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Buruma(伊恩·布鲁马)是美国纽约州巴德大学民主、人权与新闻学教授。
英文原题:Back to Socialism
对科尔宾(Jeremy Corbyn)来说,值得注意的不是人们指责他缺少爱国主义。这位强硬左派的非圈内人士成为工党领袖,震惊英国政坛。他是否愿意在公众场合高唱《天佑女王》并不重要。他的左派思想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修正主义的程度。
科尔宾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支持对富人课以重税,并把交通和公用设施重新收归国有。他的阶级斗争论显示他与主流社会民主派完全分道扬镳。
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派一直是与资本主义妥协的产物。左翼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英国,更多是源于一些基督教道德传统(“循道宗教义多过马克思主义”)而非任何政治教条。工党领袖,如二战后首位首相克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他们只是希望管制市场,使其更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冷战期间,社会民主派是西欧用于替代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艾德礼本人就是死硬反共产主义者。
在工党的会议上,对社会主义的旧象征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应酬话。工党领袖热泪盈眶地高唱《国际歌》。党章第四条一直承诺“生产资料公有化”和产业的“公共控制”,直到1995年才给布莱尔废除了(科尔宾可能会试图重新将它写入党章)。但只要一成为政府,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更加务实的操。
当布莱尔效仿他的朋友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承诺“第三条路”成为英国首相时,社会主义似乎已经寿终正寝了。克林顿和布莱尔掌权后——继另一奇怪的盎格鲁-美利坚组合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便开始撕裂社会民主派的结构——做出艾德礼想都不敢想的妥协。
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天才之处,是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和其他更加见不得人之处的权势人物的卑躬屈膝相结合。布莱尔与意大利富豪总理贝卢斯科尼一起度假。克林顿用总统特赦权让富豪友人逍遥法外。而在卸任后,两人又都利用自身声誉赚到盆满钵满。
你也许可以说,第三条路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做出太多妥协,甚至把自己也妥协掉了。这也是在科尔宾领导下,强硬左派逆袭并最终从妥协派手中夺回权力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科尔宾是他们企盼已久的信念坚定的人,是人民“真正”的声音。温和左倾的社会民主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意识形态。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寻求代表民主党参加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希拉莉·克林顿,会受到类似的惩罚吗?她所代表的中间左翼,可能失去对民主党的控制吗?
最新民调显示,她的主要对手、骄傲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与她的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州甚至已经领先。与科尔宾一样,桑德斯让人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他是一名坦诚说出自己看法的政治人物,与照本宣科的主流华盛顿职业政客不一样。
但包括桑德斯在内的民主党左派,都无法与科尔宾阵营比硬。与科尔宾相比,桑德斯十分温和。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工党的事并没有发生在民主党,倒是在共和党上演。事实上,共和党内的反叛分子,看来比科尔宾还要极端。
共和党有被狂热分子掌控的危险,他们把政府的妥协看成邪恶的背叛。迫使软弱的极端保守派博纳(John Boehner)辞去众议院议长职位,是共和党人对自身政党的战争。野心最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但极端,也比科尔宾更加修正主义。
他们最爱的口号——“夺回我们的国家”或“让美国再次伟大”——号召回到罗斯福新政和民权的扩张之前,正直白人基督徒宁静生活不受影响的时代。这些强硬右派共和党也赞赏“真实性”——事实上,这是他们最看重的品质(这正是特朗普吸引人的地方)。他们愤怒地与党领袖决裂,认为后者为了执政而妥协自己。
预测谁会赢得共和党提名还为时尚早。科鲁兹(Ted Cruz)等强硬派,或神经外科医生卡尔森(Ben Carson)等有着深刻宗教信念的“业余”角色,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成为共和党领袖。但夺得一个政党的领导权比当选美国总统容易。同样的,很少人认为科尔宾能赢得英国国家大选。因此,他的政党相当地绝望。
尽管希拉莉·克林顿目前选战不利,也普遍被认为不真实甚至非常狡诈,但她大概还是可以依靠其政党,并最终获得险胜。她胜出不是因为她的观点比工党中左翼职业政客更加令人信服,而是因为她的对手比她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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