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毛主席的老战士继续革命的带头人(再续)
——写马宾谈其人随其想
陶冶
到2006年4月8日，仅仅过半个月，马老又写了《关于“西山会议”致党中央的信》，全文如下：
锦涛同志并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
三月上旬我就得悉高尚全要在西山开会，当然是针对中央几个会议。
近来收到高尚全、贺卫方、张维迎等在西山会议上的讲话和发言，才知道这次除了公开部分讨论体制改革工作和学术会议，而是还有个不邀请“外人”“记者”参加的专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上面三位“亲美反华”汉奸言论。
现在(一个月后)，这些汉奸、特务的面貌以及他们与美国的各方面关系，已经基本清楚。我意起码在他们单位(北京大学)，直至全党进行批判、揭露，全面、彻底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的勾当。
警告美国布什、赖斯，不要(当然这是“对牛弹琴”)在中国搞特务活动，搞“颜色革命”，这有害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的形象。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如果美国政府一边与中国拉关系，一边搞特务活动(如拉姆斯费尔德)，这对美国人民，这对中美关系不好，也是对自己脸上抹黑!中国人民对美国，如同对自己一样，区别对待，我们站在全世界人民一边，反对美帝国主义!
毛主席当年领导我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搞反汉奸活动，对后来抗日战争胜利有特别意义，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学习。
敬礼!
马宾
2006年4月8日
为了说明问题，信后附上黎阳的《“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约5500字，在此不录全文，只摘说明问题的部分：
正因为是“内部会议”，所以发言毫无顾忌，所以才能听到发言人的心里话，所以才能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话节选出来加以归纳，问题的实质便一目了然。
1.“改革”已经不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坚”攻的是政治制度。
李曙光：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专业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学)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会计职业工，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贺卫方：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张曙光：
——“问题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决公平问题?”
——“确实对中国的问题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同意刚才卫方讲的我们把这一套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市场已经在社会的现象的层面已经形成，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条，前面我们已经是单边独进了，后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恐怕简单的一个三权分立、简单的新闻自由能不能保证这个社会，我看值得打个问号。”
2.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非法”。
贺卫方：
——“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章》说的，任何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中联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
——“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来，说参政议政，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
——“权利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方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利架构的反宪政。”
3.分裂共产党。剥夺共产党的军权。实行多党制。大陆台湾化。以“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的方式组建政党。
贺卫方：
——“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现实，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4.一定要推动土地私有化。
贺卫方：
——“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的真正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5.共产党搞市场经济是“通奸”。
张曙光：
——“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消灭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
贺卫方：
——“所以，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
6.对改革的反思争论是反党、“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胡锦涛宣布“不争论”。
高尚全：
——“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
——“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
——“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争议，现在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
——“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7.党内高层支持纵容了争论。现在的改革领导人能力不强，没有信心，不知道往哪里走。
张曙光：
——“这场争论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一个公司感觉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见，反对，没有关系，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你感觉缺少这个，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没有信心，所以，打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里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8.矛盾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贺卫方：
——“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
——“过去我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和敌人剥离开来，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注：鲁迅说：“他得像热烈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贺卫方要分裂共产党，要剥夺共产党的兵权，已经宣布了共产党非法，公开承认“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然后再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这个党”。他的这种“爱”跟那“折断肋骨的热烈拥抱”有区别吗?)
