、思虑或工作劳累过度、性生活放纵（服食各种增加性欲的药物或吸毒）、突发的应激和经常开夜车等等，都容易造成过度疲劳，体内自我平衡能力减退，导致出现所谓的雅皮士流感（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出现。
六、艾滋病只不过是雅皮士流感（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进一步发展而已。
现在有人一听艾滋病,就惊惶失措。即使它是真的，也不是没法治疗。巴德利博士发现好多得了艾滋病的患者能自然康复。国家科技部的贾谦教授的调查说：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他们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中药只需吃几个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药，不反弹。义乌孙传正治疗171例患者中，13例抗体转阴（笔者按：读者必须注意，所谓的“抗体”阳性，千万别当真。因为，HIV已经被证明不是艾滋病病毒，那么，HIV抗体的转阳、转阴，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惜没有引起我国中西医大家以及管理机构的注意；哪怕你去调查否定了孙传正的结果也好，也是一大贡献，却从来没有什么机构去核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卫生界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麻木不仁！
贾谦先生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被西医宣布为不治之症的、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治疗方法的艾滋病，中医能治好。然而，我国卫生界对此却不屑一顾。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宣传艾滋病的可怕，你贾谦怎么可以说中医能治好。即使说西医能治好，卫生界也不高兴。这不是西方制药公司所希望的。西医学是受西方的制药公司控制的。制药公司不希望能治好，只希望能控制，就是由某种药物来控制。只要控制住不把它治好，医院便永远有生意。如果说中医能治好，医院岂不断了财源？破坏了他们的“战略部署”！
附件：
我国启动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研究（2009/3/22温州日报2版）
我国首次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研究3月21日在广西南宁宣布正式启动，研究人员希望在此前基础上继续招募志愿者开展新的临床实验，以进一步检验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支艾滋病疫苗的安全有效性。
艾滋病在全球蔓延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控制，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也比较严峻。‘鸡尾酒疗法’被公认为艾滋病疗效最好的一种疗法，但只能稳定或减缓艾滋病症状，不能彻底消灭人体内的病毒，各国普遍认为，研制出疫苗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艾滋病疫苗研究始于1996年，科研人员在国内艾滋病高发区进行了大量流行病调查，并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出HIV-1中国流行株，据此构建了由DNA疫苗及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组成的复合型艾滋病疫苗，可以说是专为中国人设计的。
2004年11月2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我国自主主研制首支艾滋病疫苗进入Ⅱ期临床研究。2005年3月12日，首批志愿者在广西南宁接种了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研究一共招募了49名志愿者，年龄18岁-50岁。志愿者分为8组接种疫苗，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跟踪监测，以便对疫苗进行有效性、安全性评价。
2006年6月，Ⅱ期临床研究在广西完成。2006年8月18日，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北京宣布，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支艾滋病疫苗已经顺利完成 期临床试验。
项目负责人之一、吉林大学教授孔维透露，从实际结果来看，参与Ⅱ期临床实验49名接种疫苗的志愿者均未明显出现不良感应研究人员还在高剂量组90%的受试者体内测到闩艾滋病毒的特异免疫应答反应。孔维说：“这种艾滋病疫苗已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其免疫应答反应也达到了国际同类疫苗的水平。”
此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行Ⅱ期研究，主要目标是在Ⅱ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艾滋病疫苗在扩大的健康人群中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并为能否继续进行评价疫苗效力的临床实验提供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董怕清透露， 期临床研究启动后，第一阶段将再次面向社会招募30名志愿者，在知情同意、保护受试者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稳步开展系列实验研究。
Ⅱ期临床研究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吉林大学艾滋病疫苗国家工程实验室和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完成，研究现场设在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临床研究现场负责单位。
“这是我国启动首次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艾滋病防治处副处长陈杰称，“它填补了我国艾滋病疫苗Ⅱ期临床研究的空白。”一些专家表示相信，如果这种疫苗能够河床完成Ⅱ期临床研究，必将所为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与产品科技攻关的一项标志性重大进展，为今后艾滋病疫苗的进一步研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一报道说明，我国有许多专家仍在坚持‘HIV’病毒是艾滋病病因的假说，仍然把他们的努力放在研制疫苗的希望上。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失望。其原因不外于：一、HIV根本没有艾滋病病毒；二、HIV不是艾滋病病毒；三、HIV本就存在于人体，它不是祸害。
《人类可能永远找不到艾滋病疫苗》
2008年2月19日《参考消息》7版：
“[英国《卫报》2月15日报道]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称，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艾滋病疫苗（：阿洛科·杰哈）一位世界知名艾滋病专家称，人类可能也永远找不到艾滋病疫苗。诺闪贝尔得奖主戴维·巴尔的摩说，艾滋病的复杂性意味着，对于科学家来说，与25年前他们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的时候相比，今天他们发现疫苗的希望同样渺茫。
巴尔的摩是加州大学的一名生物学家，因为他发现了一种后来被证明是艾滋病毒的关键再生结构的酶，于1975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昨天，他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在该组织于美国波士顿召开的年会上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强调了寻找艾滋病疫苗这一‘悲哀的论题’。
当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现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与艾滋病的联系时，科学家相信很快就能发现一种新的疫苗。巴尔的摩说：‘自那以后，我们就在致力于疫苗的研究但是，今天我们发现疫苗的机会跟那时一样渺茫。’
他于1986年令一组专家展开研究他们推断关于这一问题是复杂性，找到一种艾滋病疫苗至少还需要10年以上时间。
他说：‘我现在仍然认为，艾滋病疫苗的研发至少还需要10年。但你们很可能会问，如果10年以后变成20年以后，是否意味着人类永远也找不到这样的疫苗？的确有人认为，人类永远也找不到艾滋病疫苗。’
一起令人失望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制药企业美国默克公司正在进行的很有希望的试验被叫停，因为实践证明，该疫苗的很多接种者更易感染艾滋病病毒。
巴尔的摩本人的工作是综合利用基因疗法、干细胞和免疫学方面的技术开展‘HIV开展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骗过免疫系统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做一个更好的免疫系统，因为生物自身的免疫系统在这种环境下起不了作用。’但他也是警告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不想假装我们已经发现了一条通向某种新疫苗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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