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医治未病 专访院士仝小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表示，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李修洋 供图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时，刚刚从武汉救治一线回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说，中医“治未病”思想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

　　自1978年入读长春中医学院(现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始，仝小林已经和中医打了42年交道。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武汉抗疫经历使仝小林对医生、中医药、中医大夫这些名词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

　　问：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中医“治未病”在此次疫情中是怎样体现的?

　　仝小林：中医“治未病”体现在三方面，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第一是“未病先防”。这是针对大量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和有发热、乏力等症状的人群，为他们提供通治方治疗，起到了消除症状、防止发病的作用。

　　第二是“已病防变”。让轻型病人第一时间服用中药，防止转为重症，而患者到了重症时，用中药配合西医救治，从而减少死亡。我们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研究，发现使用中药汤剂组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以上，证明中医具有“已病防变”的效果。

　　第三是“瘥后防复”。中医药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非药物疗法，比如用艾灸加火罐治疗，还有五禽戏、八段锦等，可有效防止旧病复发或衍生出其他病。我们承担的科技部恢复期课题刚刚开展，很多数据还有待最后统计，但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问：“治未病”思想怎样应用到具体的诊疗方案中?

　　仝小林：首先是根据疾病的性质特点，我和一线专家共同制定、修订全国中医诊疗方案，为前线提供指导意见，为国家研判提供建议。现在诊疗方案已经从第三版更新到了第七版，在广泛汲取全国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归纳出包括“三药三方”等一系列针对性强，临床应用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二是推动社区中医药防控，拟定中药通治方，创建了“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在源头处阻断疫情蔓延。三是推动定点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1476例住院病人治疗结果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87.7%。四是提前布局恢复期干预，指导湖北省中医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康复门诊并牵头成立了全国康复期门诊协作网络。

　　关键在于搞清楚病的性质。《黄帝内经》里说，“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大年三十我到武汉，下着小雨，非常湿冷。晚饭后，我在院子里走了1个多小时。武汉市民家里没有暖气，所以当晚我也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上、打开了窗户，体会这个病的发病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中医应该如何去治疗。

　　第二天一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脉象和舌象后，我已有了基本判断：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寒湿疫”。

　　问：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仝小林：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医少，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当一种瘟疫大范围流行时有其规律特点，抓住主要规律，通治方用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在主方基础上，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尽可能个体化用药。“大水漫灌”加上“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证施治，通治方是辨证论治的灵活体现。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最开始死亡率也高，超过10%。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事实证明，中医疗效非常理想，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病程缩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问：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仝小林：对我个人而言，有了之前两次抗疫经历，这次心里更有底儿。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战士，还是中医专家组组长，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整体把握诊疗方向，这一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

　　与前两次相比，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时间中医药介入，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这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

　　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问：您的母亲也是一位医生，您选择从医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吗?

　　仝小林：我的母亲曾是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患。下了战场，在东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每当听到出诊呼叫，母亲也都会第一时间背上药箱顶着严寒出诊。她虽然是西医出身，但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学针灸，在自己的身体上一遍遍体验针感。母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所以我学医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下“当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1978年，我到长春中医学院上学，当时全家都很开心，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

　　问：您的中医导师周仲瑛先生和李济仁先生等，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仝小林：几位先生的医德医术和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他们是我的领路人。还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图书馆借书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脉，之后又把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从头背到尾，我当时都愣住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启蒙老师——陈玉峰先生。陈老的中医理论功底扎实，讲解深入浅出，我的中医基础也是从那时开始打牢的。

　　之后，我在皖南医学院跟李济仁先生学习《黄帝内经》。李老是首届国医大师，他教导我基础理论要与临床紧密结合，也让我意识到剂量是影响中医疗效的关键。周仲瑛先生是治疗急危重症的专家，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病机理论上启发了我，为我研究“态靶因果”处方策略提供了方向。

　　问：1991年到1994年间，您在日本熊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日方曾想高薪留聘您，但您还是决定回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仝小林：回国理由很简单，我是国家培养的中医，单位需要、国家需要，当然要回来。

　　回国后我接任了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的职务，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成立中医糖尿病科，这算是全国“首创”。当时中西医结合界公认中医只能辅助降糖，我坚信中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有自己的门道。我们针对糖尿病早中期中医理论和实践空白，提出以“开郁清热法”为核心的系列疗法和方药，并最终拿到中药复方独立降糖的高级别循证证据，打破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质疑。

　　问：您曾说过“只要为医一天，就要为患者精打细算”，如何看待医生这个职业?

