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发展中国芯，铁流认为，日本的"官产学"非常值得借鉴。
日本政府采用了"官产学"结合的发展模式，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使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
"官产学"中，官指的是政府，产指的是产业界，学指的是高校。"官产学"就是充分整合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力量发展经济。
日本政府在日本电子工业腾飞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在资金上，日本主管工商贸易的机构，通产省，联合日本财团投入了700亿日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其次，日本政府于1971年和1978年先后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为日本半导体技术的进步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保障。
日本通产省把产业界的大公司全部整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在日本通产省的牵头下，各家公司都选择了各自的主攻方向，比如通产省把光刻机研发任务交给尼康和佳能，把存储芯片攻关任务交给东芝、NEC、三菱，把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任务交给三菱、日立……这样一来，既避免了技术上重复投入，又避免了门槛高的技术领域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这使日本整个半导体产业在原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全面发展。让NEC、东京电子、尼康、佳能、日立、东京精密、索尼、富士通、三菱电机等一批优质企业在技术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日本政府还充分动员了学术界的力量，将高校和政府研究所的人才与富士通、东芝等巨头的科研人员汇集到一起，技术攻关。这项政策实施4年之后，日本的高校、研究所和科技公司共取得了约1000多项专利，使日本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上与美国并驾齐驱。
"官产学"结合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70年至1985年，日本电子产业的产值增加了5倍，内需增加了3倍，出口增加了11倍。在很多领域，美国科技公司被日本企业打的节节败退。比如，在存储芯片领域，日本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力，让美国英特尔公司不得不放弃该项业务。
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日本电子产业辉煌的巅峰时期。当时，正值对外开放，日本电器风靡全国，松下电视、东芝冰箱、三菱空调、三洋洗衣机、佳能照相机、任天堂游戏机已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日本电子产业曾经如日中天，每年贸易顺差一度达到10万亿日元，为日本外汇储备做出过巨大贡献。NHK电视台纪录片《电子立国：日本自传》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继汽车之后，电子产品成为了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大得力干将"。
有趣的是，中国不仅在国家战略、科研、教育、产业方面相互脱节，在产业政策制定和盲目对外开放上与日本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相比之下，中国则走了和日本完全相反的道路。"造不如买"的政策直接摧毁了中国独立的科研和产业体系;科研面是单打独斗，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的微乎其微;高校教育沦为附庸，大多是为留学和外企培养人才;产业则沦为组装厂，为外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
在日本和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举国体制方略，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起来的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盲从自由市场经济，盲目对外开放，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败的几乎一干二净，直到96年台海危机和99年大使馆被炸后才有所警醒。这恐怕是东亚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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