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德、张伯礼等中医药工正在同病毒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刻，打着“科普”旗号、拥有上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科学公园”在其公众号和微博上抛出了一篇所谓的《听中医大师们诊断新冠，我整个人都裂开了》。科学公园的微博还带上了#张伯礼说中药对奥密克戎有效#的话题标签，其用心再明显不过：
科学公园确实该“裂开”了，不仅是精神分裂，简直就是节操碎裂，碎了一地。
力挺转基因产业化的时候，科学公园就给“反转派”扣上了“诬陷国家政策”等一系列性质非常严重的“大帽子”，企图借公权力之手绞杀辩论对手：
然而，2020年2月初中央就要求“中医深度介入诊疗”，这一方针坚持至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难道不是“国家政策”？
2020年4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人郑重宣告，“清肺排毒汤就是特效药”，这难道不是“国家结论”？
这个宣告是基于从2020年1月27日国家紧急启动中医药防治，一直到2020年4月初，这长达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医药成为中国防治的重要手段，并在全世界首先遏制住病毒蔓延、大量减少感染者人口死亡的事实基础上得出的，并且有大量的临床数据支撑。
科学公园一不尊重最基本的事实，二公开否定国家的结论，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径？
目前，张伯礼院士等中医工正代表国家在天津同病毒作战，科学公园暗戳戳地带话题蹭热度，污蔑张伯礼、污蔑中医，按照科学公园自己的“‘辩论’不过就扣帽子”的拙劣手段，自己该领一顶什么样的大帽子呢？
科学公园及其团伙的劣迹实在太多了，以至于要把微博设置为“半年可见”，就是担心别人去“挖坟”。尽管新浪微博一再纵容科学公园罔顾事实污蔑中医、污蔑中医抗疫战士，但笔者并不会用同样的龌龊手段去“举报”科学公园。
笔者是一向反对“因言治罪”的，笔者主张“真理越辩越明”。不过，笔者还是抑制不住愤怒的情绪，必须要指出，科学公园在转基因和中医问题上的“双标”做法无疑是节操碎裂、卑劣无耻、下流至极的！
好了，情绪发泄完，我们就来讲讲道理。
在科学公园抛出《听中医大师们诊断新冠，我整个人都裂开了》一文后，网友很快指出了这篇文章的一个很基本的错误：科学公园自制的图表中，将2011年11月21日就已经去世的老中医郭生白也列入其中，而新冠是2019年年底才爆发的。科学公园造谣的手段十分拙劣，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网友指出这一明显错误之后，科学公园非但不认错，反而狡辩称，是“郭生白的一贯观点，并非特定针对新冠”，是自己没有“详细说明”。
“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也只有中医会提出这样的思想。在中医看来，针对不同的病毒，不论是同一病毒“变异”，哪怕是不同的病毒，只要症状一致，就可以对症用相似的辨证治疗方法，这也是很多古老的经方被用于非典和新冠的原因所在。中医自己出来讲郭生白教授的理论对现在的新冠治疗有参考价值，那叫“逻辑自洽”，况且张伯礼们还没有去翻郭生白教授的理论；这回反中医的科学公园自己都不讲“科学”了，用上中医的逻辑来给自己这个“中医黑”狡辩，不觉得羞耻吗？
脸被打肿了，科学公园自然不甘心，于是又炮制了第二篇抹黑中医抗疫的文章《16名中医教授给同一病人号脉，你猜会有几种诊断？》来给自己辩解：
听科学公园胡咧咧，不如自己去翻一下牠所扒论文原文。
这篇论文是由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联合炮制的。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笔者更加确信以前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医专科医院自己都不搞中医了！这完全是一篇背离中医基本思想和理论，简单地拿西医“循证”思维来“反中医”的论文。
事实上，循证医学研究也仅仅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和分支。从“循证医学”一词在1992年被提出，至今也不过30年。笔者并不反对循证医学研究，相反，我们抱着科学严谨以及科学保持敬畏的态度，必须意识到循证医学目前的不足以及“能力边界”。
中国新闻周刊前两天报道了一起“医疗事故”，武汉柴女士51岁的母亲武汉中南医院治疗月经不调，被医院误诊为卵巢囊肿，其后又被诊为癌前病变，要进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最终因为感染导致多器官衰竭而亡。
西医类似的医疗事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少遇到，即便抛开医院为了利润，首先排斥保守治疗，而是一上来就是高价的过度治疗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医疗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给病人看病的西医也是人、不是机器，在诊疗过程中必须依赖其知识积累和经验，有着相当强的主观因素，不可能做到理想化的可重复、完全精确、万无一失，循证医学试图避免失误的发生，但从实践角度出发，必须承认所谓“循证”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抛开主观因素；
第二，现代西方医学体系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当中，现有的知识只能被称作“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对于很多复杂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连基本的致病机制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只能从末端去缓解“征状”（而非彻底解决“症状”），必须认识到所谓“循证”也是存在“能力边界”的；
