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瘟疫大考中反思中医现代史：
饮中医之水，思中医之源——易经*
邓宏海
去年11月以来一直席卷全球的新冠瘟疫，不仅是近百年大变局中最全球化、最猛烈、最凶险、最惨重、影响最深远的危机，而且是地球进化史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危机， 就像当年恐龙遭绝灭前夕的那次地球危机那样，这次地球危机一下子把人类逼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朝何种方向进化?将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全人类要避免恐龙那样的厄运，就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次地球危机的实质、原因和趋势及其应对良策。既然这次危机在人类进化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要认真认识这次危机，就只有从人类进化史、人类认识进化史、人类文明起源和进化史的大视野来探索和把握它。为此,本文就来用这方面的知识谈谈百多年来一直困扰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中医是否科学？
一．中医在今年抗疫大考中的超科学效果
中医是否科学这个大难题，终于迎来了让世人得到答案的好机会。这次全球大流行的冠状瘟疫，是对世界各国现存文明及其医疗保健学术的空前大考。以易经为总根的中华文明和中医，继历经磨难战胜无数次瘟疫之后，这次又以其独特优势开始赢得了考验，中国大陆抗击疫情于全球最先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中，立下头功的中医以高达90%以上的总有效率(余红艳2020)和“三药三方”的清肺排毒汤以高达97%的有效率率先成为当之无愧的特效药(仝小林 2020)，登上了世界之冠的宝座;而美国最先进的西医以迄今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记录，在生物制药、疫苗研发、老药新用等等都迟迟无法救场的情况下败下阵来。中西医药的临床对比试验表明：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仝小林2020)。若是对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院的研究数据，那两者相差更大，达到13.3倍（Mehra, et al.2020)。中医竟然有如此远超当今最发达的美国医学科技的疗效，不仅令世界各国人士对中医刮目相看而寄之以重望，也使很多华人、包括一些原来认为“中医不科学”的华人恍然发现：大灾大难大疫关键时，还是祖宗留下来的易经及以其为基础的中医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让这些相信“中医不科学”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中医无法用科学解释，可它的疗效竟然同西医一起得到了事实的验证!明明中医不合科学规范，可它的疗效竟然远超科学!一直以来，他们独尊科学，把科学看成是唯一正确而有效的知识、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式;他们总以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医疗科技，人均医疗资源也排在世界前列，肯定不会有多少病人，哪怕有，也能很快治好。哪晓得近半年世界形势的进展竟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他们无限崇拜科学的信仰，竟然在这次全人类同新冠病毒的生死搏斗中失去了灵验!就像当年美国的军政领袖们不得不在失败的事实面前, 承认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那样，目前连美国纽约时报资深报人在内的迷信美国科学的人们，在美国正在输掉“抗病毒竞赛”的事实面前(Erlanger, 2020)，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抗疫的胜利打破了“科学是唯一正确而有效知识”的神话。
更令这些相信“中医不科学”的人想不通的是，自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以来，“中医不科学”便成为科学主义在中国掀起一波波热潮的标志性口号，一直顺风顺水了百
多年;以“中医不科学”罪名屡屡发起的废除中医的运动，反复大造“中医不科学”的舆论，历代社会精英制定和采用科学化中医的政策和行政，早把中医折腾到了被“取消”的窘境，经百多年来的歧视和摧残，中医本已元气大伤、支离破粹，怎么它这次还能以残缺不全之身，战胜世界尖端科技设备全副武装的美国生物医学?也像抗美援朝战争以缺吃少穿、装备劣势的一支穷人的队伍，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及其领导的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并能最终战而胜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以弱胜强、扬眉吐气的对外反侵略战争一样，这次残弱的中医战胜优势装备的美国西医，再次验证了毛主席说的：“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
二．中医在科学主义摧残下的衰落史
是的，百多年来中医的悲惨遭遇全属冤枉，在这次重大灾疫中似乎得到了洗刷;但能否在现实中得到矫枉，还有待于华人在对现代中医史的反思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这百多年的中医衰落史可分为四大阶段(修金来 刘巍 2008，霍键 2008)：
1.自19世纪末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起，只认科学为正确知识的科学主义便随之传入中国。在胡适及其门徒“全盘西化”的舆论中，一些国人便由“独尊儒术”那个极端，跳到了“独尊科学”的这个极端，其中的余云岫等人便在1929年以“中医不科学”为罪名提出了“废除中医案”，开启了置中医于“取消” 窘境的运动，直到1949年。
2. 1950年, 新中国开国百业待兴，可余云岫执意把他废除中医的运动进行到底，竟煽动当时的卫生部长掀起了一场西医改造中医的风潮，延续到了1952年。
3.1953年，毛主席撤消了扮演余云岫角色的贺诚和另一位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使中医迎来了一段较好的发展时期。毛主席不愧是是精通易经、学贯中西直至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并将其发展到新高峰的伟大贤哲，从哲学的高度评价中医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贡献和地位，作出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中国人的健康靠中医不是靠西医!” “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他不断纠正西医改造中医药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道路。但是，当时的卫生部对他的指示阳奉阴违，顽固执行西医改造中医的政策来与之对抗，迫使毛主席将其批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而不得不另在农村开展以预防为主、赤脚医生为骨干、采集和利用本地医药资源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为中医药以至全人类公共卫生事业的大发展开辟了新路。当时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后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并认定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1981年报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靳之林 2016)。
