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林彪事件到底应该怎么看，他是毛主席忠诚的战士吗？

　　目录

　　第一部分 林彪集团形成

　　第二部分 巩固集团利益

　　第三部分 关于天才的论述

　　第四部分 第三次庐山会议

　　第五部分 批陈整风

　　第六部分 毛主席南巡

　　第七部分 回顾

　　第八部分 结论

　　题外话

　　唏嘘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温度尔汗。

　　虽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对此事定性并有很多证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该事件满腹狐疑，尤其是看过《让子弹飞》的众多解读，更让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其中很多人都认为林是毛主席忠诚的战士，是毛泽东思想最坚定的拥护者。在此前提下，很多人从一般的细枝末节去找证据证明林的死亡是被陷害的，比如字体，比如航线，比如时间，比如电话记录，比如571工程的真假，比如林彪被蒙在鼓里等等。

　　细枝末节需要考证、厘清，给出最完整的历史真相，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仅从细枝末节去判断林彪事件的性质，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马克思在1859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由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林彪事件，文革开始后，林彪集团已经逐渐形成。一个集团一旦形成，那就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了，而是集团利益左右一切。

　　比如，常凯申集团一旦形成，那就不是常凯申一个人的意志左右一切了，而是这个集团总利益左右一切。如果常凯申不能代表这个集团利益，不能使这个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常凯申就要被这个集团抛弃。

　　再比如陈独秀，虽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主要创始人，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个集团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当陈独秀的个人意志违背这个集团利益的时候，必然要被这个集团所抛弃。

　　只有个人意志与集团利益一致，才能与这个集团一起走下去。

　　我们现在就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工具来分析林彪事件。

第一部分 林彪集团形成

　　林彪集团的形成有几个关键节点：

　　1、1965年12月，罗瑞卿被批判并调离军队，1966年被打倒。

　　2、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林彪在政治局常委排名由原来倒数第二（共7人）升为第二（共11人）。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3、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1967年5月13日，发生的小型武斗五一三事件，军队中的“冲”派失势，林彪支持的“三军派”取得胜利。“513”事件最终导致了8月份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北京的“文革”形势从此被牢牢地掌握在军队手中。

　　1967年8月17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4人军事小组。

　　1967年8月17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看守小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随毛泽东外出，海军由张出任)，吴法宪任组长。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4个成员都是来自第4野战军。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集团从此初步形成了。

　　看守小组9月底改为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4、随着杨成武倒台，1968年3月25日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接替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1969年1月，办事组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小组成员均为原第四野战军指挥员。

　　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任总后勤部部长。

　　此时，林彪集团基本形成。

　　5、1969年4月，九大召开，修改党章，林彪被定为接班人。九届一中全会，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叶群进入政治局。自此，林彪集团完全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林彪集团的形成，不是以林彪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各种矛盾推动的结果。

第二部分 巩固集团利益

　　集团形成后，就要巩固集团利益。因为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此消彼长尖锐对立的。

　　1、光速重用林立果

　　林立果出生在1945年，196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67年7月1日，经叶群亲自提议，由吴法宪、周宇驰做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7年初，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意图，指示空军给林立果办理了入伍手续。不久，林立果就来到了空军司令部。几个月以后，由江腾蛟建议，经吴法宪和空军政委（余立金）研究决定，在1967年3月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

　　吴法宪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他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级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这个调研小组曾受到林彪的接见。

　　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吴法宪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林彪在这封信中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看了林彪的信，立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加快了培养林立果的步伐。

　　1969年10月17日，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说：

　　“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70年5月2日，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成员，被邀到林彪家中“做客”，林彪接见、谈话并同他们合影。他们纷纷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推举林立果为他们的头。林立果被吴法宪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最后发展为“联合舰队”这一秘密组织，并在上海建立“上海小组”，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配备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等。

　　吴法宪授予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是完全不符合组织程序的。这相当于林立果在空军成了太上皇。

　　此时林立果24岁，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作战部副部长是什么级别呢？副军级。作战部是司令部最重要的部门，排名第一。比如总参一部，就是作战部。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70年）7月3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1970年）10月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