　　仝小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以苛求的态度完成每一次诊疗，在不断精进的过程中成长为思维敏捷、知识渊博、有担当、有作为的医生，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凡是医护人员都会有这种担当感和使命感。病人需要你，无论环境多么危险，肯定是冲在前面，这是医生的责任所在。

　　我为“中医大夫”这个身份感到自豪，同时这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给你了，你就得付出100%的认真和医术，同时还要想尽办法为患者精打细算。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是“简便廉验”，能不开大处方就不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何乐而不为呢?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要破中读书、破中求解、破中自立

　　问：您和中医药已经打了42年交道。在学习和研究中医药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心得?

　　仝小林：学中医就是下苦功夫，别人花一小时，我花一个半小时甚至两小时。记得读研的时候，我经常半夜还在外面学习。皖南山区夏天蚊虫多，我就穿着一双雨靴防叮咬。

　　我认为中医研究关键是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要正观念、正思维、正文化，而“创新”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见，有所质疑，甚至涉足前人没有研究的领域。科学突破的每一步都是“无人之境”，真正的创新不是跟着别人的标准做，而是探索和制定标准。

　　不同观点的碰撞才更有利于中医发展，我也是这样鼓励学生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破中读书、破中求解、破中自立，要把对中医的学习思考融化在生命里，时刻新陈代谢，吐故纳新。

　　问：为什么要建议推动新冠肺炎恢复期康复门诊和社区康复驿站?健康社区为什么重要?

　　仝小林：我们统计了600多例病人的情况，发现恢复期的病人主要存在着14个主要症状，比如说咳嗽、胸闷气短、乏力、失眠，等等，这些症状会大大影响康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所以从2月中旬，我就开始布局和推动建立社区康复驿站和医院康复门诊。这就像是一个缓冲带，可以帮助减小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回归正常生活的阻力。

　　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国的重要部分。以社区中医药防控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但它对未来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问：您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仝小林：二十一世纪现代医学面临老年病、慢性病、代谢性疾病、心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和突发瘟疫六大挑战。如果说攻克感染、创伤、急救的时代需求为现代医学发展创造发展契机的话，二十一世纪的六大医学挑战则是时代给予中医的契机。互借、互补、互生是未来中西医走向融合的基本过程，而自信、自立、自强则是中医人必须具有的内质。迎难而上，顺势而上，古老的中华传统医学必将在新时代大显身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少伟 柴雅欣)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医药优势在社区、隔离点疫情防控中得以彰显——防疫关口前移 有效精准施治

　　4月11日，77岁的杜大爷出院整2个月。他亲自下厨做了武汉风味十足的四道菜：粉丝鸡汤、鱼头千页豆腐、清炒小白菜、五花肉炒辣椒。谁能想象，这位家住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的居民，曾是一位生活不能自理，呼吸靠喘、吃饭靠喂、上洗手间靠搀的重症患者。杜大爷治愈出院，得益于中医药抗疫的“武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昌区率先在社区发放中药，探索并形成了以“中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重点的“武昌模式”，即中医药从预防、治疗到康复全链条干预，筑起阻断疫情蔓延的“防火墙”。数据显示：1月28日，武昌区隔离点疑似病例确诊比例高达90%以上。2月2日实行隔离点中医药干预，2月6日确诊率下降到30%左右，3月5日下降到3%左右。