9.口是心非，将诈骗进行到底。
贺卫方：
——“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露，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
张维迎：
——“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是最后补充的时候。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注：记住张维迎在《理想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名言”：“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
读到这里，我真“佩服”邓小平，张维迎才总结出来的经验，原来“邓总”早就这么干了。可是张维迎这位“勇士”仍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地“思考”出来，可见他还“维护”“逢迎”得不力。“邓总”若是地下有知的话，则有可能又将拂袖而去了!我也很奇怪，黎阳怎么能把这个严格防范的“内部会议”的讨论发言搞了出来?真得好好谢谢他。否则马老怎么能让中央常委们在百忙之中阅他的信?至于各位常委是否看了马老的信，看后是啥态度，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胡、温二位肯定会往心里去的。因为他俩也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了对“西山会议”进一步了解，我们再抄录韩西雅的一篇文章：
一唱一和 里应外合
——从对比中看“西山会议”的背后
一读“西山会议”，实令人叫绝：真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对于有些善良的人们，着实可以振聋发聩。
原来有这么一小帮人，他们心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铁了心一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他们“天机不可泄露”，只好“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他们实际是拿着匕首要杀人，因为理亏心虚，比那个荆轲还周到，不见一张地图，而是用一大堆把匕首包得严严实实，弄得自己没有力量，丧气悲叹。也实在难为他们，做那种暗渡陈仓，偷天换日，造假骗人的事，心情是舒畅不了的。
这回，他们有点变了，认为时机成熟，要与时俱进，“图穷匕首现”了。
他们究竟凭什么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放开胆子，公然跳出来，把匕首亮出来呢?
当然，他们中有些人自诩是“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头戴桂冠，出入庙堂，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独到看法的。不过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让我们把“西山会议”上“精英”们的那些信口雌黄同大洋彼岸美国高层政要们的一些言论做一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精英”们的这番猖狂气势是大有来头的。
一、“西山会议”上说：“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美国那位分管中国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里克说：“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已出现的战略转移，努力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根据这个“成功”，佐里克也与时俱进，说：“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建设性的行动。”佐里克要求中国同美国不仅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美国还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佐里克不是同“精英”们一样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而应该进入其他领域了吗?
二、佐里克要求中国同美国不仅有共同利益，并且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要由美国来“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精英”们公开出来的那个不可告人的“目标”不是“……比如说多党制，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民主、真正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上。”“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精英”们的这些“目标”不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价值吗?
三、“精英”们把“多党制”放在他们“目标”的首位。
佐里克说：“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中国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以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
看吧，“精英”们同佐里克一致把攻击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
四、佐里克公然攻击“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精英”们就明目张胆地叫嚷：“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那它行使的权利是?是法外的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地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物。”“大学里没有必要成立党组。”“希望军队国家化。”“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架构的反宪政。”
甚至还有人猖狂地声称“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精英”们真是按捺不住了，佐里克一点题，他们就全盘端出来了。“精英”们讲惯了阴阳话，什么“权力架构的反宪政”，实际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宪政。在“精英”们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方面，中国共产党都无权领导，领导了就是“反宪政”。最荒唐的，竟说“胡锦涛同志”“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物。”无法无天，至于极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可见“精英”们遵守的是哪国“宪政”?“精英”们又是哪国人?
五、佐里克说：“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
“精英”们也说“我们都有目标，……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佐里克一指点，“精英”们就有了方向!
对台湾，在佐里克演讲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去年访华之前，也特意吹捧台湾“是另一个随着经济自由化而从压迫向民主转型的社会。……当今的台湾是自由、民主繁荣的台湾。……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华人社会。”
既然美国大总统要不远千里专门到中国来进行教导，“精英”们当然要奉若神明了。
佐里克的这篇演讲的内容还要多得多。美国高层政要们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更是罄竹难书。“精英”们“西山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同美帝国主义唱一个调的反动谬论也还要多得多。但我们已经不必再引证对比。仅以上这几点，已经足以使我们看到，原来“精英”们是在同美国高层政要唱一个调。美国高层政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他们强横霸道，软硬兼施地干涉中国内政，是要强迫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变中国为美帝的附庸。“精英”们跟着美帝的指挥棒唱和，实实在在地起了替美帝国主义当内应的作用。
