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克林顿政府时期通过了《1996年电信法案》，从此传媒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六家企业垄断控制全美90%的主要媒体公司。这种垄断绝不可轻易地忽视，尤其是在2016美国总统大选激烈进行的当下。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华尔街产生的重要政治影响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其实在历史上，媒体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并对民主产生威胁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主流媒体和政治争论中很少提及这个问题。
现在讨论媒体威胁正当其时。二十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签署了《1996年电信法案》。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简称“FAIR”，是一个媒介批判组织)指责其是“媒体公司通过游说和买通政府”达成的，从此“打开了企业兼并之门”。
法案的负面影响不胜枚举。《电信法案》是1934年以来电信行业的第一个重大改革，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McChesney)说：“《电信法案》被广泛认为是近几十年间最重要的三到四条联邦法律之一。”《电信法案》削弱了联邦通信委员会对于交叉持股的规定，允许巨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收购小型媒体以增强他们在全美和世界范围内对信息的垄断权。
二十年后的今天，法案的毁灭性效果已经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六家企业控制了全国90%的主要媒体公司。《电信法案》重振了私营媒体的地位，通过《电信法案》足以和成立北美自贸区、实行福利救济改革并列为克林顿任期内最糟糕的决策。
《电信法案》不仅是历史遗留失误，对未来也隐患重重。媒体已经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足以通过游说两党和竞选献金对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展兼并范围，将网络逐渐私有化和商品化。
这一问题还未成为2016年总统竞选的关注焦点。但引人深思的是，尽管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各有千秋，媒体游说集团却一边倒地选择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根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传媒业巨头给予了希拉里远超其他任何人的募捐金额。因此，我们现在就应当预料到今后可能发生的媒体改革情况将不容乐观。今后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电信法案》开始威胁民主的局面。经过传媒业的反复游说，两党共同促成了法案的通过：只有3%的国会成员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5名参议员和16名众议员。伯尼·桑德斯也位列其中。
电信法案下的媒体整合——对民主的威胁
克林顿通过电信法案时对其大肆吹捧，称其为“革命性的法案”，是“国家未来走向的缩影”。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宣称法案通过将提高储蓄，增加私营部门就业。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称法案将使美国成为“在通讯领域服务质量最好，文化水平最高，最为成功”的国家。
但是法案通过引发了灾难性的结果，媒体界发生了连业内人士都为之震惊的大规模并购。
自由出版社的特纳说：“法案墨迹未干，电信传媒业巨头和他们花重金雇佣的游说团队就已经开始为新法案即将带来的激烈竞争而暗度陈仓。”
在1996年之前媒体并购就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本·巴格迪肯在其著作中指出仅50家企业控制了全美90%的媒体。而垄断之势在13年中愈演愈烈，《电信法案》也为之推波助澜。现在已处于明显的危机状况：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康卡斯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华纳和迪士尼这六家企业掌管了全美90%以上的传媒公司。
广播界的兼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对新闻媒体和音乐广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5年，《电信法案》还未通过时，政策要求每家公司最多仅能拥有40座广播站。有报道指出，1996年《电信法案》通过后，清晰频道公司(也就是现在的iHeartMedia)拥有的广播站数量从40座激增到1240座，这个数目是过去法律限定数量的三十倍。
对兼并行为的放宽也对当地报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甘尼特公司旗下有1000多家报社、600多种期刊，但裁员对于这家公司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就连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报社都实行了大规模裁员，《美国新闻学评论》将其称为“血洗报社”。
拯救网络：下一个媒体战场
当1996年各家媒体公司为了实现改革而积极游说时，场面已经危如累卵。然而如今捍卫网络自由公开的局面也十分紧张。当下，大媒体公司不仅仍在着力推进兼并，还试图寻找契机将网络私有化、商品化。网络中立性的支持者对此忧心忡忡，他们希望网络像所有公共设施一样受到保护，并可以为所有人共享。目前，在联邦通信委员会2015年出台的措施的保护下，网络暂时是受到保护的;但自由出版社则认为“网络仍处境危险”。
自由出版社的网站上写道：“网络的中立性使之成为言论自由、公民参与、创新和机遇的圣地。网络上的行为体是同质的，所有个人、组织和公司都有同等的机会表达自身的意见并为他人所知。康卡斯特公司和威瑞森通讯不会坐视自己在政治领域失势，两公司会竭尽所能对抗联邦通信委员会2015年出台的网络保护措施。”
麦克切斯尼在1997年的著作中指出，《电信法案》得以通过完全是因为媒体公司的强大权威。两党都离不开电信产业的支持，而电信产业的游说团体是国会大厦中最技巧过人、声望斐然的。
时至今日，电信产业的权力不减反增。美国政治响应中心的报道指出，从2002年到2008年，每年电信产业给予游说团体的经费都有所增长。2014年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供应商在游说上注资近810万美元。