　　通治方——

　　“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证施治

　　1月24日晚6时，仝小林从北京到达武汉，一下火车就感觉到明显的湿冷;入住宾馆后，他没开空调，而是打开窗户，出门在小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出于职业习惯，他要体验当地的气温环境;同时他特意查看了武汉的天气，1月份过去的20多天里，有16天下雨。

　　仝小林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担任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1月25日，到达武汉的第二天，仝小林和团队一同去金银潭医院查看住院病人。第三天，仝小林去武汉第一医院发热门诊，病人排着长队。有人从早上5时一直等到中午还没看上病。病人看到仝小林，就拿着片子让他看，拽着他的衣袖不让走……

　　这一幕幕场景让仝小林非常心疼：但面对大量患者，靠医生一个个诊脉开方，是不现实的。特殊时期，怎样才能让每一个患者都吃上中药，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呢?仝小林陷入了沉思……

　　中医治病，首先要抓住重点病机，否则药不对症，事倍功半。通过一线诊疗，仝小林发现患者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故而他对新冠肺炎有了两个明确的病位定位：一个病位在肺;一个病位在脾。肺和脾都属“阴藏”，内外双重的寒湿状态破坏了人体内环境的平衡。从中医角度讲，仝小林给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

　　重点病机一旦确定，仝小林与当地专家团队联合研究了一个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通治方由槟榔、煨草果、厚朴、苍术、生麻黄、杏仁、羌活等20余味中药组成，大的原则就是宣肺化湿，解毒通络。

　　考虑到疾病的演变和病程变化，仝小林在通治方的基础上做了一个“九加减”，就是根据9种不同的症状，对通治方进行加减。社区大范围发药，“九加减”增加了制成颗粒剂的难度。仝小林经过深思熟虑后又改成了“四加减”，即根据主症的不同，拟定出分别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的4个加减方，与主方合并使用。以发热病人为例，如果患者吃了3天通治方后，发热症状改善不够明显，医生可在通治方上加用甲方，整体加重麻黄和石膏用量，还增加柴胡和芦根，以达到退热效果。

　　通治方在抗疫中的应用，并没有违背辨证施治、一人一方的传统，而正是辨证施治灵活性的具体体现。关键是能否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抓住抓准重点病机和传变规律，形成有效的通治方。有效的通治方是“武昌模式”的重点。

　　“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贴近于辨证施治、一人一方的做法，尽可能做到精准用药。”仝小林说。“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证施治，应对新发传染病，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得以彰显。

　　社区发药——

　　发挥桥头堡作用，及时救治病人

　　武昌区拥有125万常住人口、144个社区，疫情一度非常严峻，对社区医疗资源提出巨大考验。

　　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之平介绍：中心服务人口8.6万人，只有4名中医师，人均服务居民2万人以上。其他社区中心配备的中医师一般在9人以下。

　　“病床、医生、防护物资等曾经一度稀缺。”武昌区副区长向悦说，“当时大家认为，也许一时变不出病床、变不出医护、变不出防护物资来，但是可以让患者吃上中药。”

　　“轻症和疑似病人能不能在社区治疗，从而减轻医院的压力?社区如果能把那些轻症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医院和发热门诊的压力会大大缓解。切断疫情源头，社区是第一关。”仝小林说。

　　1月29日，仝小林向武昌区政府和湖北省中医院提出共同开展社区中药防控的提议时，三方一拍即合，马上行动，从源头做起，从小火苗扑起，控制疫情蔓延。

　　2月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线总指挥部和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决定：尽快在社区发药，让每一个社区的居家病人吃上中药。

　　向悦马上协调九州通药业，按武汉抗疫1号方连夜熬制了2.7万袋汤药，配送到武昌区所有隔离点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社区大范围免费发药;同时武昌区紧急向江苏连云港市求援，连云港康缘药业3天内生产了武汉抗疫1号方及4个加减方约4.2万人份14天用量的中药颗粒剂，全部赠送武昌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大量通治方颗粒剂运往辖区隔离点，通过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封控小区内的健康居民免费提供通治方。

