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与华为、阿里巴巴等组建信息产业集团
在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加快赶超的建议
漠云峰
2019年6月1日
内容概要:此建议主要是提供一种思路，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具体技术和企业只是为了说明思路的例子，并不一定准确。
将华为、阿里巴巴等国内龙头企业的与通用处理器芯片和操作系统相关的业务和子公司独立出来，与国有经济以及产业链相关的其它公司，通过收购兼并、股权投资等方式组建信息产业集团。国有经济在合资公司中不保持绝对控股权，主要在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方面进行把控，在管理运营上给予民营企业充分的话语权和应有的收益权。
在政府的扶持下，合资的信息产业集团将首先推动华为、阿里等龙头企业当前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业务迅速做强做大，快速替代国外产品，建立一定的产业基础。其次，合资集团将基于万物互联时代的新技术和应用场景，研制开源或自主架构标准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在技术、体验和商业模式上超越对手，实现移动、桌面、物联网、工业等的全领域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并带动一个万亿级的自主信息产业集群。该集团将成为比肩和超越英特尔、高通、ARM、微软和谷歌的行业领袖，成为我国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夺取自主权和领导权的核心支柱。
此建议目的是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和赶超要求，解决在外方压制下，我国力量弱小分散，技术和利益关系难以协调，产业生态难以建立等难题。在具有经济命脉和自然垄断性质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在信息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为我国赶超提供的历史机遇面前，在外部我们面临着外国政治势力的封锁遏制和垄断巨头在技术、产业生态等方面构筑的多重壁垒。在内部本来就相对弱小的我们却由于复杂的技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造成各自为战、分散投资、分割市场、内斗内耗、“宁合外邦，不予同胞”以及被外方分化瓦解等问题。华为、阿里等龙头企业在这方面的最大问题还不完全是技术和资金问题，而是在外方控制产业链和市场的情况下，国内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导致产业生态更加难以建立。这极大的制约了我国在赶超过程中大国优势的发挥，致使我国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最大市场，却要捧着金饭碗向外讨饭吃。
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和紧迫的窗口期内，我们输不起，等不及。在产业发展方向和龙头企业明确的情况下，相对弱小的我们在此领域实现赶超、瓦解霸权封锁的最优方式显然不是通过国内各企业的单打独斗和自由竞争，而是应该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国有经济为纽带实现各方力量的大团结。国有经济不仅能弥补民营企业力量薄弱，注重短期利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以国家信用和公共资源为保障，让民营企业的相关业务和子公司具有了商业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公共性，同时作为坚实可靠的纽带联合各方，有效的协调和保障各方利益，解决国内企业的同业竞争、利益矛盾、商业与信息安全以及被外方分化瓦解等问题，从而实现国有、民营等各方力量的大联合、大团结。
如此才能协调复杂的技术、商业和利益关系，才能集聚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展开全领域的大兵团攻坚战，才能联合各方共建产业生态，才能抵御外国的打压与分化瓦解，从而突破在此领域赶超的一系列难点，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尽快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组建合资信息产业集团对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信息经济革命，构建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新经济模式也有重要意义。由于有外国厂商的竞争以及国有与民营的结合，合资公司垄断带来的弊病会被最大限度的抑制，而垄断的优势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加快赶超效率的同时，也避免在倾举国之力扶持赶超的过程中出现日韩式的私人垄断财阀。
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基础软硬件平台，国家可以更好的推动各种产业和消费互联网的建设以及互通互联，推进中国经济的全面互联网化、数字化和信用化进程，加速信息经济革命的全面到来。我们未来可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经济体系，促使在公共利益方面的数据和运营实现统一和公共化，从而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更好的组织、调节和规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统一，构建信息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模式，彻底超越西方模式。合资信息产业集团将是推动信息经济革命，加速建设信息社会主义乃至实现文明超越的关键步骤与重要支柱。
组建合资信息产业集团是瓦解特朗普封锁制裁，扭转博弈态势的重要手段，这一标志性事件将预示着遏制中国的战略将面临着完全失败的下场。美国各界将看到，中国找到了可以快速赶超并摆脱美国信息霸权的可行途径，中国有决心、有实力、有办法在不远的将来彻底改变被欺压、被敲诈的命运，并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特朗普激进的封锁遏制最终不但毫无用处，反而促成了中国进一步的的觉醒和团结，加速了中国崛起，还丧失了分享庞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机会，付出惨痛代价，从而促使美国不得不理性处理中美竞合关系。
在关涉到国家命运和亿万众生福祉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导者们必然是以民族大义和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将中美经贸战和华为事件看做是关乎中华民族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顺应产业发展和赶超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组建信息产业集团对于加速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产业赶超和摆脱霸权欺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摒弃私利和门户之见，勠力同心，共赴国难，共创未来。那将是新时期中华民族觉醒、团结、崛起和转危为机的标志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中国产业的盛事和创举，而从推动信息经济革命、实现信息社会主义新模式和文明超越的角度来看，这更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觉醒团结起来的十四亿中国人和世界上秉持正义的人们在贸易战中失去的只是霸权的锁链，获得的将是一个美好新世界!
中华必胜!人民必胜!正义必胜!历史终将证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走向成熟和伟大的垫脚石!
一、引言
此建议是我在2018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前完成的5万余字的《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应对方略》，以及《大胆反制、反客为主的特朗普贸易战的应对策略》中的一部分内容，当时就有2万余字，后来陆续进行了修改补充。
目前华为被美国全面制裁，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和顾虑的了，是到了以民族大义为重，举国上下勠力同心的时候了。虽然此文在写成之初就已经发给了一些人和机构，但还是把这部分内容分享出来，盼能以一孔之见，抛砖迎玉，加快相关共识的形成。这些内容都是出于个人兴趣独立构思撰写，文责自负。
在美国的制裁下，在通用处理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迫切要求。后来者在此领域的赶超，除了外国政治势力和垄断巨头的刻意封锁打压外，还面对着两大难题和壁垒，一是技术的赶超，二是产业规模和生态的建立。并且这两大难题在现实发展中还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形成了极高的垄断壁垒。没有产业规模和生态的支持，技术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持续且有竞争力的迭代改进，而只有商业规模没有技术，那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在外方已经长期控制国内产业链和市场的情况下，我国的相关的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国资与民资、政府与市场也不能有效协同，各方不仅在利益上有分割对立，在理念认知上也有许多的偏见误解，也因此让我国在这此领域花费了很多努力但却迟迟难以破局，真正打开局面，致使我国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团队和最大市场，却要捧着金饭碗向外讨饭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讨饭吃”并不是排斥对外合作与开放，而是指把自己本可以掌控的命脉、自主权和高利润环节拱手相让。
我们也应看到和把握许多对我们有利的重要机遇和条件。第一，信息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为我国赶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信息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会带来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为后来者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后来居上甚至取而代之是这个产业发展的常态。万物互联时代的跨平台融合以及人工智能、5G等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我们提供了赶超的历史机遇;第二，我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具有傲视全球的大国优势。在供给侧，我国有着较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储备，在新技术领域与外方在许多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需求侧，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统一市场，最大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强大的消费能力和潜力，特别是我国企业在智能终端设备和互联网应用方面有着强大的控制力;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制度优势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又可以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可以将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要正视困难和挑战，更应把握机遇和优势。因此，我们既不要盲目的速胜论，但更不应妄自菲薄、自我矮化，墨守成规，完全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发展。实际上只要我们认清形势、找准方向、切中要害、抓住机遇、善用优势、勠力同心、统筹安排、重点突破，完全有可能用十多年时间在此领域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跨越赶超。
