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宪政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文革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宪政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宪政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宪政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宪政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宪政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2。
从上述经验观察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什么样的因果联系（即经济理论）呢？笔者认为，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如果要对发达国家进行成功的经济追赶，其制度创新过程可能要遵循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好相反的路径，这就是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的论文中提到的“制度发展的反向工程”3。按照缪尔达尔和诺思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过程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演变以及革命孕育了特定的宪政秩序，而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最后导致了以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正如缪尔达尔指出的，“西方所有的重大‘革命’——宗教、智力、地理、甚至政治的——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很久以前。它们缓慢地进行，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习惯了变革，并准备变革。所以，变革、适应和流动的观念，是在西方人习惯于他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工业革命’之后，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逐步接受的”4。然而，对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的存在，它们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经历英国这种相对漫长的制度演化过程，而思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要比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缓慢的多。因此，后发工业化国家一般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逐渐地导致了认知模式的嬗变，并使法律和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成果日益巩固；只有到一定阶段时（一般在工业化阶段的后期），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制度变革已势在必行（当然仍会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一词是从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借用来的，在技术创新经济学中，反向工程的“反”指的是与一般技术创新过程相反，它不象传统理论那样，一项成果和技术先从基本原理再到原理的应用，转而被物化为专利发明，进而开发工艺流程和生产方法，而是从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开始，按如下相反的顺序进行技术创新，即操作技术 →维修技术→现场操作技术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 日本战后的技术引进已证明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术创新相比较，制度创新更困难，这不仅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政治体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认知模式的严重制约。按照凡勃伦的看法，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5。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所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殊性，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因此，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没有文化认知模式的变革，正式制度安排如宪政体制就很难扎根，甚至会产生“淮橘成枳”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
然而，文化认知模式的嬗变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凡勃伦—艾尔斯的演化理论，文化认知模式的基础是由工具性知识和礼仪性知识两大类所构成，而后两者又是技术和制度知识的精髓。因而，人类对技术和制度变迁的判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工具价值和礼仪价值，技术的工具价值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并改进生产过程的效率，它是可证伪的、易于接受的；而制度的礼仪价值判断则要求助于信仰体系或认知模式，它是先验的，其变化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工具性知识累积性刺激的结果6。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技术引进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组织变革达不到一定程度，新的认知模式和引入的宪政体制将怎样取得稳固的地位？由此看来，马克思是对的，虽然经济基础并非决定上层建筑，但基础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演化经济学家们将会同意，19世纪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下述一段话集中体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越是研究世界以前的状态，事实上，甚至当我越是详尽地观察当代世界，当我思考不仅在法律中，而且在法律准则和不同形式的产权中发现的巨大差异时，无论人们说什么，我都相信，所谓必需的制度仅是人们习惯了的制度”7。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习惯了的制度” 就是人类惯例化的行为模式，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它是长期日常交往所发展的社会行为技巧，在很多情况下每个社会的成员对其行为是不假思索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因而是习以为常的，每个社会成员间对其相互行为的认识是意会性的，但对于不与长期接触的其他社会成员来说，其行为模式可能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定义。
人类惯例化行为模式的意会性质对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按照波拉尼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可以区分为可整理和意会这两大类知识，意会知识是可整理知识的基础。意会知识的性质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人类行为的惯例作为基因被遗传是通过模仿来传递的，但这种模仿必须在实践和实例这些具体的情境中进行交流和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情境化，意会知识又是阻止个体间（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等）趋同的隔离机制，因此，意会知识不仅是制度多样性的基础，而且也是导致跨国间制度学习出现巨大困难的重要根源。第二，意会知识的性质说明了，它是胶粘于特定空间的知识形态，在社会学中被成为“地方性知识”，正如生物学一样，生态地理环境因素也是导致惯例化行为模式产生变异的重要因素。意会知识的空间性质不仅增加了跨国间制度学习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它为不同的社会发挥创造力提供了空间（见第二节）。
