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医疗体系折腾一圈之后，终于为农民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很多年轻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特意加上“新型”两个字?
这是为了区别于1968—1985年间中国广大农村已施行过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诞生，要从1965年毛泽东的6.26指示和一名乡村医生说起。
1965年，中国总人口7.2亿，农村人口5个亿，占比接近70%。当时，全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都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不公平，导致农村缺医少药严重。
此时全国已解放10多年了，而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未得到根本改善。心系百姓的毛泽东，对多年未解决的这一问题忍无可忍了。6月26日这天，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写了一段振聋发聩的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就是毛泽东给医疗卫生界知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的批示拉开了解决中国农民看病问题的序幕，也打开了湖北恩施长阳县乡村医生覃祥官的思路。
覃祥官是该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年轻医生。由于他们公社周边上百里都没有一条公路，连拉板车的路也没有，社员来公社卫生院看病尤其困难。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大环境氛围启发下，一心想为农民看病提供便利的覃祥官，某天发出了这样一个构想：办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村里办医疗上的合作，不就解决农民看病吃药的难题吗?
要在各村办卫生室，最大的开支就是人员工资、药品、房屋。毛主席说“亦工亦农”，覃祥官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呢?有人民公社制度支撑，医生、护士、卫生员一律拿工分，工资问题就解决了;当地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多使用中医药就降低了看病成本，效果也好;房屋最好解决。
经过这样反复核算，覃祥官得出结论：农民每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钱(据我个人的估算，购买力大约等于现在100-150元，数值供参考)，集体公益金再给每人补助四角钱，每次看病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把合作医疗办成功!他的想法得到了公社书记的大力支持。书记想，乐园公社各村的村民们，看病真的太远、太难了。如果覃祥官的想法行得通，那该是多大的好事情!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覃祥官辞掉了在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还说服了一个老中医和他一起干。他首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杜家村试办。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挂牌了，土家人祖祖辈辈第一次走进“自家的医院”。实践很快证明，他的构想是完全可行的。
每人每年1元钱、挂号只掏5分钱就可以免费看病的消息，很快传遍公社各村。山上山下，左乡右邻的人都纷纷来参观，看到他们的药房，看到他们的药园，看到他们的银针、火罐，看到他们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听到社员们的“现身说法”，心想，这样天大的好事，我们不是可以照样办么?于是各大队纷纷向公社提出申请，要办杜家村似的合作医疗。
由于契合农民需要又切实可行，到1966年底，乐园公社各村都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各大队建立起卫生室，生产队逐步建立起医疗点、小药房。一批医务工加入赤脚医生的行列，一批又一批的有文化的青年男女，进入培训班、医院、学校进修、学习，成为遍布山村的卫生员，进步快的成长为赤脚医生。
1968年，也就是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两年后，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送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后，立即批示：“此件照办”。1968年12月5日，这份报告在《人民日报》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
从此，乡村医生覃祥官首创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下，在全国农村大范围推广起来了。短短几年间，以150多万赤脚医生为骨干、以乡村卫生室/保健站为站点、以合作医疗为载体的农村医疗体系，就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村庄、95%以上的农民，初步实现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基层三级医疗体系，方便了农民看病。
发源于小小村落、被国家大范围推广的合作医疗制度，短短几年时间让绝大多数农民初步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用当时卫生部长崔月犁的话说：“在农民尚未解决温饱的条件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难题，这是古今中外从所未有，是伟大的创举。”
乐园公社山高路远也遮挡不住全国各地参观者的脚步。《人民日报》发文后的几年间，到乐园公社参观的人多达10万!覃祥官，也被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70年代，他参加中国去往日本、菲律宾的代表团，受邀向别国介绍中国经验。
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当时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建国初期，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1976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65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一时期，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只占GDP的3%，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见，中国医疗制度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成绩的取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合作医疗失去了经费来源、人才支撑和政策环境，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瓦解。赤脚医生被视为“左”的产物、合作医疗被视为“左”的政策被放弃。1984年报纸上明确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词汇。8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降至5%以下，以至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那时起到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20年间农民看病问题又完全回到了1965年之前的状态。况且，即便有了新农合，依然未能改变农村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根据《2019年中国卫生统计公报》，全国1292.8万卫生人员中，乡村医生只有84.2万，占比只有6.5%!2019年，中国农村尚居住着全国接近一半的人口。尽管现在的交通条件已远非当时可比，但城乡间医疗资源的巨大鸿沟，宛如城乡经济差距一样，在一天天持续拉大。
解决当前中国医疗的费用高、中医被边缘化、城乡分配不均、重治疗轻预防、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患等诸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曾经辉煌过的合作医疗制度上去。形式可以变化，但不能变的是医疗正真为人民健康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利润服务的本质!
表面上看，当前中国医疗领域的困难很多，但要相信那句老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经济收入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那一代人尚为5亿农民建立了初级的免费医疗，今天怎么就做不到呢?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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