据此，我提出了一个在此领域跨越赶超的建议，此建议主要是提供一种思路，具体技术和企业方面只是为了说明思路的例子，并不一定准确。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建议的总体内容和目的意义，第二部分详细阐述建议的依据和理由。
二、建议的总体方针、主要内容和目的意义
（一）建议的总体方针
在顺应产业发展和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民族大义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举国上下知耻后勇、勠力同心，摒弃私利和门户之见，充分发挥中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大国优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制度优势，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在信息产业的基础领域加速产业赶超和大规模自主替代，夺取信息产业的自主权和领导权，并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在通用处理芯片与操作系统领域，组建一个国有经济与优秀民企合资的信息产业集团。合资的信息产业集团采用软硬一体模式，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在一个集团公司内研发设计，采用以便于在产业变革期快速实现系统级的创新和赶超。
具体可推动华为、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将与通用处理器芯片和操作系统相关的业务和子公司独立出来，与国有经济以及产业链相关的其它民营公司(如腾讯、百度、中软、东软、360、紫光、寒武纪、联想、浪潮、oppo、vivo、小米等)，通过收购兼并、股权投资等方式成立信息产业集团。
国资在合资公司不保持绝对控股权，主要在国家战略和公共利益方面进行把控，在运营管理上给予民营企业充分的话语权和应有的收益权。
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集团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将现有业务迅速做强做大，快速替代国外产品，建立较强的产业基础。
通过组建合资公司，华为等企业的芯片就具有了商业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公共性，就可以向外销售，终端设备厂商也可以放心采购华为芯片。产业链相关的资本和企业不论是相互之间还是与华为有无利益冲突都可以参与和支持合资公司，从而在技术、生态和销售上提升合资公司芯片的质量和销量。政府在税收和补贴等政策上进一步推动国内厂商采购合资公司芯片。
我国企业在国内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市场上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华为的移动、服务器、物联网和视频处理等芯片在性能上与国外巨头处于同一梯队，因此一旦对外销售，在政府和终端设备厂商的大力支持下，合资公司的芯片就可以由目前年销量不足亿片，在3-5年内达到3亿片以上，市场占比达50%以上，实现快速的进口替代，建立起中国芯片产业的庞大规模和生态。
在操作系统方面，将华为、阿里等公司现有系统整合，依照推广芯片的思路，引导应用厂商和终端设备厂商积极适配新系统，争取在3年时间内新增设备数量数亿台。
第二，基于新一代技术和应用场景，研制自主可控的开源架构或完全自主架构标准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在技术、体验和商业模式上超越对手，在桌面、移动、物联网、工业、商务、高性能和消费等全领域展开大兵团攻坚战，实现全域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创新赶超。
第三，整合国内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相关的技术、人才和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分散投资和分割市场，形成研发合力，为公司产品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尽快形成中国的标准和框架。
政府给予合资公司以各种政策扶持，促成产学研紧密合作，采用补贴、减税和舆论引导等多方面措施推动应用开发商、终端设备厂商积极适配、开发和使用合资公司产品，推动中国政企用户、普通消费者以及国际市场积极采购和使用合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还要根据合资公司对外国产品的可替代程度，限制外资垄断优势的发挥，给自主产品留出更多生存和成长空间。
合资公司未来的目标。新成立的合资信息产业集团的产品在未来将实现对英特尔、高通、ARM、微软视窗和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大规模自主替代，合资公司将成为物联网、人工智能时代软硬件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和行业领袖，成为我国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夺取自主权和领导权的核心支柱。合资公司将推动国内自主产业链的成熟，催生一个万亿级的自主信息产业集群，还可以大幅减少其它中国企业采购外资产品的成本。
（三）建议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1.抓住机遇，解决难题，加快赶超
顺应产业发展要求，解决外方封锁压制下我国的赶超遇到的难题，形成赶超合力，加强产业链配合，共建产业生态，提高赶超能力和效率。
首先，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赶超要求。产业发展的窗口期为我国赶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跨平台融合、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和产业革命呼唤着全新架构的信息基础设施。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该领域赶超的意义要远超桌面和移动时代，赶超的窗口期较短，一旦错过不但难以赶上其后果代价也会非常惨痛，关乎国运和存亡，不容有失，而5G到2020年就开始大规模商用，随之而来的技术和商业变革也会大规模推进，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未来该领域会出现更加垄断化的组织格局，需要产业链更紧密的配合才能实现系统级的创新赶超。我们要将原有基础上的弯道超车与换道超车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借势用巧劲，也要做好在正面战场展开大兵团攻坚战的准备。
其次，认清我国在赶超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虽然我国在信息产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但在该领域所需的长周期大投资以及外方在技术和生态等方面构筑的多重垄断壁垒面前，国内企业还是显得十分弱小，差距很大。我国企业擅长的市场策略和本土化对底层软硬件领域的竞争作用不大，而外方凭借全方位的垄断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仍然占据着领先地位。
单个企业不但力量弱小，更难以协调和打破涉及的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国内企业由于同业竞争、各种利益矛盾、转换成本以及与外资的合作和利益捆绑，不但难以将本来就弱小的力量集中起来实现赶超，还会出现造成各自为战、分散投资、重复建设、内斗内耗、以邻为壑、分割市场、内斗内耗、“宁合外邦，不予同胞”以及被外方分化瓦解等问题。
信息产业的边界模糊，国内各大企业相互之间业务交叉多，相关领域派系林立，各大企业和派系间相互间的直接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很多，少有大企业和哪个派系会接受和配合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者的产品，谁也不想把决定自己命运和让对方获得自然垄断地位的信息基础设施交给国内的竞争者和不同的派系圈子，各大巨头都想开发自己主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
复杂的利益矛盾在外资长期控制产业链的情况下显得更为突出。国内厂商与国产自主软硬件的合作不仅面临着巨额的转换成本，还将遭受到外国巨头的威逼利诱和分化瓦解。许多国内企业已经与外资的利益深度绑定，甚至建立了产业联盟。在这种背景下，国内自然会出现宁可高价与对外资合作，也不给予国内企业机会的情况，也就是所谓“宁合外邦，不予同胞”。
可见，华为、阿里等龙头企业在这方面的最大问题还不完全是技术和资金问题，而是在外方控制产业链和市场的情况下，国内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导致产业生态更加难以建立。
最后，明确赶超的路径方式及其作用。在严峻而紧迫的内外部形势下，依靠国内各企业的单打独斗和自由竞争要尽快实现赶超存在很大困难和不确定性，甚至面临着再次被外方压制的命运，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和紧迫的窗口期内，我们也输不起，等不及。
而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国有经济为纽带团结各方力量，组建合资信息产业集团的方案，就成为加快赶超，瓦解霸权封锁的必然、最优的方式。
将华为等龙头企业作为赶超的中心力量自不必多言。需要注意的是国有经济是团结各方、撬动赶超的关键力量。国有经济不仅能弥补民营企业力量薄弱，注重短期利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以国家信用和公共资源为保障，让民营企业的相关业务和子公司具有了商业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公共性，同时作为坚实可靠的纽带联合各方，有效的协调和保障各方利益，解决国内的同业竞争、利益矛盾、商业与信息安全以及被外方分化瓦解等问题，从而实现国有、民营等各方力量的大联合、大团结。
在国有经济的参与下，华为和阿里巴巴就可以超越其个体利益，其相关业务和子公司独立出来成立的合资企业就具有了商业上相对的独立性和公共性，这样其它企业和资本无论相互之间还是与华为和阿里是否有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都可以参与入股合资公司，从而可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形成赶超合力。产业链上的公司参建合资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后，就可以更好的促进自主软硬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即便不参股，由于合资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共性，其它企业也可以更放心的采购和使用它们的产品。没有了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那些与外方结成联盟的企业就可以更多的从民族国家利益和长远的商业利益出发支持和参股合资公司。如果国内产业链中的大企业都加入合资公司，都积极接受和配合自主新体系的开发推广，那么外资通过厚此薄彼、威逼利诱的方式对国内企业的分化瓦解就难以奏效。有了国内众多企业的团结和支持，自主体系就能尽快建立起较大的规模和产业生态。