按照演化经济学的上述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
为什么在发展之初就引进西方宪政体制要遭遇许多困难，而东亚的成功基本上遵循了“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更一般地，在没有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通过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渐进改革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关键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后发工业化国家要成为“硬国家”或东亚式的“强政府”。这包括加强社会纪律（缪尔达尔语）、培养社会信用基础、惩治腐败、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开放并积极推动引进外国制度的实验，鼓励多样化的制度创新；保持政治稳定，铲除强势利益集团如俄罗斯七大工业—金融寡头产生的土壤，从而避免在制度学习和当地制度创新上所遇到的强烈抵抗；稳健地推进杨小凯教授所建议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改革；创造性阐释文化传统，焕发国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第二，制度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以本国技术能力的积累和发展为核心。快速积累和发展本国技术能力是经济追赶的主导因素，这是解释东亚和拉美发展绩效出现重大差异的重要因素。前几年，我们的产权改革和喧嚣一时的资本运营偏离了这个目标；引进外资等经济政策也严重地忽视了这个问题。今后，我国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教育、科技和金融体制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都要紧紧抓住技术能力的积累和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借鉴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胆创新，争取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
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
上节我们讨论了在经济发展的初中期，后发工业化国家没有必要实施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论证了“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笔者把它称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第一种境界，即它的创新潜力只能提供与其追赶对象不相上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我们要讨论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潜力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超越追赶对象的情况，这也就是说，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制度方面虽然具有杨小凯教授所说的某些后发劣势，但我们不排除它在制度创新上的后发优势，它能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这就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第二种境界。我们这里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当时落后的德国和美国特别是德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的宪政改革确实是先于迅速的工业化，美国的工业产量到19世纪80 年代初就已跃居世界首位，1913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德国却是在废除专制的君主政体之前，其经济发达程度就已超过了英国。我们前面已讨论了政治制度，现在专谈经济制度。笔者认为，与杨小凯教授的看法相反，落后国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不仅不会使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恰恰就是因为当时落后的德国和美国没有模仿“发达”的英国制度，这才产生了管理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而英国的个人资本主义却成为其丧失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8。如果德国和美国人民只是模仿并自谦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那么，杨小凯教授今天经常谈到的基于分工的发达的组织结构恐怕在20世纪上半叶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许多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已说明，英国当时不乏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新技术上最初也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很快被落后的德国和美国所超越呢？英国研究技术变迁和长波理论的著名演化经济学家费里曼（Freeman, C）在多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和卢卡在最近的一本新著中通过对这三个国家的比较，说明了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制度僵化是其基本原因9。第一，教育培训制度和大学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贵族式和缺少工程技术教育的大学体系、技术工人业余培训和在职教育的传统已完全不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在当时，不乏教育家、工业家和政府调查的警告，但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必定是英国制度的惯性和僵化。而在德国和美国，作为教育制度的创新—技术学院的创立则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合格的工程师，“据霍布鲍姆（Hobsbawn）估计，到1913年，德国每年正在培养3000名毕业工程师，而英国在科学、技术和数学所有这些学科上只培养350名毕业生”。10 第二，企业组织。在英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处于领先的企业组织—家庭企业管理结构已完全不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而专业工程师的大量缺乏又阻碍了管理专业化的发展；第三，新产业的投资。从18世纪80年代到1929年，英国的资本积累率低于德国、美国和当时西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1905—1914年，国外投资占净资本形成的50%，这严重地阻碍了新技术在国内的扩散和生产规模的扩张；最后，科技体制。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两种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出现在德国和美国而非英国：企业技术实验室和大学科学实验室的建立的制度创新。
演化经济学的开拓者凡勃伦在当时出版的《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年）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现象。在该书中，他对当时落后的德国在技术上具有引进而非自我研发的后发优势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他认为，当一个国家引进技术时，她不会把技术原生国的制度重负携带过来。因此，德国把更发达的技术接过来，最彻底地应用于不受既得利益阻碍的环境中；而在英国，旧制度阻碍了新制度的产生，导致了原生性的新技术发展受到抑制。凡勃伦写到，英国“因为领先而受到惩罚……尤其是把如果它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就对现在抑制性的影响与英国将可能做什么对比一下，英国工业状况的这种缺陷就是显然的”11。凡勃伦运用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原理说明了技术和制度如何交互作用导致了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逐渐进入一种僵局，产生了制度上的“先行者劣势”，从而为德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后发优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笔者把凡勃伦的这种思想命名为“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