　　2、1969年10月18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林彪的秘书将口授内容通过电话传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当晚，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

　　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全军采取行动的事情。这意味着林彪集团可以不经军委主席命令就可以私自调动军队。这在世界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绝对不允许的。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

　　根据林彪的"号令"，海军、空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余人，4100余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1969年10月至1970年9月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经铁路运输人员和物资达60万车，比上一年增加34%，比抗美援朝时期运量最大的1951年多17万车，运输团以上部队有8个整军、48个整师另179个团，新老兵157万人。经水路运输的人员有20万名，物资55万吨，物资运输比上一年增加46%。经全军后勤汽车部队运输的物资约3000万吨，这一时期运输的特点是：运量大，人员多，时限紧，要求高，特别是1969年10月以后的三四个月、大批部队调动，新兵补充和老兵复员以及战备物资疏散等运输交织在一起，最紧张时，仅铁路运输一项，一天内在途中运行的人员列车就有270多个。

　　"紧急指示"的发布，既反映了1969年3月以后中苏边境的紧张对峙，又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林彪藉此检验其命令在全军是否起作用，同时把许多老干部"疏散"到外地，远离了领导岗位。朱德到广州，刘伯承到武汉，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PXX在押，贺龙、罗荣桓已去世，军队的10名元帅中，只有林彪一人在京。林彪以阴谋手段排斥了除他以外的绝大多数军委领导人。

　　这次预演前的9月30日夜，林彪突然"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命令该机场的飞机当晚全部转移出去，用砖头把跑道堵起来并配备足够的武器，搞了一次较小规模的演习。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当夜命令"所有空军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所进人一等战备；所有指挥员坚守指挥岗位，不准离开"。9月30日至10月3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人一等战备，共有1683架飞机在机场担负战斗值班，3900多架飞机进入洞库或野外疏散，三北"地区的机场都用机械和车辆设置了防"机降"的障碍。吴法宪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向林彪报告，称"这一战备行动是空军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

　　必须承认，人民解放军贯彻"紧急指示"的行动是积极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战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习惯于用打仗的观点检验一切工作的价值和必要性。通过"号令"造成的巨大反响，使林彪看到了他发动武装政变的"力量"和"条件"，他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我们抛开该记载的主观判断“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林彪藉此检验其命令在全军是否起作用”、“林彪以阴谋手段排斥了除他以外的绝大多数军委领导人”，只看客观现实：

　　（1）、在没有军委主席的命令下，军委副主席大规模调动了军队，这在建国后是第一次

　　（2）、在没有军委主席命令下，随时可以封锁机场

　　（3）、“把许多老干部"疏散"到外地，远离了领导岗位。朱德到广州，刘伯承到武汉，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PXX在押，贺龙、罗荣桓已去世，军队的10名元帅中，只有林彪一人在京”。

　　3、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70年3月7日毛主席在武昌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说：国家体制可以改变，不要设主席、副主席，就由人大常委负责人代表。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这个意见。3月8日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并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会议委托叶群向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3月9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在毛主席表达了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意见后，这是林彪第一次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3月17日—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三人。会议讨论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草拟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协商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这是林彪第二次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在毛主席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根据《毛泽东年谱》：

　　4月11日，阅林彪从苏州通过秘书打来的电话的记录。林彪提出：“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赞成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会后周恩来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主席第二次表达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是林彪第三次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4月27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这是毛主席第三次表达不要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这是林彪第四次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7月中旬，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议论。毛主席得知后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这是毛主席第四次表达不要设立国家主席。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1日，叶群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22日，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等。关于修改宪法，毛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陈伯达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的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主席这一次再做国家主席那对群众是一个极大的兴奋，极大的鼓舞。会上，林彪也这么讲。毛主席说：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次常委会上，毛主席和林彪都表示在第二天的开幕会上不作发言。

　　这是毛主席第五次表达不设立国家主席，是林彪第五次坚持要设立国家主席。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明确强调：“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毛主席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三部分 关于天才的论述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后来，毛主席由多次强调不要提并且删掉“天才地、创造性地......”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8年）10月13日，（毛主席）审阅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十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68年）10月26日，（毛主席）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JQ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月二十五日稿），......对章程（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969年）年3月上半月，（毛主席）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删去“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去“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句中“极其重要的”和“高度”这七个字。