以国有经济为纽带组建合资公司的建议，除了能协调利益关系，加大赶超力量以及加速建立产业生态之外，还能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大幅提高我国企业的赶超能力。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优势互补。国有资本可以弥补民资注重短期利益的不足，推动民资从长远战略角度进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推动合资企业展开全领域的大规模攻坚战。一些国资控股的企业长期从事民营企业不愿做的业务，可以弥补民营企业的空白和短板。国资背靠政府，可以推动国家的科研机构与合资企业更好的合作。民营经济的优势也能有效弥补国有经济的短板，华为、阿里等优秀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和商业上有较好的基础，具有较好的效率、创新力和商业运营能力。民营经济在国际化运作上更有优势，可以更好的推动合资公司的国际化合作与业务。
民营经济之间的优势互补。华为在基础软硬件方面具有优势，阿里等公司在互联网相关的技术、运营和营销等方面具有优势，中小企业在局部创新上具有优势，他们之间的联合可以很好的弥补各自的不足，在产业革命中实现系统性的创新赶超。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合作还能形成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相互制衡监督，减少权力寻租、腐败和滥用垄断优势损害公共利益。由于有外国厂商的竞争以及国有与民营的结合，合资公司的垄断带来的弊病会被最大限度的减少，而垄断的优势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可见，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国有经济为纽带团结各方，才能协调复杂的技术、商业和利益关系，集聚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展开全领域的大兵团攻坚战，才能联合各方共建产业生态，抵御外国的打压与分化瓦解，让国内产业链和市场能主动积极的接受和配合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开发推广，从而突破在此领域赶超的一系列难点，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合资公司的建立也符合该产业基础设施、自然垄断的性质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尽快形成统一的标准，减少市场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加强产业链的协作，进一步加快产业赶超。
从赶超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具有自然垄断和基础设施性质的高科技行业中，国有经济和国家计划对于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是十分重要的。韩国在上世纪抓住了信息产业变革的机遇期，以举国之力扶持三星与国外巨头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级的龙头企业。我国北斗导航和高铁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而由于该领域产业的总体方向和龙头企业已经明确，国家扶持赶超的技术和商业风险也比较小。
在组建合资公司的选择上，在民营企业范围内之所以选择华为和阿里为牵头企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双方都是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实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很大，具备支撑起信息产业中大国重器的开发实力和行业地位;其次，双方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华为在基础软硬件技术方面有优势，阿里在互联网应用运营以及相关的技术上有优势，二者合作可以更好的开发、推广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最后，双方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具有很大格局、胸怀和威望的企业家，可以承担起合资企业的领导工作，便于协调、处理和推动这种复杂的大事。阿里巴巴的创始领导人还可以发挥自身在国际交往上的优势，为合资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拓展合资公司的国际业务。
团结各方力量组建的合资公司非常有可能超越外国巨头。面对信息产业提出的跨平台、跨场景的统一要求，国外由于私有制的狭隘、分割和对立，各大软件、硬件和互联网等巨头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技术、数据、市场和利益，因此推迟了跨平台统一的时间，难以较快实现系统级的创新，而我国则可以通过国有经济为纽带，实现大联合、大团结，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加速实现该领域的统一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2.对合作民企的重要意义
此建议最难推进的核心在于民营企业的顾虑，特别是优秀的民营企业对与国有经济合作存在很多顾虑，担心被国资束缚，国资进入影响其国际化运作。对于与其它民企之间的合作也顾虑重重，不愿意分享自己的优势技术和资源，害怕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而实际上，此建议给民企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所谓的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可控可化解，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这是加速实现赶超最优最保险的方式，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在此领域的赶超和自主替代过程中，单个民营企业要突破外方的封锁和多重垄断壁垒本已十分困难，更难以协调其中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和紧迫的窗口期内，我们输不起，等不及。
而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国资为纽带的方案，就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难题，凝聚各方力量展开大兵团攻坚战，团结各方紧密配合共建产业生态，尽快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加快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创新赶超。在重大赶超工程中，韩国三星，中国高铁和北斗等，都是国家参与支持的成功案例。
该建议可以加速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建立自己主导的信息产业体系，摆脱美国的压迫欺辱和敲诈勒索，维护中国经济主权独立，推动世界秩序更加公平合理。合资公司还将催生万亿级的自主信息产业集群，打下全方位超越西方的产业基础，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收入向发达国家跃升做出重大贡献。这关乎国运，关乎存亡，关乎中国每一个人的命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国有经济可以有效协调和保障各方利益。国有经济的介入并不是为了控制民企，而是为了扶持民营经济快速壮大，团结各方，加速赶超，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国有经济将以国家信用和公共资源为担保，从国家公共利益出发，保证合资公司的相对独立性和公共性，在这个涉及所有产业和所有人的命脉行业中更好的维护各类主体的正当利益。
(3)民营企业将会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有经济开通过帮助民企协调和解决复杂的利益关系，将分立的民企团结起来，凝聚各方力量，撬动参与民企迅速提升和扩大相关业务的质量和规模。
可以帮助推动龙头民企在较短时间内突破外国垄断打开局面，让这些民营公司尽快掌控信息产业的制高点和利润最高的环节。新成立的软硬结合的合资公司，将成为超越或与WINTEL(微软、英特尔)和AA(谷歌、ARM)体系鼎足而立的体系，其技术实力、产业地位、经济总量和利润量会造就另一个远超华为、阿里体量的企业。
合资的信息产业集团可以极大的拉动国内自主产业链的成熟，催生万亿级的自主信息产业集群，让一大批国内企业分享到发展机会和丰厚的利润，还可以大幅减少其它中国企业采购外资产品的成本。
(4)构建营造一个民企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美国的衰落和分裂，民粹的盛行，特朗普的上台，根本原因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造成的。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攫取了大量利益，而美国普通民众和政府不但难以分享，还负担了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巨大成本。美国政府在美式资本主义条件下缺乏财力和能力对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进行足够的投入。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民众收入停滞，贫富差距恶化。
万物互联的时代，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是所有产业的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命脉，关系到所有行业和千家万户的福祉，自然垄断后会攫取整个国民经济中很大部分的利润。国资参与后可以变为国家控制下的垄断，避免单纯私人垄断或单纯国家垄断对生产力和收入分配产生的一系列弊病，还可以利用垄断收益服务民生，投资国家的教育科研等长远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繁荣稳定的发展环境。
国内民营巨头不能一味从自身出发谋求利益最大化，妄图成为一个独立的超级垄断巨头和巨无霸经济体，而是要考虑整体国家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否则只顾自己发财不但难以摆脱美国的霸权统治，还会造成国内收入分配扭曲，贫富差距恶化，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没有好的营商环境，最终自身也难以独善其身和可持续发展。
(5)民营企业参与此项目的负面影响完全可控。主要原因有以下5点。
第一，在中美战略对抗的背景下，无论是否是有国资介入，只要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都会毫不犹豫的打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民企应该放弃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方向上，我们更不应被敌国设置的规则所左右，只有我们自身强大才是硬道理。
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最根本的属性都是国家利益。国有、私有都只是一种手段，但在美国的误导下国有经济却成为国家破坏市场竞争的代名词。英特尔、微软和高通是私有企业，但斯诺登事件却暴露出这些私有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操控下肆无忌惮的监控全世界，早已超越了底线，连美国人自己的良心都痛的受不了而不得已将其曝光。在国际冲突中，这些所谓的私有企业还不是在美国政府的操控下任意的禁止向别国出口，阻止别国收购与合作，想制裁谁就制裁谁。这些所谓的私有企业完全是服从于国家意志的，并不能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国际市场的自由。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完全按照西方的要求，搞了西式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并没有因此放过俄罗斯，反而步步紧逼，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最后不得不绝地反击。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我们要以能否强大自己为标准，坚定的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被敌国的设置的话语和规则所左右。
