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可能(最大可能，概率约40%)：山东启动再审，但“部分纠错”
处理方式：
山东在最高督办和宋代表监督的压力下，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但不会直接改判无罪，而是采取“折中方案”——比如：
承认监视居住期间应折抵刑期，缩短侯元祥的实际服刑时间;
以“政策精神从宽”为由，将刑期减至已服满的期限，让侯元祥“近期释放”;
对“新法溯及既往”问题避而不谈，或仅以“量刑不当”为由调整。
为什么这可能：
给最高法面子：启动了再审，落实了“从宽处理”政策;
给宋代表交代：侯元祥出来了，案件有“结果”了;
保住山东自己的脸面：不承认“全判错了”，只说是“政策调整”或“量刑微调”;
避免引发“翻案潮”：不彻底否定原判逻辑，就不会给其他类似案件打开大门。
对侯家意味着什么：
侯元祥可能近期获释，这当然是好事;
但“新法溯及既往”这个根本性法律错误没有被承认，以后类似案件依然可能重演;
250万罚款能否退还、能否申请国家赔偿，都会打上问号。
第二种可能(较大概论，概率约30%)：山东再次驳回，但“驳回得有水平”
处理方式：
山东经“审查”后，出具一份正式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会写得比以前“漂亮”——承认“政策精神”但强调“本案不同”;
可能找的理由包括：
“侯元祥虽无被害人，但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以数额体现”;
“监视居住期间不折抵刑期，因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新法溯及既往问题，已在原审中充分论证”;
“最高政策精神是宏观指导，不直接适用于个案”。
为什么这可能：
山东内部也有“硬扛派”，不愿意被外界压力牵着走;
他们可能赌：最高已经“转办”了，程序上我“办”了(出了驳回通知)，任务就完成了;
宋代表的督办手机号，打不打是宋代表的事，但只要出了文书，程序上山东就“闭环”了。
对侯家意味着什么：
程序上再次被驳回，但这次有了一份正式的书面理由;
拿着这份理由，可以向最高申诉“山东拒绝落实政策”;
也可以向最高检申请抗诉，理由是“政策精神未被落实”;
路还没堵死，但又要重新走一遍。
第三种可能(较小概率，概率约15%)：山东主动请示最高
处理方式：
山东收到转办函后，不直接处理，而是以“法律适用疑难”为由，正式向最高请示;
请示的内容可能是：“新法溯及既往如何适用”、“无危害但金额大的民间中医如何处理”等;
最高收到请示后，可能出具一个“答复”或“指导性意见”;
然后山东根据这个“意见”再作处理。
为什么这可能：
这是山东“甩锅”最高明的方式：把烫手山芋扔回给最高;
请示期间，案子可以合法地“暂停处理”，拖延时间;
如果最高给出的意见是“从严”，山东就顺势驳回;
如果最高意见是“从宽”，山东就顺水推舟。
对侯家意味着什么：
等待时间会延长，但最终结果可能更有权威性;
如果最高借此机会出台一个针对此类案件的指导性意见，对侯家可能是好事(因为逻辑上侯家占理)，但也可能意见写得“两边不得罪”。
第四种可能(极小概率，概率约10%)：山东直接改判无罪
处理方式：
山东经再审，认定原判确有错误，撤销原判，改判侯元祥无罪;
理由包括：新法溯及既往违反刑法基本原则、无危害证据不足、监视居住违法等;
250万罚款退还，侯元祥可申请国家赔偿。
为什么这可能：
这是最“正义”的结果，也是侯家一直追求的;
如果山东真有魄力、真想“树立司法改革标杆”，这是最好的机会;
有最高政策精神撑腰，有人大代表监督背书，改了也有正当理由。
但为什么概率低：
改判无罪等于公开承认“山东三级法院全判错了”，这对一个省级S法系统是极大的面子伤害;
引发连锁反应：其他类似案件的当事人会纷纷要求翻案;
内部阻力太大：原审F官、检C院、G安都可能有意见;
“无罪”意味着追责，没人愿意承担这个后果。
第五种可能(理论上存在，但几乎不可能)：拖延不办，不了了之
处理方式：
山东收到转办函后，既不启动再审，也不出具驳回通知;
把案子“压”在某个环节，比如“正在审查中”、“等待领导批示”;
宋代表打电话问，就说“正在办”，但就是不出结果。
为什么几乎不可能：
因为宋代表手里有那个督办手机号;
如果山东拖延，宋代表一个电话打到最高，最高办公厅就会直接催办;
这种“拖延术”在普通百姓面前有用，但在“最高督办+人D代表监督”的双重压力下，根本拖不住。
侯案已经转到山东GAO院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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