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破产不久的印度无线通讯巨头信实通信(Reliance Communications)，发布一份债权人名单，国开行、工商银行以及进出口银行均位列其中，累计追偿债务达1505.32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49.35亿元)。
文件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13日，信实通信整体债务达5738.25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569.3亿元)，来自中资银行的债务占比约为26.23%。53个债权人中，国开行是信实通信最大的债权人，其债务约986.39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97.86亿元)。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则分别追债335.64和183.29亿亿印度卢比。
中国通信行业获得高度政策保护
中国通信企业能够取得如今的成绩，除了是全行业的艰苦奋斗，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
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而且早期国产设备问题不少，但在国家意志下，运营商硬着头皮用，采购国产设备支持国产厂商，并在使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螺旋式提升，完成了从没法用，到堪用，再到好用的转变。
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中资银行助力中国通信设备商海外攻城略地
在海外市场的扩展中，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为和中兴之所以在早些年能够在海外攻城略地，主要是受益于国家政策和中国商业网络的扩张。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04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陆续向华为、中兴提供了高额出口信贷，进而引欧盟双反调查。
以国开行为例，从2004至2009年向华为的客户提供100亿美元信贷额度，2009年到期之后，其又将这一额度提升至300亿美元。同时，2010年年中，华为副总裁胡厚昆在公开信中称华为的客户共使用了国开行的100亿美元额度。
类似的，国开行与中兴也签署150亿美元《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购买中兴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海外客户的融资需求。
也就是说，华为和中兴在海外扩张，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扶持，等于是海外客户即便贫困潦倒，也可以从中资银行借钱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2011年6月15日，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霍赫贝格就直言，华为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00亿美元信贷额度的支持，这使得华为可以给顾客提供比竞争者更优厚的资费条件。
不过，这种政策扶持虽然使华为和中兴在海外高速扩张，但客户的还贷支付能力却取决于当地电信市场的实际增长，这使的风险在相关银行和产业链上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间互相传递，以至于讨债成为华为、中兴分包商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兄弟反目 祸起萧墙信实通信破产
信实通信公司“掌门人”是印度商界巨鄂德鲁拜·安巴尼之子。本次信实通信破产，归根结底还是兄弟反目，祸起萧墙。
2002年，德鲁拜去世后，其两个儿子穆克什·安巴尼和安尼尔·安巴尼因财产纠纷“反目成仇”，于2005年将父亲的商业帝国一分为二。
哥哥穆克什获得集团下属石油开采与冶炼业务公司，而弟弟安尼尔则分得集团电信和金融业务，信实通信的前身信实信息通信公司就在其中。
2016年，原本专注能源领域的穆克什突然宣布，进军印度电信行业，成立运营商Reliance Jio，以低价的4G通讯服务，杀入竞争激烈的印度电信市场，并且掀起了长达两年的价格战。
受价格战影响，2018财年前三个季度中，印度电信行业整体收入同比分别下降了1.76%、4.15%和6.27%。而截至2018年9月，短短两年时间，Reliance Jio依靠强大的资本支持以及低价策略，将服务的用户数量从0增加到了2.81亿。
在这一过程中，信实通信则逐渐掉队，从2017财年开始，公司转盈为亏，而亏损则一直持续到其进入破产程序。2019年第一季度，信实通信亏损796.3亿印度卢比。
穆克什·安巴尼和安尼尔·安巴尼“同室操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纯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由于印度运营商在采购中国通信设备商的产品时，中方提供买方信贷支持，因而印度运营商可以非常廉价的买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这一方面可以使印度运营商大幅降低组网所需的现金，又可以使华为和中兴在海外攻城略地，卖出海量设备。同时，如果印度运营商的还贷能力没有问题的话，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但问题就出在海外运营商的还贷能力上，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企业资金底蕴、管理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会给中资银行带来巨大商业风险，本次信实通信破产，就给中资银行带来了约合人民币149.35亿元的“烂账”。
诚然，在2019年5月，NCLT正式启动信实通信的破产解决程序。根据印度2016年通过的破产法，信实通信将有270天的时间来解决债务问题，否则将被强制清算。这意味着，中资银行要追回贷款，至少还需要大半年时间。而在印度，一旦进入清算程序，则需要花费2至5年时间。由于债权人众多，“僧多粥少”，5年后149.35亿元的债权到底能追回多少，依然是未知数。
优势产业不宜变相出口补贴
通信产业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一面旗帜，华为、中兴等设备商在市场地位和技术水平上基本与爱立信、诺基亚等国际大厂处于第一梯队。不论实际水平如何，但至少在宣传上，华为已经“封神”，拳打爱立信，脚踩诺基亚。网络舆论更是宣传华为领先友商12个月至36个月不等。
铁流认为，国家补贴首先应用于高科技领域的弱势领域，而且应当服务于本土企业和消费者。首先，对于优势产业，应该讲商业规律，通过商业法则，让在全球本身就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公司与国外大厂竞争，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国内通信巨头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这些通信巨头不至于因为政策扶持而产生依赖性。
其次，国家政策补贴应当服务于本土企业和本土消费者。像买方信贷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变相的出口补贴，这种补贴在本土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如今国产通信设备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通信设备来说，按照华为官方的说法是“洋人不得不买”，那么，对于这种“洋人不得不买”的产品给予高额补贴，这不是变相给国外运营商和消费者送钱么?
美国的芯片属于中国不得不买，美国会对英特尔、英伟达等公司给予类似政策补贴，使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廉价的CPU和GPU么?
国家政策补贴，应当服务于本国老百姓，让本土运营商和消费者享受实惠。不可学“三大”让洋人高人一等。何况，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贷能力有限，不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甄别直接给政策，很容易导致国有银行坏账。
铁流认为，对于优势产业，就应该讲商业规律，国家政策补贴应当更多的用户弱势产业，特别是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一些基础硬件和软件。比如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
如今，中国通信产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一些过去曾经奉行的政策，是时候改变一下了，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用于解决“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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