第二，国有经济在合资公司中并不保持控股地位，只是有国有经济投资的民营企业。日本许多企业都有政府持股，但都被当做民营企业。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为世界500强企业，2018年排名达55位，市值高达1700亿美元，日本政府长期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日本相关法律要求日本政府至少持有NTT 1/3的股份。但日本以及国际上并不认为NTT是国有企业，仍然按普通民营企业看待。
第三，在美国难以对华实施全面禁运的条件下，如果产业链的大多数大企业都参与和支持合资信息产业集团，美国就无法通过厚此薄彼，威逼利诱的方式分化瓦解参与组建合资公司的企业。如果美国要制裁参与组建合资公司的企业，由于产业链上的大企业都参与其中，那等于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而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代价，也不值得为此不惜代价的付出。
基于以下原因，美国难以对华实施全面禁运。由于中国市场占据美国高科技公司的重要份额，比如芯片中国就占据了全球50%以上的份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且短期内难以取代，一旦对华全面禁运，美国公司业绩将会大幅下滑，正常运营将会出现很大困难，股价暴跌，全球经济动荡，美国经济也会遭受巨大打击。美国公司在华销售额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如果中国为此坚决反制，美国更是难以承受、也不值得为此付出这样的巨大代价。而谋求连任、面临强大反对势力和对经济表现高度敏感的特朗普政权也难以承受这样的风险和代价，特朗普发动的非正义的贸易战一旦出现较大损失也很难获得国内支持。
第四，在美国的封锁下，合资公司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研发制造芯片和操作系统的首要目是摆脱美国霸权的欺压与压榨，争取生存发展的自主权，为十四亿中国人和所有受美国封锁压榨的人民服务，并不指望进入美国及其马仔的市场，而仅中国市场就足以支撑自主基础软硬件的发展。
美国及其帮凶也只是世界上的一部分，广大的亚非拉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并会完全听从美国的号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早就渴望在信息产业的命脉环节上多一种选择，减少美国的垄断剥削和受美国制裁的风险。
西方国家对中国国有经济的反对也不是绝对的，合资公司完全有可能进入西方市场。比如中国国有核电企业就进入英国市场。并且合资公司实际上只是国资参股的民营企业，合资公司遵守他国法律，保证信息安全，并能帮助别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美国的垄断剥削，中国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完全有可能进入西方市场。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旦美国和西方认识到中国强大到不可遏制，反而会丧失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机会并付出巨大代价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反而会积极的与中国合作，接纳合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第五，待合资公司业务成熟后，为了便于国际化运作，国有经济可以减少持股，并引入外国资本。
3.巩固和发展信息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国有经济与华为等龙头民企以及产业链相关公司合资成立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公司的建议，可以让国家参与控制未来物联网时代的国家经济命脉，在扶持民营经济成长、发挥民营经济优势的同时，也能内生性的对高科技垄断资本进行有效的约束，变私人垄断为国家参与和控制下的垄断，有效抑制单纯私人垄断和单纯国家垄断带来的各种问题。国有经济还可以利用信息产业集团的垄断收益服务民生、投资国家长远的产业发展。国有与民营的结合，在保证发展效率的同时，从根本上避免了科技进步带来的财富的两级分化和分配结构的失衡，避免在倾举国之力扶持赶超的过程中出现日韩式的私人垄断财阀，从而实现赶超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合资信息产业集团将是推动信息经济革命，加速建设信息社会主义乃至实现文明超越的关键步骤与重要支柱。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基础软硬件平台，国家可以更好的推动和参与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政务民生互联网的建设及其互联互通，打通各个产业和各个经济环节，推进中国经济的全面互联网化、数字化和信用化进程，加速信息经济革命的全面到来。
国家未来可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经济体系，促使在公共利益方面的数据和运营实现统一和公共化，从而可以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更好的组织、调节和规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极大的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促进合作与创新、抑制腐败和不公平，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融合，建立一种信息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模式，彻底超越西方模式。
4.以此建议为典型范例，推动赶超新浪潮
以此建议中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国资为纽带团结各方的模式为典型，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具有垄断性质又被外国企业把持的高科技行业中探索出一条产业赶超的新模式。要善于利用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大国优势，将国资与民资、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扩大开放与产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我国在具有垄断性质的高科技产业加速实现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
培育一批中国本土混合所有制的高科技企业加速实现进口替代，打破外国垄断，成长为行业龙头。华为这样在全球都有强大竞争力的顶尖高科技企业就不会再是少有的奇迹，而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这将极大的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真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优越性，开创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又一波高潮，推动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收入大幅提升，顺利迈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世界一流社会主义强国。
5.瓦解和遏制美国激进的遏华战略
我们应当认识到，面对特朗普激进的打压与讹诈，我们只有在斗争中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崛起不可阻挡、难以忽悠、封锁遏制无用，反而会丧失分享庞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遇，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让特朗普清醒，让美国不得不理性处理中美竞合关系，真正遏制美国激进的遏华战略，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为我国真正赢得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否则，面对决心要搞垮我们的对手，做出不平等的妥协退让只会陷入到“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困局和死局当中。
从中美贸易战的博弈态势来看，与华为组建信息产业集团是破解特朗普制裁，扭转博弈态势的重要手段。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最重要、最有效的两个手段就是关税和禁运，而其中加征关税以中国庞大的体量和有效的应对尚且可以承受，对中国最具杀伤力的就是禁运，这是特朗普对付中国的杀手锏。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市场在美国公司中的重要份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短期内难以取代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反制能力，谋求连任、面对强大反对势力和对经济表现高度敏感的特朗普政权，特朗普和美国也难以承受、也不值得为此付出对华全面禁运的巨大代价，特朗普发动的非正义的贸易战一旦出现较大损失也很难获得国内支持，因此特朗普政府难以对华实施全面禁运。
而在美国暂时无法对华进行全面禁运的情况下，定点打击中国企业就是特朗普迫使中国屈服最重要的手段。如果国内企业团结起来与华为成立信息产业集团，则会让美国精准打击的效果大为降低，反而面临着丧失中国市场的巨大风险，特朗普对华杀手锏的作用和意义就会大为失色，进而从整体上推动博弈态势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有效遏制特朗普激进的讹诈策略。
此事对中美战略博弈也具有重要意义。组建合资信息产业集团这一标志性事件表明遏制中国的战略将面临着完全失败的下场，并付出惨痛代价，从而有效遏制美国的遏华战略。
美国统治世界，表面是金融和军事实力，核心支柱是高科技，特别是主导世界的信息产业。该计划将抓住信息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在十多年内彻底打破美国巨头在芯片和操作系统在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结合我国在5G通讯和北斗导航方面的优势，这样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应用这三大核心就都实现了自主化，这样一套完全由中国主导的信息产业体系将被建立起来，中国将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完全掌握自主权和领导权，美国独霸世界的核心支柱将被彻底瓦解。
