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
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
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
话说1960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中央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5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一天，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由370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来华访问。
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周恩来送审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中央基本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据此编制计划草案，并在10月底以前送交国家计委和各中央局计委汇总研究，编出1961年计划草案报告中央。
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和控制数字附表各一件。
中央 1960年9月30日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辰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斯诺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触怒了蒋介石，被迫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1942年，他又两度来到中国，但未能见到毛泽东。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首先到了北京。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紧紧地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作客。
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10月2日，首都各界10万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批的《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所属大中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地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最近时期，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已经和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一个好的典型，特别是他们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面的新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希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当前企业的中心工作（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在总结经验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废。目前有些企业在正确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经验的时候，对于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注意不够，因而出现质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当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在注意抓质量，抓安全，整顿规章制度的时候，又出现简单恢复旧章，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视依靠群众和发扬群众参加管理经验的重大意义。各地必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具体措施，改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种倾向。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肃清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各地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中央 1960年10月4日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4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2本，1本给你，另1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的专场演出，缅甸语翻译程瑞声负责为他解说节目内容。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问程瑞声：
“缅甸人名中为什么常出现‘貌’、‘吴’？”
程瑞声回答说：
“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貌’是男子对自己的谦称，‘吴’是对其他男子的尊称，‘郭’则是男子平辈相称。以吴努为例，他自称‘貌努’，别人则尊称他‘吴努’，关系密切的平辈又称他‘郭努’。”
毛泽东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饶有兴致地与程瑞声聊了一会儿。
10月10日凌晨，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富春同志：
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0月10日上午1时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因受大跃进运动的感染，她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连同那篇文章一起寄给了叶子龙。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写道：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2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战犯。这是后话。
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却故意说：
“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斯诺强调说：
“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微扩大了一些。”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
斯诺说：
“我是指的全中国。”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情况好了一些。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他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斯诺回答说：
“她今年9岁了。”
“怎么才9岁？”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毛泽东说：
“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斯诺说：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毛泽东说：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还没有解决。”
接下来，他们的谈话转入正题，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1939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12年，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1950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泽东：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诺：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泽东：看了一些。
斯诺：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泽东：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诺：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泽东：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两年前的声明。
斯诺：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11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1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11月6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泽东：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诺：直到明年1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泽东：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诺：很可能。
毛泽东：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11年了，比方再过两个11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11年了，又过11年，再过11年，不是33年了吗？也许在第32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诺：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3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泽东：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3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诺：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11年，甚或22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泽东：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诺：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泽东：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1937、1938、1939年还给我们发饷，从1940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诺：我记得在1939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几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泽东：就是这个道理。
斯诺：你在你的一篇文章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泽东：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诺：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泽东：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诺：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泽东：我在北京一年顶多4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诺：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泽东：（对马海德）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67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诺：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泽东：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4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5年就可以了，那是从1946年7月算起。结果3年就胜利了。
斯诺：我记得在保安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诺：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5年？10年？当时主席说至少10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泽东：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12年多。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70%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20%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10%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10%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80%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诺：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10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泽东：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诺：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1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2000美元，也就是说5000元人民币左右。
毛泽东：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185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185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170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诺：10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泽东：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10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诺：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10年到20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泽东：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诺：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泽东：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诺：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后来在11月15日，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了中国。1962年他出版了《大洋彼岸》（社会上流传的实体书名为《大河彼岸》。斯诺在美国出版此书介绍新中国，名为《大洋彼岸》似更恰当）一书，以后曾被翻译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再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收到了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送来的一份特殊“食物”，是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饼子。
原来，邓宝珊到河西下乡调研，看到老百姓处于严重饥荒中，勉强用这样的食物维持生命。他忧心如焚，特意向群众要了几个榆树皮面饼带回家，一方面想让省委领导了解甘肃饥荒的严重情况，另一方面想用这样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后来，他又萌生了将这种“饥民之食”送给毛泽东的想法，让毛泽东也了解甘肃老乡处在饥荒之中、苦度饥饿的真实情况。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反对邓宝珊的想法，他们说：
“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你已经是到了右倾边沿的人了。”
邓宝珊则坚持说：
“我是不是右倾得由中央决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关天，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大事啊！”
邓宝珊把榆树皮面饼带到北京，通过中办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邓宝珊送来的食物后，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在陕北见过这东西，很难吃。我们的人民吃苦了。”
说着，他的眼圈红了，接着说：
“只有邓宝珊敢给我送此礼物。”
他立即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抢救人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命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并与邓宝珊交换意见，及时部署救灾工作，缓解了灾情。
10月24日，也就是在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的第二天，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监委李坚等）4名干部10月21日上报的第二次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毛泽东的秘书组。
关于“信阳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天灾。据原信阳专区专员张书藩说：“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张书藩的秘书余德鸿也说：1959年“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二是人祸。其一是，1959年信阳专区秋粮实际产量为10.035亿公斤，信阳地委却高估产为32.085亿公斤。按上述产量全区安排征购秋粮5.2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50％。在粮食征购计划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信阳地委又执行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发动了“反瞒产私分”斗争。其二是，有部分基层政权掌握在一部分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分子手里，他们疯狂地实行阶级报复。
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处理问题，据有关记载称：“我们（李坚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时间在1960年4月）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
“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到信阳调查了3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6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回到北京后，“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
‘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
刘少奇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另据李坚本人说：“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3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4个人。”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是，病饿和被打等原因致死的人数是100万。
调查结束后，李坚等4人写的调查报告，就是李富春报送毛泽东的那一份。
10月26日凌晨，毛泽东看到了李富春报送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当即批示道：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都扭过脸去，偷偷地擦眼泪。毛泽东看看大家，声音哽咽着说：
“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就解释说：
“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3年内把债还清。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下午，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会议讨论了问题严重而又暴露得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看隐瞒不下去了，便汇报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大家十分震惊，纷纷对他进行批评，指责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说：
“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马克思主义。”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度过难关，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最后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把“信阳事件”的发生原因、调查经过及处理等概况说清楚了。从中可以看出一部分歪嘴和尚在灾前、灾后以及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是难以令人容忍的。本传在第七卷中关于毛泽东反对农业生产估产过高的事例讲了很多，关于正确处理“瞒产私分”的话，他也是从1959年2月就开始讲起，以后为反对“共产风”，又反复说过不要反对“瞒产私分”话。可他的那些部下从上到下都当做耳旁风，最终酿成了灾祸。“信阳事件”发生后，在有关方面从1959年4月到10月间调查处理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看到10月26日李富春送来的调查报告后，立即采取措施，这才使灾区的善后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后来在毛泽东身后，一部分人正是借“信阳事件”一类灾祸大造其谣，说什么3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还有人说是“饿死3600万”（已有多个有识之士曾著文批驳之，后边还要讲到），以此来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由此看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表演是何其恶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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