　　（1970年）4月3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月一日报送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文章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并批示：“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毛泽东删去的段落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1970年）8月13日康生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中一个提法发生争执。草案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提议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陈伯达约吴法宪到他家去详细谈了争论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叶群。

　　（1970年）8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问题。会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在会上同张春桥等人斗争。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事后林彪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上述8月13日吴法宪的发言与8月14日叶群的电话，标志着林彪集团将目标对准了政治对手，要打击对手。

　　“陈伯达约吴法宪到他家去详细谈了争论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叶群”，表明了这次斗争是有组织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对1970年8月13日与8月14日这两天有着更细致的记述：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32〕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大的斗争。〔33〕

　　（注〔32〕为吴法宪的书面检讨，原件，1971年4月9日。注〔33〕为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毛泽东传》对此做如下评述：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暗中作了积极准备的，而毛泽东并不知道。

　　我们姑且不做主观揣测。但客观事实证明，林彪集团是有组织、有目的地针对政治对手展开斗争。

　　现在，脉络基本清晰了：林彪集团的形成，巩固，打击对手。

第四部分 第三次庐山会议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70年）8月22日，（毛主席）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等。在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第二天的开幕会上不作发言。

　　8月23日，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原本已经说不发言的林彪突然要求发言。

　　根据《毛泽东年谱》：

　　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讲话“一个是把毛主席的......国家元首......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政治术语中，国家元首，就是国家主席、总统、国王。在中国，国家元首就是国家主席。

　　之前，张春桥在修改宪法时说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不建议写“天才”。很明显，林彪说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段话是对着张春桥开火。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这算不算突然袭击？由读者自己去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毛泽东传》记述：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的“热切愿望”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37〕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表示“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38〕

　　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布。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3日）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提议被通过。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后，派叶群和在庐山的儿子林立果去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8月23日）晚上，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还有一份收集了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二天中午，这两份语录通过汪东兴打印出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八月二十九日上庐山）。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未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均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这份记述中看到，“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还有一份收集了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林副主席指示》”，在参加庐山会议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中没有送给李德生，只送给了军委办事组成员中的林彪集团成员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说明，这是小集团的行为，是严重违背党的纪律与组织程序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4日晨七时，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主席。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言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打击面要小，不要点名。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上午八时，全体与会人员集中到会场，听了两遍林彪讲话录音。播放录音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鼓掌，表示支持。周恩来要汪东兴请示毛泽东。听完林彪讲话的录音后，华东组的陈励耘和王维国(28)拿不准这个讲话的针对性，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并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地点名。

　　“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或许有人提出这是杜撰，我们暂且不提这句话，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小组讨论。

　　《毛泽东年谱》：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陈伯达在讲了“天才论”后又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发言后，汪东兴发言，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听了他们两人的发言，华北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个接一个表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纷纷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赞成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推翻林副主席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吴法宪在念了毛泽东、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后又说：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从这段讨论中可以看到，包括陈伯达在内的林彪集团将目标集中到了张春桥身上。

　　张春桥是毛主席倚重的理论家，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坚定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将打击目标集中对准张春桥身上，目的不言自明：打击对手。而且从林彪集团成员的发言看，比如邱会作说“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这是将张春桥置于死地的打击，绝不是普通的批评，因为“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个性质基本上相当于是“反革命”了。

　　毛主席在8月22日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很显然，林彪集团根本将这个精神当成了耳旁风。

　　看过以上资料，读者朋友们还有人坚持认为林彪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吗？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二十四日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发到了各组。简报写道：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XXX的XXX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分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听秘书读了这份简报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这份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中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代表其所在的省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改变了这次中央全会的主题。

　　8月25日的简报，就差没有点出来张春桥的名字了，要将其“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8月25日的发言简报，验证了前文引述的《毛泽东传》内容：