美国各界将看到，中国找到了可以快速赶超并摆脱美国信息霸权的正确途径，中国有决心、有实力、有办法在不远的将来的彻底改变被欺压、被敲诈的命运，并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特朗普激进的遏制政策最终不但毫无用处，反而促成了中国进一步的的觉醒和团结，加速了中国崛起，美国为此丧失了庞大的中国市场，丧失了分享庞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机会，付出惨痛代价。特朗普成为加速美国霸权衰落的最大祸首，从而有效打击美国激进反华鹰派的嚣张气焰，遏制美国激进的遏华战略，让他们真正接受中国崛起，放弃歇斯底里的可怜打闹，理性对待中美竞合关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反对的只是美国霸权和美国国内一小撮狭隘、自私、霸道和卑劣的反动势力，并不是反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发展，我们只是为了捍卫自身在这个地球上的正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愿意与善良、公道和正派的美国展开友好的合作，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
总之，在顺应产业发展和赶超规律的基础上，在严峻而紧迫的内外形势下，团结起来是早日摆脱美国霸权、实现赶超的有效方式，政府和国有经济不仅不是枷锁和束缚，还是团结各方、撬动赶超的关键力量和保证国家持续繁荣稳定的核心支柱。
三、理解该建议的三个关键环节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实施该建议，需要抓住三个相互联系的关键环节，一是抓住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赶超的要求;二是找准实现赶超的着力重点;三是把握撬动赶超的关键力量。
为了在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加快实现赶超，真正实现该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除了认识到该领域需要长周期大投入、深厚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生态以外，我们还需要把握产业本身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于赶超提出的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该领域的赶超的意义极其重大，赶超的窗口期较短，不容有失;第二，信息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为我国赶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从移动端切入，把跨平台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作为我们突破的主攻方向;第三，跨平台的新体系，将会出现更加的垄断化的组织格局，需要产业链更紧密的配合;第四，此领域的赶超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换道超车，而是要将原有赛道上的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借势用巧劲，也要做好在正面战场上展开大兵团攻坚战的准备。
面对产业发展的上述特点和要求，我们应该尽快团结起来，紧密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找准突破方向和切入路径，才能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1.该领域赶超的意义极其重大，赶超的窗口期较短，不容有失
在万物互联时代，通用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它们的影响的范围和深度将远远超过桌面电脑和移动时代。万物互联的时代，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将数字化和互联网化，跨平台、跨场景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将成为所有经济运行须臾不能离开的基础设施，掌握它们的组织还将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上获得优势，从而主导和掌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信息产业赶超是有窗口期的，关键的窗口期往往只有5到10年时间，而其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的性质，决定其产业和技术的垄断格局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5G到2020年就开始大规模商用化，随之而来的技术和商业变革也会大规模推进，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在物联网时代丧失该领域的主导权，等于将国民经济命脉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于他人之手，我国经济会系统性的受制于人，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将被外方攫取，在科技领域的差距还会不断拉大，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在根本上被动摇。
因此，在决定国家经济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产业中，在外国政治势力的封锁遏制和垄断巨头的压制下，在紧迫的赶超窗口期中，我们不容有失，不能期待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出现我国赶超的奇迹，从而报任何侥幸心理。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实现赶超，一定要掌握主导权，不容许打任何折扣，出现任何闪失。
2.把握产业赶超的历史机遇和主攻方向
在传统桌面电脑端，在原有的技术路线和产业环境下，也许就像“不需要发明第二个轮子”一样，国家扶持和投入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国家安全，难以在此领域实现真正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信息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为我国赶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移动端和物联网切入，将跨平台融合、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产业变革作为主攻方向，打造超越桌面和移动体系的新体系，或是利用新体系的产业基础，再正面强攻外资控制的传统计算体系，应是我们在此领域赶超的可行路径。
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内容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从底层技术到应用场景的革新，呼唤着全新架构的信息基础设施。而WINTEL和AA体系的底层技术架构都是基于过去的技术和应用场景打造的，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产业革命的要求，过去的优势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环境下快速发展的包袱。新的产业格局和外方的绝对垄断优势还没有形成，这就为后来者打造全新架构的体系进行超越提供了历史机遇，并凭借在新领域中获得的成功反向打入到外国巨头把持的传统领域，从而获得全方位的突破。
谷歌和arm 就是凭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移动端超越了wintel体系，并逐步侵入到wintel统治的桌面端。在云计算服务器领域，谷歌等厂商也开始从英特尔的X86服务器转向OpenPOWER开放芯片架构的服务器。具体来看，以下几个技术和产业方向，给我国带来了赶超的历史机遇。
从底层技术上来讲，摩尔定律放缓，cpu、gpu等传统处理器的冯诺依曼架构难以有效处理互联网产生的海量数据以及各种新场景新应用的需要。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革命性的通用技术将推动整个计算体系的变革。以单一架构为主的桌面端已经显得落伍，以移动端为代表的异构多核处理器是未来的方向。量子计算、光子芯片和可重构芯片等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在个人消费和普通商务应用领域，跨平台统一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此领域整体上处于移动端和桌面端融合统一的窗口期，并且移动端还有取代桌面端的趋势。
物联网是全新的蓝海。物联网将实现所有设备的万物互联，而WINTEL和AA体系只是分别覆盖了桌面电脑、移动终端和服务器等领域。上述设备只是万物互联中的一小部分，剩下数以百亿计的设备是垄断巨头们没有实现垄断统治的蓝海。
终端和云端的一体化推动操作系统改变。随着5g通讯和云计算的发展，云存储、云计算将成为终端设备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云端与终端协同的一体化的操作系统将成为主流，而目前的终端设备主要还是以终端为主，云端的功能以及二者的协同都比较弱。
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技术和应用的发展也会推动计算平台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在上述这些领域我国与外国处于同一梯队，外方也没有形成垄断优势。
目前移动的体系的垄断格局相对桌面较弱，我方已有一定的基础，从技术和生态上也相对容易突破。移动平台的通用处理芯片就有苹果、ARM、高通、三星、联发科和华为等多家设计公司，在操作系统方面，苹果与谷歌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也比桌面平台中微软一家独大的情况要好。我国市场上移动平台的互联网应用大都是国内企业开发的，移动智能终端也大多是我国企业开发制造的，而且凭借国内的庞大市场，也会吸引国外厂商为自主系统做开发适配。
3.更加的垄断化的组织格局和产业链更紧密的配合
万物互联时代的新计算体系具有跨平台、跨场景的特性，使得该领域未来产业组织格局的寡头化、垄断化只会进一步强化。
新一代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需要云、网、端的紧密配合，需要跨平台、跨场景的统一，需要从底层技术到上层应用的系统性创新，是一个比过去桌面和移动系统更为庞大复杂紧密的体系，这其中涉及众多企业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它基础的技术框架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模式还未成熟，还要抢在对手前面建立标准框架和产业生态，就需要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紧密配合，才能实现跨越赶超。
4.要将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结合起来
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量子计算等短期内难以商业化且过于超前的技术上实现换道超车。量子计算等技术短期内难以取代现有技术体系。AI芯片目前只能起到专用加速器的功能，并不能完全取代cpu的地位。许多高技术离大规模商用还有一段距离，什么时候能成熟普及很难明确。
虽然技术革命突飞猛进，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但现有技术和产业基础对于未来新体系的发展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如果我们完全寄希望于量子计算等颠覆性的换道超车，不但缺乏庞大的产业基础与外国巨头竞争，还很可能走错方向错过机会。
因此，我们要将原有基础上的弯道超车与换道超车结合起来。我们既要在未来可能发生的颠覆式创新技术上准备，又要切入已有一定基础而又正处在变革之中的技术和产业，如移动端以及桌面端与移动端融合等方向，利用我国在移动和互联网端的优势，做大规模，建立人才、技术、数据等产业基础，为打造全新体系和以后进入桌面等全领域做好准备，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借势用巧劲，也要做好在正面战场展开大兵团攻坚战的准备。
（二）找准实现赶超的着力重点
供给侧的优秀民营企业，需求侧国产终端和应用厂商以及庞大的市场需求，是我国实现加速赶超的两个着力重点。
