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为什么钱学森“躺”着亦中枪?
——评邓伟志的一篇“口述历史”
《世纪》杂志(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文史研究馆主办)2015年第4期，有一篇封面文章：《邓伟志：反对“耳朵认字”得罪了钱学森》。为了炒作，《报刊文摘》又加以转载。看了以后，感慨颇深。
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放弃自己个人的优裕生活与良好的科研环境，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与迫害，历经千难万险才返回祖国，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这个国家和人民。
钱学森是“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森回国效力，至少使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可以这样讲，没有钱学森，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两弹一星”事业，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更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较为安全的国防。钱学森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被毛主席誉称为“人民科学家”。
按照常理，对这样一位爱国科学家、民族英雄，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会对他倍加尊崇，无不爱护有加。谁也不会在这位已辞世的人身上，去吹毛求疵、为抬高自己而去贬损他——这位爱国科学家的伟人形象。
奇怪的是，邓伟志——这位号称“社会学家”的“专家”、“学者”，明显违背了这一“社会学”上的“常理”(不属原则问题，就该“逝者为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偏偏干了这么一件为常理、道德所不堪的事。
文章采用《邓伟志：反对“耳朵认字”得罪了钱学森》这样标题，具有“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让人一看，就会立即觉得：钱学森真愚昧，居然相信“耳朵认字”这样的把戏;另外，“得罪了钱学森”，又可让人联想起：邓伟志被“迫害”了!
那么，钱学森究竟犯了什么原则性“大错”呢?值得邓伟志先生如此耿耿于怀地必须在“口述历史”中痛揭钱学森的“疮疤”，为自己“流芳百世”呢?!邓文写道：
“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我一直是很崇敬的(按：对你有利才崇敬，自感不利就反目!)。钱学森对我个人也是很关心的。(按：讨近乎，钱未必了解你!)
“1980年钱学森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建立体系。他需要年轻人为他做些具体工作。他身边有人向他建议，上海有个邓伟志，‘文革’前搞社会科学，‘文革’中搞自然科学。钱老便在办公室召见了我，谈天说地，兴致勃勃，大有把我留在他身边的意思。(按：自视过高了吧!钱想留你的根据是什么?主观自我感觉太好了吧!)
“哪知，就在这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为伪科学打气的言论。他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还说，‘特异功能社会主义的绿叶’。我知道后伤心透了。他是调子最高的一位。我为他惋惜。我对同事讲，特异功能的表演是真正验证了‘君子好欺，小人难骗’。我邓伟志是小人物，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我都会不留情地揭露。君子则不同，看表演时正襟危坐，不会‘One be one’(按：一次又一次)地盯住表演人不放，不消说君子是难以看出破绽的。
“可是，钱老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几个人的‘特异功能’捧得这么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实在有‘大跃进’时大喊‘亩产万斤’的酸味道。
“我针对钱老的‘绿叶论’说了句：‘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后来这句话上了简报。钱老看了叹了一口气，对身边的人说：‘唉!这个人真是┄┄’下面的话不用说了，在钱老建立的文理相通的学科体系图表里，没有我的一滴汗水。”
在这里，邓伟志竭力抬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是反对伪科学的“斗士”、“英雄”——是个“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人物;反之，竭力丑化钱学森，把爱国科学家说成是愚不可及、一味维护伪科学，甚至还是个心胸狭窄、“扼杀”不同观点年轻“科学精英”的“学阀”!
然而，这些都是邓伟志站个人自私立场上的一种主观认识。如果能站在第三者客观的立场看问题，笔者认为，却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第一，钱学森作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科学的认识观，绝不人云亦云。这就是：任何事物出现，凡在没有证伪之前，他决不随意否定。需知：世界事物是无限的，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真理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
当人体特异功能风靡一时之际，当钱学森自己在未能对其证伪之时，他不对它作轻易否定。这正是科学家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钱学森说：
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比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这话错了吗?没错。请注意，钱老这里用的是“可能”与“也许”。凡事在没有发生之前，都存在两种可能。既然钱学森自己不能对特异功能证伪，鉴于人体科学是一门陌生的新兴的科学，如果人体特异功能真的存在，那他这样评估又有什么错呢?邓伟志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钱学森，然后打他的棍子，这才是真正的“学霸作风”!
正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针对不同观点的咄咄逼人之势，当时钱老又讲了一句：“特异功能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其真实含义：就是容许其存在。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环境下，在科学研究领域，应该容许不同观点的探讨。有红花，也得有绿叶。
第二，钱学森是个心胸狭窄、眦睚必报的人吗?综观钱老一生的为人，他绝不是一个不重人才、小心眼的领导者。要不然他的团队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伟大的成绩。
邓伟志为了抬高自己，竭力贬低“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对他未能进入钱学森建立的“文理相通科学体系图表”研究项目组，至今耿耿于怀。认定是因为他的一句话“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得罪了钱学森”。这样的结论，实在缺乏证据，纯属主观臆断。
说白了，钱学森没有起用邓伟志究竟是什么原因?兴许因为是当时政审很严格，结果没有通过;兴许是邓伟志本身的自然科学素养太差(从未听到过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什么成就);兴许邓的为人不为钱学森所欣赏┄┄反正现在谁也不知道。希望邓伟志能拿出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否则难以服人。
在后毛泽东时代，不仅人民领袖毛主席被污蔑攻击，甚至连“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也会“躺”着中枪。这究竟是为什么?
右派们一会攻击钱学森在大跃进时代为亩产万斤粮写过论证文章，一会儿又攻击他不是个爱国者，如今又有人来诋毁他的人格。究其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一名坚持崇高信仰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在中国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他大声呼喊：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转引自巩献田：《钱老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但愿“口述历史“，真是为了留下一些宝贵的史料。千万不要成为净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文史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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