　　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这种攻击，也确实让张春桥感受到了。根据《毛泽东传》：

　　二十五日中午，JQ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毛泽东传》对于张春桥的心理描述是“惊恐不安”，我们姑且不谈这里的主观描写成分，但有一条是确定的：“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

　　毛主席的反应是什么呢？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5日）中午，（毛主席）听取JQ、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8月25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又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毛主席不惜做出决裂的态度“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这完全是林彪集团的行为引起的。

　　还能认为林彪及其集团是拥护毛主席吗？

　　在“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的第二天，毛主席让陈伯达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谈什么？无非是让这几个人做检查。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各组会议的决定。同日下午，找陈伯达谈话，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同日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泽东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

　　毛主席做出了明确的让相关人员“作出检查”的指示，林彪会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吗？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6日—3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同李雪峰谈话时，批评他出简报没把关，说你这组长怎么当的？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29)。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提出要吴检讨，当天晚上吴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面对毛主席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检讨的指示，林彪竟然说出了“你没有错，不要检讨！”。（井冈山观心注：这句话出自“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林彪是拥护毛主席还是与毛主席顶着干，是毛主席忠诚的战士还是什么其他，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而毛主席对林彪还是本着团结地态度，一直维护林彪，批评了陈伯达。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批语：“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PXX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毛主席的讲话中强调了两点：

　　1、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2、团结林彪：“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

　　根据《毛泽东年谱》：

　　9月1日晨，把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所写的批语交周恩来等。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阅，上午又送林彪阅。中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话，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上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文中陈伯达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在印发全会前，毛泽东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把修改件送给林彪看。

　　可以看到，毛主席对林彪还是保护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53〕

　　......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55〕

　　（注〔55〕为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从《毛泽东传》引用的1983年11月“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可以看到，林彪集团是有组织的对抗，是攻守同盟。尤其是叶群所定原则“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这完全是集团利益。

　　这一切，都是集团利益决定的，是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集团利益决定了林彪等人的行动。

　　至于林彪本人是否有做国家主席的想法并不重要，即使不做国家主席，林彪也是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本人有或者没有做国家主席的想法都无法改变“林彪集团”存在的客观事实。

　　上述的资料已经表明，林彪及其集团是要发展自己的力量，搞突然袭击，打击对手的力量，从而牢牢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林彪集团所打击的对手，正是支持毛主席路线的一些人。这些人受到毛主席的保护，是革命到底的战士。从这点看，林彪绝不是什么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更不是毛主席的什么最好的学生。

　　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而“林彪集团”完全违背了这个精神，与这个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从这一点看，定性“林彪集团”反党，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如果这样还是“忠诚”、“最好”，恐怕就要对“忠诚”、“最好”重新定义了。

　　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第五部分 批陈整风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70年）9月19日，在北京丰台车站同陈先瑞(39)、吴德谈话一小时。在询问是否传达了庐山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见写的。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10月14日）阅吴法宪九月二十九日的书面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自己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泽东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检讨中说：“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检讨中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毛泽东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检讨中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陈伯达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就回来了。”毛泽东在“出于礼节”下画了横线。检讨中说：“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旁边打了个“？”，批注：“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检讨中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检讨中说：“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43)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我“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批注：“这样对。”

　　10月15日阅叶群十月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泽东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在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同日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在附信中说：“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毛主席在吴法宪的检讨中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这份检讨是不满意的。

　　而这时，林立果已经组建了“联合舰队”。根据《毛泽东年谱》：

　　10月，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44)。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

　　1970年11月份，批陈整风展开。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65〕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根据《毛泽东年谱》：

　　12月16日（毛主席）阅三十八军党委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从突出自己树立个人威信、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处理保定问题搞分裂等三个方面，揭发了陈伯达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在北京军区和华北各省区的一些活动情况，并附送了五个相关材料。

　　毛泽东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这句话是有分量的。笔者主观臆测，这意味着要继续深挖。

　　12月19日，毛主席点名黄永胜、李作鹏参加“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华北会议”。根据《毛泽东年谱》：

　　12月19日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晚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开好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通称华北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先以三天时间（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在会上，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51)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根据《毛泽东传》：