在供给侧，华为、阿里等龙头公司是我国实现赶超需要重点扶持和联合的关键对象。在移动和物联网端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我国已经打破在传统桌面电脑端被外国巨头完全压制的局面，实现了两个过亿的重大成就，一是华为的手机芯片累计销量过亿，二是阿里的移动端或物联网操作系统累计搭载终端数量曾过亿。但阿里的yunos系统在手机端的发展并不理想，后来转向了物联网操作系统AliOS。我国的企业在移动端和物联网领域实现了技术和市场的双突破，改变了我国在传统桌面电脑领域的基础环节被完全压制的命运。
在组建合资公司的选择上，在民营企业范围内之所以选择华为和阿里为牵头企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双方企业都是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实力、号召力和影响力很大，具备支撑起信息产业中的大国重器的开发实力和行业地位;其次，双方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华为在基础软硬件技术方面有优势，阿里在互联网应用、运营以及相关的技术上有优势，二者合作可以更好的开发、推广自主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最后，双方企业的领导人都是具有很大胸怀、格局和威望的企业家，可以承担起合资企业的领导工作，便于协调、处理和推动这种复杂的大事。阿里巴巴的创始领导人还可以发挥自身在国际交往上的优势，为合资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拓展合资公司的国际业务。
在需求侧，中国终端和应用厂商巨大的市场份额和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将成为我国迅速赶超的重要支撑。在具有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性质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发展中，其市场的销售和规模十分重要。我们要更加注重在技术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产业赶超，通过市场化、产业化形成正向的利润循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培育用户群体，形成产业配套和生态系统，技术也在市场和利润的支持下不断迭代，最终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
在建立生态和扩大使用规模的方面，下游的终端和应用企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他们主动接受、积极配合自主软硬件体系的开发、使用和推广，消费者才能广泛的接触、使用到自主的软硬件并从中获得良好的体验，才能真正实现自主体系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中国本土厂商在终端设备和互联网软件应用上占有优势，为我们在需求侧建立自主产业生态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中国信息终端厂商在国内控制着大部分市场，在手机终端、智能家居等方面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占据着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电脑和服务器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也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软件应用上，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端，国内常用的应用里90%以上都是国内厂商开发的，在商业软件上我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有一定基础。
利用我国的大市场以及在终端设备和互联网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政府各种政策扶持和对外国厂商的限制，让中国的终端设备厂商在合资公司产品与外方的技术和体验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先采购和使用合资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推动软件应用和互联网应用厂商为新系统开发适配软件应用，从而拉动自主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快速扩大规模，迅速建立规模和产业生态。
在此相关领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我国有一大批优秀企业都可以参建合资公司，如百度、腾讯、中软、东软、360、紫光、寒武纪、联想、浪潮、oppo、vivo、小米、锤子科技等。产业链公司的参股合作，首先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分散投资，分割市场的问题;其次，可以凝聚赶超合力，优势互补，提高赶超能力，加快实现系统级的创新赶超;最后，可以形成利益共同体，促使产业链公司积极接受、配合自主系统的开发使用，快速扩大合资公司产品的销量，加快建立产业生态。
总之，在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国内行业龙头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快团结起来，集中优势兵力，找准供给和需求的着力重点，有效发挥我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大国优势，形成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强化和正向循环，让自主产业在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快速壮大，加速自主产业规模和生态的建立。
国有经济和政府是撬动我国在此领域加速赶超的关键力量。在供给侧，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在需求侧，政府引导下游厂商和市场加强对合资公司产品的支持。政府和国有经济之所以成为撬动赶超的关键力量，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产业性质和赶超战略下我国企业和市场的不足，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弱小的国内单个民营企业不但短期内难以突破外方在技术和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多重垄断壁垒，更难以协调和打破其中涉及的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第二，信息产业革命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矛盾，要求国有经济与民营资本在信息产业基础环节的联合，加速推动信息经济革命的全面到来，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1.产业性质和赶超战略下我国企业和市场的不足，客观上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华为和阿里巴巴等公司在此领域部分的打破了外方垄断，取得了一定成绩，似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但仅靠自身力量，通过市场竞争，在这个信息产业的基础环节实现赶超，建立自己的体系，与外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依然非常困难。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高科技产业中，中国民营企业在外国垄断巨头的压制下进行赶超十分困难。
在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两个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中，虽然信息产业的变革为我国提供了重大机遇，但单个企业在外国政治势力的封锁和垄断巨头的压制下进行赶超仍然十分困难，具体主要有三个困难：一是由产业性质所决定的外方的多重垄断壁垒;二是外方凭借既有的垄断和国际化优势，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继续卡位和领先;三是外国垄断巨头在控制产链的情况下，对国内企业进行的刻意打压和分化瓦解。
在需要长周期、大投入和复杂配套的产业中，相对弱小的中国企业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技术实力和生态支持，又要考虑短期盈利和各种风险，还要耗巨资补贴软件应用开发商和终端设备厂商，单个企业面临的盈利压力和市场风险都十分巨大，难以持续投入巨量资源进行赶超。而在此领域中，我国企业在市场策略和本土化方面的优势对这类底层技术影响不大，而外方原有的技术、人才、资金和产业生态优势，仍然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竞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外国巨头在既有垄断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投资未来，加紧卡位，不给后来者以可趁之机，继续强化自身的领导地位。这在产业并购上体现的十分明显。近几年国际半导体行业掀起了新一轮的并购潮，产业的集中度将越来越高，寡头垄断格局将进一步强化，但中国企业确实被排除在外。2014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全年并购案369宗，并购交易规模为377亿美元;2015年作为半导体并购里程碑式的一年，并购交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是过去3年总和的两倍，合并公司的平均规模是过去五年公司规模的5倍。2016年，全球产业并购案达到40多起，涉及金额近1400多亿美元。2015年到2016年期间，顶级规模的半导体行业收购数量超过15个，而自1999年以来，这样的收购数量只有27个。
国外巨头利用现有的巨大资源，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打造新体系方面有着国内企业难以企及的优势。英特尔、微软、谷歌等巨头中任何一家企业每年的研发经费、研发人员、产品的迭代进度、并购企业和生态的协同规模都是任何一家中国企业甚至是该领域所有中国企业总和都难以企及的。
最令人担忧的是外国巨头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发展程度也是远超中国企业的，还凭借雄厚的基础和品牌在全球积极布局，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人才和市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卡位，而中国由于实力和政治的原因主要还是局限在国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中国面临着被再次压制的命运。
英特尔目前在芯片领域全面布局，从CPU、GPU、FPGA、ASIC，再到未来的神经拟态计算、量子计算等，还推出多类型芯片组合的异构多核架构，不给后来者以可趁之机。微软在海量用户和数据的基础上，大举进入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还在商用领域推出了新一代人机智能交互电脑Surface Hub。ARM凭借自己在移动端的优势，积极布局物联网，已经初步建立的物联网产业生态。同时拥有Android和Chrome OS两大操作系统的谷歌，已经花费多年时间研制下一代跨平台操作系统Fuchsia，还推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开发平台TensorFlow。苹果公司则利用自己软硬统一的体系，在跨平台统一、人工智能等方面继续领先。面对外国巨头们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布局和发展，国内短时间还难以看到超越的希望。