现在，原来“精英”们是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信息，才使他们认为形势已经再不容许他们畏畏缩缩了，必须跳出来了，把匕首亮出来了。
“精英”们这些所言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精英”们对此怀恨在心，扬言“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竟然说：“这场争论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说是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才出现争论的。“精英”们还认为他们的讨论研究能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精英”们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党和国家的领导。
“精英”们宣称：“现在是治国者应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精英”们真不甘寂寞，迫不及待了，梦想要由他们取而代之，登坛挂帅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由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形成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全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一句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精英”们竟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配合美帝国主义，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非法，公然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公然攻击“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要求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妄图以台湾为“模式”的“民主”来代替，实现佐里克所要求的“中国……和平的政治过渡”，改变中国的颜色。
“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公职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竟不顾《党章》《宪法》，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这是党纪国法所决不容许的。他们公然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里应外合，他们同美国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必须查清楚的。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应当加以管教，加以检查，对之执行纪律。
全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中国公民应当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韩西雅
2006年4月8日
马老他们这种旗帜鲜明的原则性斗争早就开始了。下面看看他们2002年开始的四篇《告世界人民书》。首篇是2002年10月8日写的，署名“任明”。开头称谓是：“全世界热爱劳动渴望和平的男女老幼同胞们”，在此摘录如下：
目前，国际修正主义者们还在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现在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时期”。从1936年——1945年世界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地球上从来没有真正和平的一天。当然，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往往是局部性的。殊不知，这正适合于美帝国主义所推行的各个击破、逐步推进并最终“控制世界的战略”。迄今为止，美国在欧洲驻军10万多人，在亚洲驻军10万多人，在海上(各大洲)游弋的海军10万多人。所谓美军中央司令部就统率30万快速反应部队。请问，如果不是为了占领全球、独霸世界，那他远在海外长期派驻这么多军队干什么呢?我们呼吁，一切被美军进驻的国家和地方的善良的人们，不要再接受美帝国主义“保护和平”的欺骗宣传了!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地方驻军并不是保护这些国家，更不是为了反对什么外国侵略。过去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美国还可以拿苏联来吓唬接受美国驻军的那些国家。那么，现在总应该撤军了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却在加强。与此同时，还要这些被变相占领的国家出兵来帮助美国进行侵略战争。如在阿富汗、伊拉克所做的那样。
众所周知，“9·11事件”，本来完全是美国自己的事。9·11事件所炸的最重要目标是国防部(五角大楼)、白宫，其次才是世贸大楼。这完全是战争行为，但这是国内战争(Civil war)。请看：驾飞机撞楼的是美国人，所用飞机是美国制造，从美国国内机场出发，在美国领空，按美国航线飞行。可以说没有一物、一人、一处不是“(Made)in U.S.A”。美国同胞们，你们怎么也不该相信布什所说的(“这是外国人干的”)鬼话。不错，确实，椐调查资料显示，多少也有阿拉伯民族的美籍阿人。如果这个时候，你歧视他们，说他们不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那么，那就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美国人了。谁人不知，全世界哪个民族在美国几乎都有很多很多的移民。如果从民族、从宗教、从财产、从党派来划分，那就把布什一伙狂人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小了。这和美国建国的历史基础精神岂不大相径庭了吗?危矣哉!
毫无疑问，9·11事件是残酷的，悲惨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次悲惨残酷事件是美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好战分子一手造成的。只是因为：世界贸易大楼确实是非军事组织机构所在地。从这一点看，确实很惨，很值得同情。那么在五角大楼被炸死的人，难道就不惨了?不也是人命关天吗?但人们并未说惨。至于美国政府机关所在地白宫，若是被炸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人说惨。这是因为：“惨”字的发出是因为那是非政府、军事机关所在地。当然，如果把这件惨案和美国近几十年在世界各地(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轰炸相比哪一个更惨呢?诚然，如果不战而胜，那则善之善者也(起码是不死人、少死人)。表面看起来美帝国主义似乎很珍惜人命的，它把所有被炸死的老百姓的名字(包括在五角大楼被炸死的军人)，都给刻在碑上，表示一视同仁，都接受纪念。但明眼人都知道，上了纪念碑的人情况不一样。其中一部分人是无辜而死，另一部分人则是死有应得。因为前者不是军人，他们是值得纪念和同情的。
还是让我们简短地回忆一下历史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全世界进行的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侵略战争一共60多次。美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欲一统天下是有全套战略和纲领的。它从英国维多利亚的“无落日思想”中吸取了“营养”，真正做到了按罗马帝国和希特勒帝国的模式来对世界进行军事统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改造”人类，它计划把(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劣等人种”通过艾滋病等措施、通过贫困疾病、通过战争(现在叫“反恐”战争)来消灭殆尽。占人口1/3的这些国家，大约有70多个。这些国家的名单已握在布什手中。其中当前迫切要作为障碍加以扫除的国家共7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谢天谢地，中国成了“首犯”!事实表明，日本肯定也是后续的被打击对象之一(不要以为日本当局如何依附美国就可以幸免)，南韩则更不在话下(这正是反美力量的后备军和迟早要参加反美阵营的国家)。请注意，这不是我们的推测，这是布什自己不打自招所亮出的底牌!