　　（1971年）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2月20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关于学习讨论毛泽东“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的报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4)，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康阅后，退军委。”报告说：“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毛泽东批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注(4)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在毛主席的一再批评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不得不做出反应。

　　根据《毛泽东年谱》：

　　3月1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泽东批陈整风指示的报告。报告说：军委办事组二月二十二日晚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3月22日晚上，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错误的书面检讨送周恩来等阅，并让JQ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JQ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当天晚上，JQ告黄、李、邱，说毛泽东对他们的书面检讨比较满意。他们表示希望能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康生、JQ讨论黄永胜等三人的书面检讨，并提出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周、康、江于二十三日将上述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并将黄、李、邱的书面检讨送还毛泽东。

　　3月24日在黄永胜的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毛泽东说：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真理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边，往往在下边，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编者注）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我看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又砸了出去，砸了骄傲自满的人。又说：积代会(8)这么多不好，有的青年人去讲假话，不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指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发生的事情——编者注）就出在没有调查。毛泽东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

　　3月30日阅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第二十一期《刘子厚同志在大会上作检查》，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刘子厚检查的最后一页又批注：“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四月二十一日，阅刘子厚来信。信中说：我反复学习了主席三月三十日对我的检查所作的重要批示，受了深刻的教育。我过去长时间就怕揭，总想捂住自己错误的盖子。这次在河北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才开始检查和改正所犯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批示：“很好。印发到会同志，请总理处理。”

　　在3月30日的批语“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中，可以感受到毛主席对林彪集团成员认识错误的态度的不满。

　　根据《毛泽东年谱》：

　　3月30日、31日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在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准备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还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工作部署和今后工作方针、措施，对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的检讨很高兴，要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

　　根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毛主席在刚刚结束第三次庐山会议的1970年9月15日、16日说过这样的话：

　　“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因为是汪东兴的回忆录，笔者不敢采用，只是写出来供大家自己分析。

　　但有一个事实需要注意，林彪从参加革命开始，从未写过检讨（该结论不知道是否准确，希望其他读者可以提供林彪写过检讨的证据）。

　　根据《毛泽东传》：

　　在北戴河的两天里（3月30日、31日），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是，他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76〕

　　（注〔76〕为周恩来等在北戴河林彪处谈话记录，1971年3月30日至31日）

　　周恩来等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指着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严厉斥责：“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77〕

　　（注〔77〕为《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09页）

　　李德生的回忆录属于个人回忆，不能完全采信。但根据毛主席3月24日“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增加了李德生回忆录的可信度。

　　《毛泽东年谱》：

　　4月11日阅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示：“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根据《毛泽东传》：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到会。......会议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指出黄永胜等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给十九日回京的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79〕

　　（注〔79〕为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71年4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总结讲话，......说：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报告中提到“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是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按照常理，对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经做了组织定性，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但一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毛主席的意志为转移。

第六部分 毛主席南巡

　　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给军委办事组的五位成员定性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

　　没想到，在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短短71天后的7月9日，毛主席发现了问题。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84〕

　　（注〔84〕为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33页）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指出军委办事组的五位成员有后台。

　　笔者将《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这部分对话截图：

 

　　▲ 《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

 

　　▲ 《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

 

　　▲ 《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

　　8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的谈话表达了此次南巡的目的：游说。

　　根据《毛泽东传》：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毛泽东传》也谈到了这次南巡的目的：

　　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南巡期间，毛主席与地方及部队负责人谈话。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16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当天同刘丰谈话，十七日同刘建勋、王新(18)谈话

　　8月21日下午，听取汪东兴汇报对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论天才是他们的纲领，这是帮大倒忙，唯心主义先验论。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编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编者注）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编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1日谈话，林彪的名字几乎是呼之欲出了。

　　根据《毛泽东年谱》：

　　8月25日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

　　8月27日 离开武昌前同刘丰谈话。晚上，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8月28日 晚上，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

　　8月29日 在长沙听取汪东兴汇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讨论毛泽东二十八日谈话的情况。

　　8月30日 上午，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8月31日中午，离开长沙前，让汪东兴乘飞机先到南昌向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传达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晚九时到达南昌，晚十时在住处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