外资还会通过威逼利诱、厚此薄彼的方式扼杀自主体系的发展。外资已经在国内深耕多年，与国内产业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国内产业链要支持和使用自主新体系，不仅面临着巨额的转换成本，还会遭受到外国巨头的打压和分化瓦解。外国巨头很可能为此中断或减少现有的合作，从而损害企业的利益和市场竞争力，外国巨头还会大力扶持没有参与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国内厂商，进一步瓦解分化国内厂商。
阿里开发手机操作系统就遭遇这样的困境。阿里作为以电子商务主的互联网企业，缺乏这方面的技术积累，也难以不惜代价的投入巨资去研发操作系统，只能是作为一种尝试，缺乏足够资金、技术和产业链配套进行迭代改进，导致阿里系统首先在技术和体验上就与外国巨头有较大差距。
阿里虽然与手机厂商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但谷歌安卓系统的垄断地位和产业生态已经形成，手机厂商多年来对安卓系统也有很大的投入，使用阿里系统对于大厂商来说更换成本太高。阿里即便利用自己的商业体系进行扶持和补贴，在外国巨头强大的实力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由于谷歌自身和安卓系统的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很大，又是全球化布局，盈利模式和利润来源多样且丰厚，从而对操作系统的商业运作和手机厂商的干预较少。而阿里自身和其操作系统的规模和业务范围相对要小很多，作为私营公司和上市公司要尽快实现盈利，就要加入很多阿里系的商业内容，这就会给手机体验和手机厂商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
阿里在推广自己系统的过程中，还遭受到外国巨头的狙击。2012年，宏碁与阿里合作推出搭载阿里云系统的手机，但在手机发布会前却被谷歌紧急叫停。阿里手机系统最后不得不退出此领域，转战物联网，而在此领域也面对着外国巨头和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未来有多大的发展也很难说。
从移动端和物联网等领域入手进行突破，国外巨头仍然有着领先优势，而且迟早还是要进入传统的桌面电脑领域，实现最终的统一。这就要具备强大的技术和资金实力才能打破和取代英特尔和微软在此领域内绝对垄断的地位。中国民营公司在移动端本来就相对弱小，还要在对方的传统强势领域进行攻坚就更难了。按部就班的缓慢发展还会给传统巨头在产业变革中以转型和联合的时间和机会，一旦外方实现转型或与其它公司实现联合，中国企业就更没有机会了。
可见，我内的民营企业以现在的实力和发展态势，在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可以取得一定的突破，但要在外方已经取得各方面优势并对我国的刻意打压、分化瓦解之下，只凭借自身力量在市场中搏杀，要打一场翻身仗，与外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则很难很慢，甚至有可能重蹈过去的覆辙。
其次，在该领域国内企业存在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加大了赶超难度。
国内单个企业不但难以突破外方在技术、人才、资本和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多重垄断壁垒，更难以协调和打破其中涉及的复杂的技术和利益关系。国内企业间由于同业竞争、利益冲突和与外资的合作和利益捆绑关系，造成国内企业在市场中各自为战、分散投资、重复建设、内斗内耗、以邻为壑、分割市场，不但难以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对抗外国垄断巨头，还存在“宁合外邦，不予同胞”以及被外方分化瓦解的问题，极大的制约了我国在赶超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大国优势的发挥。
信息产业的边界模糊，国内各大企业相互之间业务交叉多，派系林立，各大企业相互之间直接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很多，少有大企业和哪个派系会接受和配合竞争对手的产品，谁也不想把决定自己命运和让对方获得自然垄断地位的信息基础设施交给国内的竞争者和不同的派系圈子，各大巨头都想开发自己主导的产业标准和生态。
在外资已经在该领域控制国内产业链和市场的情况下，国内厂商与国产自主基础软硬件的合作不仅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成本和商业风险，还将遭遇到外国巨头的威逼利诱和分化瓦解。许多国内企业已经与外资的利益深度绑定，甚至建立了产业联盟。在这种背景下，国内自然会出现宁可高价与对外资合作，也不给予国内企业机会的情况，也就是所谓“宁合外邦，不予同胞”。
国内最有实力做此事的华为就面临着这种困境。在移动处理芯片方面，虽然华为实现了技术和市场的突破，但由于其本身就是手机终端厂商，将自研芯片作为促进其手机销售的独特优势和卖点，要获取产业链最大利益，不愿意将自己的芯片出售给其他手机厂商。
华为是一个在信息产业中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几乎所有的信息产业的软硬件环节都会涉及。由于同业竞争、转换成本以及与外资的利益绑定等问题，很少会有大厂商会用华为的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而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就无法建立起产业生态，华为技术再好也是孤掌难鸣。国内的一些手机厂商为了有效的抵御华为在消费电子领域快速扩张带来的压力，早已与美国高通、韩国三星组建了产业联盟。
阿里巴巴开发操作系统面临的利益关系问题也很严重。虽然阿里与终端厂商没有利益冲突，但国内互联网业中派系斗争严重，也制约了阿里操作系统的发展。各个巨头分别在电子商务、网络社交和搜索业务上占据优势，围绕各自的主营业务形成了彼此分立的商业体系和利益集团，但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不同，本身没有明确的边界，不同派系之间的业务都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叉，他们都想进入对方的领域扩大自己的地盘，激烈的争夺着互联网产业的主导权，存在着很多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此背景下，各个互联网巨头不仅在各自掌控的生态体系内尽可能的屏蔽和封杀对方，还都在共同的跑道上发展各自的生态，存在着重复建设、分散投资和分割市场等问题。其它非派系圈子的企业在已有外国产品选择的情况下，也不愿贸然卷入互联网的派系斗争，影响自己的业务和发展。
而美国的高通和谷歌等巨头都没有终端业务或不以终端为业务重点，与国内的终端设备厂商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在互联网方面与国内巨头也没有竞争关系，不会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终端厂商和互联网企业宁愿与外资合作，使用外国产品，受外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和盘剥，也不会与国内厂商合作，这对我国的产业赶超非常不利。
由此可见，在短暂的产业赶超的窗口期内，在需要长周期、大投入、巨大规模和产业生态的芯片操作系统领域，面对着外国垄断和刻意遏制下不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国内复杂的利益矛盾，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基础环节还有可能继续被外国压制，通过国内各企业的单打独斗和自由竞争形成行业巨头来实现赶超、瓦解霸权封锁是很难行得通的，在如此重要的领域和紧迫的窗口期内，我们也输不起，等不及。
面对严峻而紧迫的内外部形势，在产业发展方向和龙头企业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实现赶超的最优方式必然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国有经济为纽带实现各方力量的团结。如此，才能协调复杂的技术、商业和利益关系，集聚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展开全领域的大兵团攻坚战，才能联合各方共建产业生态，抵御外国的打压与分化瓦解，让国内产业链和市场能主动积极的接受和配合自主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开发推广，从而突破在此领域赶超的一系列难点，抓住产业变革的窗口期，实现大规模自主替代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合资公司的建立也符合该产业基础设施、自然垄断的性质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尽快形成统一的标准，减少市场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加强产业链的协作，进一步加快产业赶超。由于有外国厂商的竞争以及国有与民营的结合，合资公司的垄断带来的弊病会被最大限度的减少，而垄断的优势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从赶超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具有自然垄断和基础设施性质的高科技行业中，国有经济和国家计划对于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是十分重要的。韩国三星、LG等半导体企业的崛起赶超，背后是韩国倾举国之力的支持。我国北斗导航和高铁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而由于该领域产业的总体方向和龙头企业已经明确，国家扶持赶超的技术和商业风险也比较小。
团结各方力量组建的合资公司非常有可能超越外国巨头。面对信息产业提出的跨平台、跨场景的统一要求，国外由于私有制的狭隘、分割和对立，各大软件、硬件和互联网等巨头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技术、市场和利益，因此推迟了跨平台统一的时间，难以较快实现系统级的创新，而我国则可以通过国有经济为纽带，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从而加速实现该领域的统一和系统级的创新赶超。
总之，政府和国有经济将成为促成各方联合，撬动加速赶超，实现多方共赢的关键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此领域的产业赶超只有在国家力量的加持之下，民营经济才能从“星星之火”真正形成“燎原之势”。
2.信息产业革命条件下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矛盾，要求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联合，加强在信息产业基础环节的布局
从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资本的垄断和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将会进一步加强，公有制和生产计划性的实现将具备更成熟的客观条件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人类建立在发达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将更好的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就要求国有经济积极与民营资本联合，加强在信息产业基础环节的布局，加速推动信息经济革命的全面到来，为解决新科技革命下私人资本垄断的弊病以及构建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新经济模式打下基础。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格局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会进一步加强。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都是信息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都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规模经济效应很强的产业环节，并由于其跨平台、跨产业的特性，未来这些领域的垄断格局只会进一步加强。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将数字化和互联网化，通用芯片、操作系统将成为所有经济运行须臾不能离开的基础设施，掌握它们的组织还将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上获得优势。因此，在未来掌握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组织不但可以攫取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利润，还可以主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在私有资本主导的条件下，这种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组织和运行方式的变革，一方面会让资本对社会经济的统治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将会更加扭曲，从而更需要国家和公有制经济的参与和控制;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的计划调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组织经济条件。