演化经济学家们已注意到，由于新技术和新产业需要新思维、新的做事方法和新组织，简言之，需要经济新人，但由于路径依赖，老技术和老产业领先的地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阻碍它的发展，因此，经济时代的转变常常与经济领先的地点的变化相联系，新型的制度和经济组织将诞生在原先（相对）落后而非领先的地方，用进化生物学的术语来说，它需要“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进化生物学认为，同一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渐进的“有效率”突变的突现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每一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它与其他物种的共演的时候，它禁止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往往发生在相对被保护的外围地区，这也就是说，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竞争激烈的地区，这就是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
帕加诺（Pagano, U.）认为12，经济组织的演化可能遵循着类似的规律。组织类型类比为自然物种，称为“组织物种”，它具有产权和技术相互适应的特点，产生了要比它与其他物种的产权和技术杂交更优的“组织均衡”。同一“组织物种”成员间的竞争提高了它们的平均效率，但由于产权和技术的互补，它可能也禁止了新的潜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均衡”的出现，因此，正像自然物种的情况一样，“组织物种”的形成同样需要“分布区不重叠”的条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在国家层次上存在，而且也常见于国内地区间和企业间。
帕加诺运用物种形成“分布区不重叠”的生物学原理，解释了管理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组织物种”的出现。他认为，在个人资本主义竞争和力量最强大的英国，家庭企业的权利结构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超静态交互作用”并没有被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打破。但在没有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发展像英国那样成熟的个人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德国，铁路和电报所需要的生产力的性质首先改变了这些部门的权利结构，并很快改变了其他部门的权利结构，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从这种变化中受益。不久，新权利有利于对高代理成本的管理者的广泛雇佣，而他们的被雇佣产生了自我强化的反馈，使管理资本主义的新权利成为一种不可逆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产生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时期13，新制度和新的经济组织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技术的特点所内生的，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所要求的条件相当严格。首先，较早地进入新技术系统是发挥制度创新后发优势的必要条件；其次，发达国家采用新技术缓慢并出现了“制度锁定”的状况则是制度创新后发优势的充分条件；最后，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的程度、创新活力和发展战略等特定的情境。否则，我们就不能肯定地说落后国家具有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例如，假定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制度锁定”，但落后国家却较早地进入了新技术系统，它仍有可能同发达国家一样产生重大的制度创新，因为在这个时期，技术轨道还未确立，技术发展存在多种可能，制度和组织的变异最容易出现，但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是否还具有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就不容易确定了。
有读者可能要问，如果落后国家没有机会和能力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就没有机会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的创新呢？非也。战后日本在相对成熟的产业中通过对美国的经济追赶，产生了一种与美国企业不同的、被青木昌彦称作J模式的日本企业组织，现在看来虽然存在某些缺陷，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竟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对此，杨小凯教授可能会说：日本的成功恰就在于“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是日本产生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但问题是日本企业组织创新并非日本简单地通过模仿就能产生的，因为就其性质来说，它自身就不是“英美模式”。因此，杨小凯教授虽不承认自己持有英美制度绝对优越的看法，但在他的论述中确实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的深刻影响，杨小凯教授没有意识到，在他所接受的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这样一种隐含的假定：对于发展的成功来说，存在着一种必须遵循的理想制度模式，它是可重复的、在所有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都是可以直接应用的，凡是在学习这种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变种都是一种畸变，迟早都要回归这种在现实中作为理想制度模式的“英美模式”。然而，按照演化经济学的原理，如果只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看作是 “英美模式” 的一种机械的和决定论的展开过程，那么，这不仅严重地忽视了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且它也妨碍了我们试图寻求其他途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
历史经验说明，后来居上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与情境，它对制度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面我们讨论了德美两国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的制度创新，但这些创新取决于更广泛的结构性制约条件，如生态、地理、技术、人口、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取决于这些结构性制约条件如何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交互作用。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否意会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这些结构性制约条件，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例如，导致德国超越英国的那些特征早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前就已存在，只是在随后数十年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这些特征才逐渐整合为一体，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类型。然而，相对于美国，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制度创新的潜力受到了历史、文化认知模式和地理等各种因素的严重制约，虽然它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但当20世纪世界资本积累中心从英国转移开来时，它只在德国稍做逗留，很快就落户于美国了。