4.这样的中医药大发展局面，在毛主席去世后未能延续下来，正如吴国盛(2013)所说：“1978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国家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技术又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师治国、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政绩数据化，是当代中国科学主义新的表现形式。”以这些新形式兴起的科学主义热潮，在不断抹黑中医的舆论中，将中医重新打入“取消”的绝境。这期间的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司长吕炳奎（1981)曾在请求挽救中医的呼吁书中写道：“建国初期中医有50多万人，高级西医仅3万多人。根据1978年统计，中医减少了一半，而高级西医现有35万多人，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10倍。现有的这些中医机构，设备极简陋，条件很差，……中医将越来越少，水平越来越低，前途暗淡，使人寒心。造成这样的状况，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学术上的偏见.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屑下本钱。如不改变这种现状，要发展中医是不可能的。”
反思到此，人们不禁会问：为何数千年来一直靠中医保驾护航而成全球人口最多之民族所在的中国，科学主义竟能如此快捷地把中国一代代精英驯服得如此绝情于中医?在西方国家，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1857)首创的科学主义，二百年来越来越经受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而步入没落之途直至成为贬义词，且与之相反地日渐兴起了中医热的同时，为何科学主义在科学一直不如欧美发达的中国反而能如此占上风，竟一直压倒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精华的中医?有些学者(霍键2008)认为： “如果仅把中医的衰败归结为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那也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与观念史的力量相比，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由于中医无法……满足执政者追求现代化整合社会的需要”。既然在中国土生土长了数千年的中医不被看好，那在西方土生土长数百年直到如今仍不能现代化整合西方社会的西医却能满足其需要?看来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吴国盛(2013)则认为：“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主义相抗衡，相反，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中国一支独大的科学主义，把人文力量挤到边缘，以致于在今天想重建民族精神而不知从何着手”(修金来等 2008)。这倒是从这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内部，找对了科学主义如此在中国一支独大的内在原因。
本来，与西方各民族有其圣经、可兰经等为自己的原生信仰一样，中华民族早就有自己的原生信仰——易经，夏代建国以来历代王朝的中国，之所以都能维护独立并成为领先世界的强国，就在于古代中国人有易经信仰为精神支柱而能以我为主融合了外来文化。但是，自从宋代开始走亡国厄运以来，应运而起的新儒学借“易本卜筮之书”贬易而代之“独尊儒术”，在科举考试以其为教材的体制下，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以之为信仰，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屡战屡败而任人宰割的屈辱，使中国主流学界的精英们丧失了文化自信，纷纷反戈一击将传统文献记载的自己民族历史统统推翻，转而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切，掀起一波波狂热的吹捧浪潮来迎接任何一个西方学说，涌现一批批狂热的偏执信徒来追随任何一个西方明星，争先恐后地按征服者的需要改写历史以丑化自己民族，亦步亦趋地遵从征服者的旨意来鼓吹全盘西化以巩固征服者的统治。在此半殖民化文化背景下，科学主义便在“全盘西化”的舆论中乘虚而入，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由原来“独尊儒术”跳到了“独尊科学”，致使科学主义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便占居上风，成为排挤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精华的主要杀手之一。
正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半殖民化文化中，西方学界传来的主义之争同业已进行的“新学”与“旧学” ﹑“西学”与“中学”之争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学术界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其中﹐不论其思想交锋之激烈﹑还是观念对立之尖锐是如何前所未有，各派对新儒学强调的“易本卜筮之书”说却是一致继承、共同发挥,竞相以疑古思潮把妖魔化易经的批判加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总根的《周易》成为主流学界人人避之不及的大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丧失了对易经的信仰，外国人开始称中国人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如此一来，科学主义在中国不战而胜，所向无敌，盛行到了极致。正在科学主义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的危险关头，幸好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瘟疫对各国文化习俗和卫生学术的大考，使国人重新认清了中医固有的超科学效能和华人传统文化习性的优势，特别是使世人重新认识到毛主席关于中医和中华传统文化之论断的深邃哲学智慧。因此，这次新冠疫情的严酷现实所提醒的现代中医史的教训是：不要自以为比毛主席还高明，毛主席的教导理解的要照办、不理解的也在照办中去理解，学习他一切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自信，来继承和发展全人类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就能确保中医复兴乃至民族复兴大业持续发展下去!