……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性和野蛮性的体现。我们当时的态度是：它炸侵略战争发动者日本的，但不主张使用原子弹。更反对美国伤害无辜百姓。再后来，中国也有了原子弹，这就打破了美苏对核武器的垄断。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只允许自己拥有核武器，不让别人拥有。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因为自己有却不允许其他国家有，说到底，这也是不公平的。当时有人曾相信美帝国主义会限制核武力，看来他们是受骗了。要消灭核武器，应该所有国家都销毁核武器!
美帝国主义不让别人拥有核武器，更不让别人发展核武器，但是自己却加大、加速发展核武器。这是十足的帝国主义态度。不但在核武器问题上持这种态度，就是在生化武器问题上也是如此。它只是严格限制别人(各主权国家)，而自己却放手大力研制与应用。它要联合国控制别人，自己却不受联合国控制。它不参加各种国际限制武器公约，反对组织国际反战法庭。它只准自己放火，不准其他国家点灯。它欺骗世界人民，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拉东家反对西家，后又联合西家反对东家;甚至现在那些反美的阿拉伯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当时不为美国所雇佣。最终的命运还是要被美国以威力消灭之。
当前，在尽量利用联合国做有利于自己外交活动的同时，美国宣布：“在必要时，可以不根据任何国际法则，美国就进入别国来打击它所认定的邪恶国家。”其实它早已锁定了70多个“邪恶国家”。它要先下手消灭之而后快。当然，这一定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战后50年中，它在海外驻了许多军队，它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武器弹药。但它，还在不断地增加军费(年近4000亿美元)。不仅如此，它还在进一步精益求精，多多益善地小型化、精导化。
可以预计，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将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豺狼本性。它将促使全世界广大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越来越增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2004年2月20日署名“任明”的《告世界人民书》之二开头称谓是：“全世界热爱劳动、渴望和平的男女老幼同胞们”。在此抄录全文如下：
美国金融、军火、垄断资本主义寡头，为霸占阿拉伯两河流域石油资源，不顾全世界人民反对，发动了占领伊拉克的野蛮战争。
伊拉克战争，尽管尚有英国，及其他少数附庸国家出兵，实际上是在美帝指使下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2003年3月20日美帝侵伊战争开始，至2004年2月9日美军伤2809人，至2月18日美军死541人;患精神病自杀者21名，需要检查的“精神负伤”人员2000人(这是30年美军在战争中伤亡最多的一次)。
伊拉克境内人权组织公布，2003年3月20日至2004年2月2日，有8100至9938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战后暴力事件。这一数字是美国领导的联军士兵和伊拉克警察死亡人数的20—30倍。
美国在新世纪一开始，犯下了非正义战争的滔天罪行。
(一)美国打伊拉克战争，是在“反对恐怖主义”名义下进行的。恐怖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采取暴力，令人恐怖的杀伤行动，即动用杀人手段，出其不意地或先发恐吓信号，残害对方生命的行动。其实战争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
9·11事件后，美帝将中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威胁要发动战争消灭之。后因中国也喊打恐怖主义，美帝随即将中国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抹掉。中国和世界大小国家必须端正认识，把恐怖主义从性质上区别开来：美帝国主义侵犯伊拉克战争是非正义的白色恐怖主义;世界人民采取各种行动，参加、支持伊拉克抗战，是正义的反白色恐怖主义的行动。
战争分正义战和非正义战。美帝侵伊是白色恐怖主义的非正义战争;而伊拉克和全世界人民抗击美帝，是反侵略反恐怖主义的正义战争。
(二)美帝国主义欺侮伊拉克，决心灭亡伊拉克，激起了亚非拉国家加强国防力量，甚至发展核武技术，全世界人民十分关心核战备、核威胁、核竞赛、核扩散。同时，专家指出，箭在弦上谁也没有本领在紧急忙乱关头，保证不开动机器;而且，只要一处拨动，必然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核武器消灭了几十万生命的国家。美国的统治集团一直在考虑用核武器作为低成本高效益的战争手段。为此，美国长期致力于发展战术核武器，形成一个从战术、战役到战略核武器的核武系统。但是，为了能够用核武器打击和威慑别国，必须首先解除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因此，促使核武器扩散的根本动力，就来自美国。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所以，我们倡议，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揭露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迫使美国首先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根本上制止热核战争!