　　9月2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

　　9月3日 晨零时，到达杭州。在专列上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

　　9月4日、5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这次南下途中的前几次谈话内容，并进行座谈讨论。

　　9月5日 晚上，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京的林立果“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于作了十五页的记录，次日由周宇驰报告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

　　9月6日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将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告诉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京后，即向黄永胜讲了他听到的情况。当晚，黄永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

　　9月7日 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乘飞机回到北京，随即同周宇驰、江腾蛟、李伟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28)搞掉。当晚，于新野到杭州，陈励耘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他们的谈话内容，于向陈传达了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方案。

　　（注(28)，B—52指毛主席）

　　同日晚上，毛泽东得知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上碍事等异常情况，随即提出转移地点。九日凌晨，专列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9日于新野到上海，同王维国密商谋害毛泽东的实施方案后，乘飞机回北京向林立果报告。

　　9月10日下午二时半至三时半，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

　　9月11日 上午十时，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下午一时十二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直返北京。

　　9月12日 下午一时十分，乘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在专列上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31)谈话。

　　毛泽东单独向李德生交代，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南口。下午三时余谈话结束。四时零五分到达北京站，即回中南海。

　　9月13日，众所周知的9.13事件，载有林彪、叶群、林立果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毛主席南巡谈话，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72年3月份才发表，我们才能得以了解当时的谈话内容。

　　197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主席1971年8-9月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PXX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PXX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JQ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XXX，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JQ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PXX、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1%，加上挂起来的不到3%。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谈话纪要》里，主要强调的就是庐山会议有阴谋，“有人......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谈话纪要》还谈到了“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JQ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LXX，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JQ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

　　这里的“那个人”很明确就是指林彪。

　　从上述资料不难得出结论，林彪集团分裂党的行为是确定的了。如果还认为林彪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那就真的是感情战胜了理智，是唯心主义了。

第七部分 回顾

　　林彪事件发展线路图：

　　1、林彪集团形成

　　2、巩固集团利益

　　3、利用天才论找到对手（张春桥）的破绽，确定突破口

　　4、第三次庐山会议发动突然袭击，对对手实施毁灭性打击。这是分裂党的行径，这个打击如果成功，客观上会削弱毛主席路线的力量

　　5、毛主席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反击，粉碎了林彪集团的突然袭击；会议结束后通过开展“批陈整风”打击林彪集团力量

　　6、毛主席南巡，游说，打招呼，团结革命力量

　　7、林彪集团最终失败

第八部分 结论

　　针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因为史料一直没有原件，所以笔者未将该纪要作为本文资料。但林立果组建的“联合舰队”策划了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这是毋庸置疑的。

　　庐山会议中，林彪集团可以定性为反党，但是谋害毛主席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那就是反革命无疑了，这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

　　综上，林彪集团的所作所为，是林彪集团总利益的体现，这个总利益驱使了这次尖锐的斗争。这不是单以某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该集团利益所决定的，也就是各种矛盾所决定的。只是，面对各种矛盾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从而在分裂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林彪作为该集团的核心，退一万步讲，他可以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可以不知道“联合舰队”谋害毛主席，甚至可以不知道自己如何上的飞往温都尔汗的飞机，但即使林彪“不知道”，或者说有人用阴谋诡计迫害林彪逼迫他逃跑，但作为林彪集团利益的总代表，林彪集团的反革命行为也有林彪的一份，而且是主要的一份，绝不不能是次要的责任。

　　无论林彪主观意识如何，林彪集团在客观上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因本文没有讨论9.13事件细节，如果读者愿意了解，推荐读者阅读：

　　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747.html

　　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3748.html

题外话

　　从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走向看，林彪以及林彪集团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没有林彪集团的分裂行径，无产阶级砖证下的继续阁掵很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此点，一定要认清。

唏嘘

　　林彪，曾经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曾经是毛主席路线的忠诚拥护者，曾经在中国革命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没想到在晚年走上了反革命的不归路。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标准。

　　毛选2卷《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毛主席就是工农群众的代表，是老百姓的代表，是劳苦大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