究竟是那些因素导致了世界体系积累中心的这种空间转移？目前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阿锐基认为，这“与资本主义扩张的主要机构在策略和结构上真正的‘组织革命’密切相关”14，按照这种看法，福特制就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革命”，欧洲各国无法产生这种“组织革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由美国地理及人口等因素所导致的一体化市场对流水线生产的诱导。同理，虽然美欧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日本模式，但他们知道根本就无法照搬。相反，美国产业界受其启发，适应信息技术在新型组织上的要求，在其文化背景之中，孕育了蜂窝状网络组织的创新，从而成为信息时代最重要的“组织革命”。所有这些历史事例都说明，情境和脉络重要，这就是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
但是，有读者可能还要提出下面的疑问：如果说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衰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美国目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优势却似乎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无论是对于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还是处于后发工业化阶段的中国来说，要想寻求超越美国的独特优势是根本不可能的。确实，与美国新经济的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末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和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已彻底地打破了喧嚣一时的“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时代”的美梦。我们可以注意到，与日本在20世纪末的技术领先主要集中于传统工业不同，“研究19世纪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当英国在传统工业上保持生产率领先的同时，到19世纪末这种领先在新技术上就丧失了”15。这种比较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跨越式发展可能是关键性的，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竞争的失败决定了美国仍将主导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上升波。然而，正如费里曼告诉我们的，作为德国追赶战略设计师的李斯特，“被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搞的不知所措，以至于他至死都深信德国将从不会超过英国”16。但伯恩斯坦却提醒我们，“那些不相信日本资本主义力量的人应该注意俄国中古史学家的警告：历史不会教给人们任何东西，只会惩罚那些不汲取教训的人”17。
如果要评估日本经济力量的潜力，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而不能只局限于主流经济学狭隘的视野中。确实，正如杨小凯教授所说的，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以至于保留下来的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里制造了麻烦。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能忘记，这也曾是日本能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所在，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想象日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发展是一个不断革新的演化过程，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严重地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之提供的动力，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利用了许多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早在20世纪初，凡勃伦就敏锐地和具有先见之明地评论了现代日本兴起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封建主义的忠诚和武士的荣誉与现代技术的物质效率的独特结合成为日本的力量所在”18，对于凡勃伦来说，正是这种不纯粹性成为资本主义存在和演化的基础，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多样性，而萨克斯所谓“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这种论断是简单化的和误导性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至今还未摆脱的经济危机呢？无疑，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正如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它与日本的宪政体制没有关系。林毅夫教授还认为，日本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转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讨，我们认为，与美国相比，日本虽在传统产业上实现了重大的制度创新，但她在基础研究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关系体制上仍沿用了传统的制度安排，因而，日本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就无法像美国那样为解决“滞胀危机”提供更大的空间。其结果是，大量的资源要么滞留于增长缓慢的传统制造业寻求产品差别化，要么进入金融领域寻求非生产性利润，这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之中19。然而，虽然日本在激进创新体制上存在缺陷，但它在渐进创新体制上具有美国无法竞争的优势，由于大量的创新活动表现为渐进创新，并且在时间上它也比激进创新更持久，所以美日将来在高新技术上的竞争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确定，何况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产业化上，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仅次于美国，而与其他发达国家拉开了较大的距离。
相对于日本，我国的后发工业化无疑是更晚的后来者。按照井然有序相继“起飞”的“雁阵模式”理论，日本——“四小龙”——东南亚某些国家——中国大陆似乎注定要成为东亚地区一成不变的格局。但是，这根本就不具有历史必然性。20世纪末席卷东亚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金融危机已向我们预示：中国市场的迅速成长将对21世纪的东亚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笔者认为，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孕育了东亚经济的兴起，而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又为我国在21世纪的后来居上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机遇。就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道路来说，东亚模式主要具有以下三种历史局限性：由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对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性，出口导向战略并不适合于中国，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模式作为追赶而非赶超模式这种历史局限性也说明了，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的多样性需要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在跨越式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可能都是不适合的。此外，东亚模式未能包括“可持续发展”这个关乎人类前途的宏大主题也为“中国模式”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因此，我国如果要想在21世纪实现后来居上，就必须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有可能孕育而生的历史脉络和特定情境进行深入研究。