希拉里和媒体的关系
美国政治响应中心提供了关于有线电视、印刷、期刊、广播和电信服务这些行业的捐赠情况数据。在分析这些数据的过程中最显著的发现是，截至目前，希拉里是2016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中收到捐款支持数量最多的。事实上，所有为希拉里捐款的支柱行业中，电视、电影、音乐类别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证券投资类别。(数据来自美国政治响应中心2016年1月31日的报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的报告中的一些文件表明，克林顿基金会收到了来自大多数大型传媒公司——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路透社、NBC环球集团、新闻网站(Newsmax)、时代华纳、Mort Zuckerman(《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纽约每日新闻》的所有者)、康卡斯特、《赫芬顿邮报》传媒集团和Robert Allbritton (“Politico”的所有者)——的直接捐款，其中有几笔数额十分庞大。乔治·斯蒂芬诺伯罗斯是美国广播公司(ABC)里最活跃的记者之一，也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采访记者，由于非公开地向基金会捐赠了75,000美元，因此也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
当然，克林顿基金会并不为竞选运动服务，而是做一些慈善工作。因此，尽管它的存在可能是合法的，但由于它和希拉里收到的所有竞选捐款之间的密切关联，仍然令人非常不安。
举个例子。2015年3月，康卡斯特公司的一名高管组织为希拉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中每个人捐助5万美金。“康卡斯特-NBC环球集团活动范围跨39个州，全国共有13万名员工，”公司新闻发言人塞娜-菲茨莫里斯(Sena Fitzmaurice)说，“让我们的客户、员工和股东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是很重要的。”
当然，媒体公司不仅仅捐助希拉里，也会对两党的国会议员进行援助。更有甚者，正如美国政治响应中心报告所述，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中尽是些“反复无常”的员工——在政府事务和游说康卡斯特两者中来回切换。
这些媒体公司在华盛顿发表的言论咄咄逼人，因而被视为建造自由、民主的媒体环境进程中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FCC主席的位置通常由电缆行业以前的说客来担任也不足为奇。例如FCC现任主席汤姆·惠勒，他曾经便是国家有线电信协会的主席，是网络中立的主要反对者之一。
希拉里支持网络中立虽然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也是出于她合理的担忧：一旦当选后，她可能会改变观点，尤其是考虑到她自己与大型媒体的密切关系。希拉里不会是第一个在当选总统后改变观点的人——无论是奥巴马的“医改”还是老布什在曾经承诺永不加税后却仍然提高了税收的行为，都表明了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无论希拉里和电信行业的关系如何，为《1996年电信法案》而责备她是不公平的。希拉里作为第一夫人不负责电信政策，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曾参与到白宫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事实上，20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任何希拉里公开表达的关于法律或其影响的看法。在2012年YearlyKos会议上，虽然她解决了关于《电信法案》的一个问题，但她的回答仍然没有阐明自己的观点。她说：
“关于这个问题，你必须问(前任)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我们已经有过多次媒体整合和一些良性竞争。要创建一个更具有竞争力的整合框架，我们需要做的还很多。戈尔在设计和推进媒体整合方面是一个专家，而我不是……我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不想说太多。”
然而，希拉里一旦成为总统将负责任命FCC的主席。因此，她应当对选民更详细全面地陈述自己对电信法案和媒体整合的看法，而不仅仅是建议美国人“去问戈尔”。
媒体改革为什么重要?
麦克切斯尼在指出通讯产业的游说团体是国会大厦中“最技巧过人、声望斐然的”同时，他也指出与媒体巨头抗衡是一大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政治独立作为谈资，”他在基于《电信法案》引发的争论写的著作中提到，“媒体垄断会阻碍公民得到多元化的消息，在政策制定中无法发声。”
换言之，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媒体来为辩论提供一个平台时，我们又当如何就媒体问题进行有效的辩论?例如，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下，媒体公司得以从新一批政治广告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在此之后，媒体几乎无视了公民联盟的影响力。CBS总裁莱斯·莫维斯(Les Moonves)在2012年的一个娱乐会议上难得坦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能会对美国不利，但它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很有助益。”
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是打造一个生机勃勃、健康民主的媒体环境所面临的困难之一，也使自由媒体的拥护者们必须接受的挑战。支持独立媒体是帮助企业媒体意识到自己忽视的问题所在的一个重要方式。
媒体改革关系到所有其他问题。《1996年电信法案》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表明，当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大规模企业操控时，民主便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在这一现实状况下，自由派所关心的诸如环境、司法改革或医疗保健问题都无法得到在全国进行公平辩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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