在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在新技术革命中资本权力的极大强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财富分配的极度扭曲和对社会公平的损害，是不以资本家的道德、资本内部改良以及外部监管而有根本改变。
因为无论这些高技术垄断企业内部股权如何社会化，员工持股如何公平，企业家的品德如何高尚，企业内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但企业作为整体还是执行着资本的职能，要求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并且与整个社会相比，能分享到超额垄断利润的群体永远都是极少数。一旦涉及到对垄断资本利益有损，但对社会有利的时候，无论掌控企业的人道德有多么高尚，搞了多少慈善，也一定会选择封杀，这在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巨头身上已有充分体现。而这些都是由私有制固有的狭隘性所决定的，并不是靠上市带来的股权社会化，员工持股、搞慈善等改良措施能有根本改变的。
对私人资本控制下的垄断企业的外部监管，也很难解决高科技私人垄断带来的弊病。而且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高科技垄断企业的技术越来越复杂，外部监管难度越来大，很多监管只能在维持社会底线的意义上有效，超过底线就很难规制高科技垄断企业的行为。而且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在一些基础环节，垄断是产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必须，垄断有利于社会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这是反垄断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欧洲多年来对谷歌、微软的反垄断成效甚微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此，政府和国有经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信息产业基础环节的布局和控制，内生性的解决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私有垄断资本带来的弊病。国有经济与华为等民营龙头公司成立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公司，可以让国家在扶持民营经济成长、发挥民营经济优势的同时，变私人垄断为国家参与和控制下的垄断，参与控制未来万物互联时代的经济命脉，有效抑制单纯私人垄断和单纯国家垄断带来的各种问题。国有经济还可以利用信息产业集团的垄断收益服务民生，投资国家长远的产业发展。国有与民营的结合，在保证发展效率的同时，从经济初次分配的环节上就避免了财富的两级分化和分配结构的失衡，也避免在倾举国之力扶持赶超的过程中出现日韩式的私人垄断财阀，从而能在赶超过程中更好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在此领域的联合，还对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新经济模式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基础软硬件平台，国家可以更好的推动和参与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和政务民生互联网的建设及其互联互通，打通各个产业和各个经济环节，推进中国经济的全面互联网化、数字化和信用化进程，加速信息经济革命的全面到来，这将激发和释放强大的生产力。
国家未来可通过国有经济参与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平台经济体系，促使在公共利益方面的数据和运营实现统一和公共化，从而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更好的组织、调节和规划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极大的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促进合作与创新、抑制腐败和不公平，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融合，建立一种信息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模式，彻底超越西方模式。合资信息产业集团将是推动信息经济革命，加速建设信息社会主义乃至实现文明超越的关键步骤与重要支柱。
当然在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这两个领域的赶超战略中，国有经济和政府的介入绝不意味着否定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实现赶超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力量。首先，国有经济借助民营企业已有的技术、商业和市场基础，可以节约资源和时间，更好更快的实现赶超战略。其次，该领域虽然是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性质，要求国有经济更好的实现和保障公共利益，但这种高技术领域科技进步和变化的速度很快，又处于产业变革期，有必要发挥民营企业灵活性和积极性高，对市场敏感，善于商业化运作的特点和优势。最后，公有制和民营经济的结合，有利于形成更有效的利益和权力的制衡机制，减少权力寻租、腐败和垄断低效等问题。
最后，还要再次说明，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对私人垄断资本的限制，乃至建设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新模式，绝不意味着对私有经济和市场的否定。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权威与民主在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与融合，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和经典共产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信息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演进下中华文明超越西方文明的历史机遇，也是人类发展赋予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而公私合营组建信息产业集团就是实现文明超越和历史使命的关键步骤，我们应该看到其中伟大的历史意义，积极拥抱和推动这一进程的加速到来。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外国政治势力的封锁和垄断巨头的压制下，根据产业性质和发展趋势，在认清我国产业现状和种种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后发国家赶超的历史经验，要推动我国在通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的加速赶超，夺取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就要把握住新一轮信息产业变革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机遇，以优秀的龙头企业和大市场为着力重点，以国有经济作为撬动赶超的关键力量。通过国有与民营的强强联合，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契合，从而可以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各方优势，抓住要害环节，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和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突破此领域赶超的种种难点，事半功倍的推动产业赶超，加快实现全领域的大规模自主替代，打造万亿级的自主信息产业集群，夺取信息产业的自主权和领导权，瓦解美国霸权的封锁遏制，打造新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赶超的旗帜和范例，推动中国全面信息经济革命的加速到来，为信息时代社会主义新经济模式和实现文明超越打下基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导者们必然是以民族大义和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将中美经贸战和华为事件看做是关乎中华民族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顺应产业发展和赶超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组建信息产业集团对于加速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产业赶超和摆脱霸权欺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摒弃私利和门户之见，勠力同心，共赴国难，共创未来。那将是新时期中华民族觉醒、团结、崛起和转危为机的标志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中国产业的盛事和创举，而从推动信息经济革命、实现信息社会主义新模式和文明超越的角度来看，这更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实际上就是没有特朗普的打压，我们也应该看到，万物互联的时代，此领域是关涉到国家命运和亿万众生福祉的伟大事业，生产力的变革要求社会关系进一步向“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方向演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回归初心和真心，减少我执心和分别心，以高瞻远瞩和同体大悲的智慧、胸怀和境界去思考和推动这件大事业。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觉醒团结起来的十四亿中国人和世界上秉持正义的人们在贸易战中失去的只是霸权的锁链，获得的将是一个美好新世界!
中华必胜!人民必胜!正义必胜!历史终将证明，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走向成熟和伟大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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