　　社区发挥桥头堡作用，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仝小林说，“武昌模式”是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医疗体系供应不足时的关键举措;发挥社区作用，用中医药进行防控，使疫情防治关口前移，病人得到及时救治，从而降低转重率、死亡率。

　　数字中医药——

　　探索中医药参与社区防护新思路，推动中医药防控传染病现代化

　　仝小林对流行病的中医诊疗有一定经验：上世纪80年代读博期间，他就跟随国医大师周仲瑛治疗流行性出血热;2003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参与SARS救治，担任中医、中西医结合组组长。但这次社区大范围发药，一旦整个病性判断错了，病方用错了，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仝小林一时心理压力颇大!在决定大范围发药后，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患者服药后反馈，二是中医师用药指导。

　　2月2日23时许，仝小林拨通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的电话。

　　“仝院士跟我讲了他的想法，希望搭建咨询平台对接全国的中医医师，让武昌区用药的隔离人员，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反馈用药信息，得到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建议。”刘保延当晚就开始行动，从APP开发，到医生招募，再到随访流程设计，数据接入、数据分析，确保万无一失。

　　2月3日，武汉抗疫1号方开始发放使用。用药者通过扫描印在通治方包装上的二维码，填写病情和用药情况，生成病例日志。志愿者通过电话或微信询问并记录他们病情;依据志愿者反馈的情况，一线医生对用药者情况做出判断并及时进行用药调整。

　　“我们采取临床科研一体化策略，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支撑下，将国际上通行的患者结局注册登记与志愿者主动随访相结合，以患者救治为先，同时收集用药者服药后身体状况变化，及时反馈给前线专家进行处理。严格审核每一位志愿者的执业资格，并制定了志愿者工作服务手册，要求他们严格参照执行，以保障良好的服务。”刘保延透露，为了确保远程用药指导贴近一线救治实际，他们和前方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在手册中尽可能列举了用药者可能提到的问题，并附上经前线专家认可的解答，为志愿者提供参考。

　　“居家隔离用药的病人由于无法及时联系到一线医生，容易焦虑恐慌。通过电话与APP远程交流，他们不仅可以得到专业指导，还能在沟通中缓解焦虑、消除恐慌。”刘保延说，及时的信息反馈能起到很好的预警作用，一旦发现用药者有病情加重倾向，志愿者会第一时间对接前线医生介入治疗。

　　截至3月5日，武汉抗疫1号方的应用已见成效，3698名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服用后，其中90%以上的发热、咳嗽、咳痰、乏力、气短、情绪紧张、纳差、腹泻症状消失。发热患者的平均退热天数是1.74天。刚开始发药时，社区当中观望或拒绝领药的人不在少数。但随着药效显现，领药的人越来越多。

　　截至3月25日，扫描二维码进入APP注册登记管理的隔离人员12051人，其中服用武汉抗疫1号方的4579人，完成病情日志27884份。其中由于服药后不舒服停服药的只占记录的7.85%。参与随访的医生志愿者达690人，累计协助患者4571人，与患者电话沟通3万多次。

　　武昌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辉说，从开始发放药品，经过14天，确诊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水平。对确诊轻症和疑似患者中药干预治疗作用明显。重症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步下降，并保持低位水平。

　　一项回顾性分析显示：武昌区确诊轻型、普通型721例，其中武汉抗疫1号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从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来看，武汉抗疫1号方组为0例，对照组为19例(6.5%)。

　　“‘武昌模式’是武汉抗疫前线出现的一个奇迹，并在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范围内得到认可和推广。”向悦说。

　　刘保延认为，“武昌模式”是一种数字中医药模式，是通过大数据、互联网让中医药服务变成数字化医学，是中医药防控传染病现代化的一次探索。

　　“中医药第一时间的介入，对整个疫情的控制至关重要。”仝小林说，中医药抗疫的“武昌模式”，是面对新发、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医药参与社区防护的一种全新思路。(人民日报记者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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