第三，就是病人内外因综合产生导致的各种变异，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其致病外因千差万别，而人体本身在发病过程因为机体本能激活的可调性，病症也会随时发生变化（例如西医所认识到的病变），现代医学在追求静态“循证”的同时，也绝不应该偏废对“动态整体”的考察和研究，去挖掘的致病因果，辨证论治，而“动态整体”医学恰恰是中医的优势。
所以，不能拿所谓的“循证医学”单方面去绞杀中医；事实上，拿理想态的“循证医学”标准去考察西医，基本上也可以把当代西医逐一否定。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正视“循证医学”与“动态整体医学”的对等以及互补关系。
我们再说回上海两所大学的研究论文。
这篇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找了16名“中医教授”，去共同诊察随机选取的一位肾内科住院患者。
这项研究选取了三个对照组：1、不同医生，同一患者的现场四诊信息判读及诊断一致性评价；2、同一医生先后两次诊断的一致性评价；3、不同医生，同一份病例的诊断一致性评价。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四诊信息采集不一致，四诊信息综合分析不一致，最后得出结论是“中医诊断的准确性差”。
应该说这项研究所提出的部分建议有合理性，例如“制订中医不同疾病及证候的统一诊断标准,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临床诊断的不一致, 有利于不同中医医生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作为未来中医发展的方向之一，但据此研究粗暴地得出“中医诊断的准确性差”的结论，却是极其荒谬的。
首先，这16名所谓的“中医教授”的水平我们暂且不作评价，中医学科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理论分支，就像中华武术还分各门各派，军人还分各种军种。在中医历经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先贤通过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的客观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医理论、创立中医学说，才有了百花齐放、千年不衰的局面。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派系，不仅在临床诊断上有各自的辩证方法（如脏腑辩证、三焦辩证、卫气营血辩证、经络辩证、六经辩证、以及八纲辩证等等），在治疗方法上也是千差万别（常规的如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道路千万条，只要最后能治好病就是殊途同归。
第二，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大，不同地域的病患致病的外部因素本身就千差万别，各地中医结合当地的地域特点，就形成了不同的经验心得和用药习惯，从而形成面对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同样的疾病采用不同的辩证诊治方案的结果。例如，同样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南方与北方、干旱与潮湿地区、冬季与夏季，不同病人的发病机制能完全一样吗？即便是同一地域、同一时节的不同病人，体质、年龄等等各项自身因素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我国在新冠治疗过程才提出“一人一策”的方针，创造了武汉之后几乎零死亡的全球奇迹。科学公园上一篇文章《听中医大师们诊断新冠，我整个人都裂开了》，恰恰体现了牠的无知。
第三，同一病人在整个病程，所表现的病症也不同，需要对应不同的辩证结果。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我们着凉感冒，前期发病阶段往往表现为风寒症状、流清涕，宜辛温解表；如果没有经过有效治疗，后期自愈阶段很可能就表现为风热症状、流浊涕，宜辛凉透表；当然同是“着凉”也有很多人一上来就是风热感冒的，这恰恰是致病外因不同。这还只是最简单的感冒，而对于复杂疾病，则需要针对不同的病程阶段有复杂的辩证过程，侧重不同的治疗手段。所以，即便是同一中医前后两次诊治同一病人，结果也可能不尽相同。这个过程高度体现了“动态整体医学”的精妙，也是现代中医学校的培养机制下很难培养出合格中医的根本原因。
上海两所大学的论文其实已经或多或少触及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遗憾的是，它却背离了中医基本思想，没有采取正确的分析方法，最后也就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科学公园以为牠捡到了一块可以肆意诋毁中医的“宝贝”，实际上不过是捡到了一块厕所里的石头。
最后谈一点笔者的期望。
科学公园的创办者是吴兴川。曾几何时，吴兴川的科学公园跟方舟子、王志安、“土摩托”（三联生活周刊的袁越）以及松鼠会、果壳这些平台，打着所谓“科普”的旗号，称兄道弟、勾肩搭背，联合起来在舆论场呼风唤雨、肆意诋毁抹黑中医，误导不少民众；后来因为“分赃不均”，相互之间又开始相互讨伐、龃龉不断。
而今，方舟子远走美国，王志安远走日本，松鼠会也因为给日本731部队洗地而遭舆论唾弃，无一例外地暴露出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反华面目。
曾是科学公园常客的“土摩托”同样自我爆炸，还记得2019年土摩托为了污蔑中医，把巨型蜥蜴走私说成是“贩卖中药材导致物种灭绝”，被两栖爬行动物学硕士齐硕SnakeSeeker当众打脸，就不要脸地直接拉黑了对方；后来为了鼓吹“与病毒共存”，把西方的面对病毒躺平吹嘘成“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引起了民愤。
中医黑们为了黑中医早就不要脸了，科学公园有此表现还奇怪吗？
笔者期待的是，科学公园能够像牠曾经的洽钱同道一样，早日“自我爆炸”，免得更多的民众被欺骗，从而对中医产生诸多误会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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