世界人民胜利万岁!
之后，转载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别洛乌斯发表在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文章《意外核战争不能排除》;俄新社政治观察基斯利亚科夫的《电脑失控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今天比昨天更现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发表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救自我于自毁》等作为佐证。
马老在2004年4月编写的《论伊拉克战争》中，把自己在2001年10月写的一篇《论恐怖主义》的观点重提出来，为恐怖主义的定义和特征做了说明：“恐怖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采取暴力的令人恐怖的杀伤行动即动用杀人手段，出其不意或先发恐吓信号，残害对方生命的行动。”他认为恐怖主义即是战争，战争分为革命的正义战和反革命的非正义战。正义战就是红色恐怖主义，非正义战就是白色恐怖主义。他在第二个题目“恐怖主义即是战争”下写道：
现在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就是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分两种，一个是白色的反革命的恐怖主义，一个是红色的革命的恐怖主义。
我认为美帝国主义之所以把朝鲜、中国、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是赤色恐怖主义。
对恐怖主义是要做政治分析的，有红色的恐怖主义或倾向于红色的恐怖主义;还有白色恐怖主义：专门反共，反社会主义，反红色恐怖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当然是反革命的恐怖主义了。……
美国打伊拉克，如同当年14个国家干涉苏俄革命，八国联军掠夺北京。用多国联军名义进攻伊拉克，实际上这次却完全是美国独吞伊拉克。用反恐名义用诬告手段，说伊拉克有核武器、化学武器等杀伤性武器来诬告伊拉克，在诬告不能说服别人时，单独出兵毫无顾忌地进攻伊拉克。这当然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犯了国际大法。然而，我国也只是不参加，却不制止，并且在国际事务上伙同美国、英国反恐怖主义(虽然有敷衍美国性质，并不认真实行)，结果伊拉克却被“出卖”了，反而使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背上了黑锅……
伊拉克战争，一方面在于美国的侵略性，一方面在于伊拉克的正义性。很明显，全世界那么多人维护伊拉克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有些国家领导人却表现不关心、不干预、不坚持真理、不伸张正义!设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某一个国家和人民，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什么想法、滋味?为时未晚，我们应该不畏强暴，表示对伊拉克人民的抗暴行为的尊敬。
在第三个题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下面写道：
1998年5月8日，美帝国主义以准确无误的巡航导弹摧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很显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试探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中国在“韬光养晦”政策下以不表态(抗议)的表态，屈从了美帝国主义，这样逆来顺受，驻外大使馆被远程巡航导弹准确地、彻底地摧毁，汉奸的嘴脸完全的暴露，还说这是“韬光养晦”。
如果你要揭露，他们说，现在不是时候，现在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多年受过八国联军侵略，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遭受美帝援蒋反共破坏，直至目前，美国实际上还霸占台湾做进攻大陆的永不沉没的登陆巡洋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口咬住我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南斯拉夫被瓜分灭亡了，伊拉克早就名存实亡了，而经过美帝这一打击，总统被俘，国土被占，彻底被灭亡了。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吗?实际全世界哪里也不和平，美国内部也不和平，双子楼甚至国防部也被炸，是和平吗?是发展吗?我们中国，和平在哪里?什么在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未进入和平，而是进入“冷战”，既然叫“冷战”，就不是和平，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我这里不是咬文嚼字，而关心的是人命关天、国家存亡的大事。
虽然没有双方各有若干国家联合对垒作战，也没有多国参加的国际对垒的宣战，但是全世界一个一个弱小的国家被一个大国灭亡。
此外，美国二战以后，在欧洲，在亚洲派驻几十万军队，并在那里安营扎寨。
这不仍然是保持战争状态?!