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早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笔者就论述了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极为相似的思想：我国能源短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模仿西方工业化的福特制道路上，不仅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这必将加重全球生态危机。信息和生物技术是以人力（资本）和生物资源为基础的，其技术经济范式构成了后福特制发展的基础。从生态地理条件来看，我国人力资本要素价格较低和生物资源的丰富，为我国在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进行准备和下一次力争实现后来居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后福特制的发展在我国也存在很好的历史基础。但由于我国国内技术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工业化阶段远未完成，因此，“中国模式”应该是以致力于跨越但又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模式，其核心是“科教兴国”、生态发展和为组织革命准备条件的多样化“制度试验”。在这其中，如果我们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作为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那么，根据腾泽曼对几个国家技术追赶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动态意义上，问题表现为不是选择‘适宜’技术适应现有要素禀赋，而是怎样更快地使禀赋本身按照长期的产业优势的利益而增大”20，“中国模式”的关键就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为主向知识密集为主的跨越。换言之，在人力（资本）这个关键要素上，如何实现由外生比较优势（林毅夫的主张）向内生比较优势（杨小凯的观点）的转变。如果我们希望通过制度创新为此提供动力和保障，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特定情境，藉此探寻我国制度创新的源泉。
注释：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资助项目（02BJL038）：《西方经济学（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最新发展研究》，刊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演化经济学专栏》，发表时有删节。
2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3 杨小凯教授等显然不赞成大多数转轨经济和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应遵循这种路径。而且，他们认为，除了采用英美制度外，后发工业化国家不存在制度创新。但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每个儿童的成长都要重新经历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对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制度变迁无疑是一种创新过程，尤其是在制度实验中有可能突现出发达国家也要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见下一节。
4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5 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6 参看拙著：《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26页。
7 转引自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8页。
8 参看Chandler, A.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参看Freeman , C. and Louca, F.,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48-256.
10 Freeman , C., Form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Lundvall, B-A. (ed)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171.
11 转引自Hodgson, G. M.,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 p.397.
12 Pagano, U., The Origin of Organizational Species, in Nicita, A. and Pagano, U. (ed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 2001.
13 关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及其相关背景知识，请参看拙文《论后发优势：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学术月刊，即将发表（2004年）。
14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5 Freeman,C., Form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 in Lundvall, B. (ed.) ,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P.171.
16 转引自Jang-Sup Sb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Routledge, 1996, p.154.
17 麦格劳等著：《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页。
18 转引自Hodgson, G. M., Itoh, M. and Yokokawa, N. (eds) Capitalism in Evolution: Global Contentions-East and West, Edward Elgar, 2001, p.70.
19 参看贾根良、梁正等著：《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31页。
20 转引自Jang-Sup Sbin, 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Routledge, 1996, p.101.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后发劣势》，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22日。全文可从http://www.jjxj.com.cn下载。
[2]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全文见http://www.aeconf.net/Articles/Nov 2000/aef010209.pdf. 中文译文见李利明译：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http://www.inframarginal.com/column/xkyang/papers/Simple-Chinese/sc-China-reform-constitution-development. htm.
[3] 林毅夫.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2002-6-12. 全文可从http://ccer.pku.edu.cn/download/1819-1.doc下载.
[4] 重要而非精彩的“论战”——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争”, 全文可从http://www.jjxj.com.cn下载.
[5] 张仁德等. 新比较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2002.
[6] 贾根良. 经济转轨中的文化传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7] 贾根良. 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卷，2002年第12期转载.
[8] 贾根良主编.发展经济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贾根良. 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 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