三．易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置之不理
水有源，树有根。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在易经，中医哲学智慧的根源也在易经。恩格斯告诫：“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巨大作用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219)。《周易》自古以来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而受到世代中国人信仰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其作为包括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学说和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科技和文化的总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深入世代华人灵魂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熟视无睹的;其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而使之能为中国人民如此迅速地接受和实践的历史事实，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中国近70年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之所以出现强烈反差，就在于中国的领导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以易经为总根的中华文化相结合的道路，用先进文化激发了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和创造力这个总原因的历史事实，更是不能回避的。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同于易经的大趋势、特别是在这次抗疫世界大战中易经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连中医是否科学这个问题也只有靠易经才能弄清。
各国应战冠状瘟疫的现状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有易学心理、思维和行为传统的华人，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其中大多数都较能适应打赢一场防控疫情的阻击战、整体战，使得其发病率、确诊率和死亡率较低，而治愈率较高。这是因为他们天然就有“人命关天”的理念，就有视国家、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人体为整体的观念，从而能主动响应和配合需要社会组织化、有序化的防疫举措，而不至于像那些崇尚个人自由的人们对要求戴口罩都难以形成共识、对限制社交活动都难以接受。
特别是这次防疫救治中，在西医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疫苗尚未开发出来的情况下，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的中医传统医药学，对预防和战胜瘟疫战略和战术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里姑且不说易经及其中医对这次瘟疫大流行早有预测，而可采取《周易》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或中医的“治未病”战略;就说各国的疫情之初，全国上下是等待“群体免疫”和疫苗或特效药，还是按中医的“预防为主”的战略，立即实施隔离防治，是决定抗疫胜败的关键。眼前的事实已证明，前一种战略至今都是失败的， 后一战略在中国的实施至今已成功控制了疫情。正是在此战略的实施中，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药方在中国抗疫全过程各环节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医药，中国不会这么快地将轻症患者治愈。如果没有中医药，中国也不会这么快地将重症和危症患者拉回到普通病房。如果没有中医药，中国的死亡率更不会这么低。这次新冠疫情中，没有西医特效药，也没有疫苗;但中医的三药三方，就是最好的特效药方。为什么中医药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究其根本，还是贯穿易经有机整体规律的中医思维在发挥作用。易经的有机整体思维是中医立身之本。这次冠状瘟疫的预防、诊断、治疗各个环节的掌控中，中医所本的易经整体思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冠状瘟疫引发的危机正在加剧，如何彻底战胜冠状瘟疫?这是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作为最早走出疫情危急状态的大国，中国对接下来将会面对的极其复杂的局面，提出的总战略是：以“底线思维”作指导，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的“底线思维”，是中国领导人引用《周易》的“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邇思备，于近思远”这一系列闪耀辩证法智慧光芒的警句，而提出的治国理政重要方略。其实，这也应是每个华人继续抗疫的指导思想。这次空前严重的疫情，使国内的华人认识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的真实团结和凝聚力，使之经得起前所未有的高压而不被瓦解;海外华人，也需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与所在社会的合作，共同努力争取摘掉“中国人不团结”的帽子! 为此，我们需要致力于恢复并复兴华夏民族原生的易经信仰，以用易经哲学弄清中医是否科学的难题为起点正本清源, 继续学用和发挥易学文化和中医药学的优势。同胞们，加油!全人类，加油!
*本文在修改和校正中得到了周岩女士的帮助，特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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