所以说，把这种形势说成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是绝对错误的。当时，即使世界大战也不会是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是炮声隆隆。第一次、第二次，除夏威夷珍珠港被日本偷袭外，美国国土就没有落过一个炮弹。但是，现在美国几乎在全世界除掉驻兵而外，都动用了他的战争手段，美国还落得一个好名声，维护了世界和平。这能说是和平与发展吗?
修正主义者特别强调现在是和平，就是要你闭眼不看世界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国家，镇压独立民主解放斗争;修正主义者特别强调和平，就是为了反对闹革命，顺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强调和平与发展，就是反对战争与革命，反对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要消灭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势力，先后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战争的结果教育了上述国家人民千万勿忘阶级斗争、勿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当然，同时也使美帝国主义受到了“教育”，强化了他们帝国主义们对这些国家的阶级仇恨。
现在就各国具体情况而言，就全世界总的形势而论，绝不是修正主义者欺骗的说法：和平与发展。而是一切革命人民所看到的：战争与革命。
美帝拼命武装台湾，先搞实质上是两个中国，企图日后借这块永不沉没的登陆舰带着傀儡吞并大陆，实现美帝统治下的统一中国。为此，绝不允许中国动武。这也是维护和平?也是一种和平?
当今全世界在社会治安方面，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了，不是减少了。
各国在盗劫案件方面的伤亡人数，增加了，不是减少了。
军备方面：品种、数量增多了，不是减少了。
经济发展方面：扩军备战，是发展了，以美国带头，长期处于萧条不景气时期。中国，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农地撂荒，农业同粮食靠大量进口，城市与农村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不断上访闹事。
现在绝不是和平与发展。既没有和平，也没有发展(如果说有发展，是外国资本的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恐慌与经济萧条，亚非拉落后国家贫困化。以中国为例，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和私有化。农业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直到现在还赶不上多年前就规划要达到的万亿吨，还要进口大量粮食。
中国治安，近五年或近十年有多少抢劫案件发生，原来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变成既装上防盗门，又加上保安武警。
国内建立了武警，公安人员不断增加。
因贪污、盗劫，每年处死多少干部?这里只附上近三个五年的统计数字。
这是和平与发展的形势?相反，工人罢工、居民上访，这是和平与发展形势?
大量失学儿童流浪街头。不只是中国如此，亚非拉如此，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还有赌博嫖娼、吸毒贩毒、艾滋病、吸毒犯，赌博风世界流行，这能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和国家?!
在第四个题目“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是毁灭人类的恐怖主义，要全面禁止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下面写道：
禁止核武器不是全面彻底，而是常任理事国都可以例外，这就犯了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不是全面禁止保存、生产，而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允许百姓点灯式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还合法的生产使用。于是这些国家就利用这个特权，不但武装自己，还武装他的同伙。事实上，全面扩散，及至扩散到已经不可收拾的地步，各常任理事国就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而广泛地在原子弹的生产上、保管上、使用上等诸多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上五国有权。原来只起威胁作用的原子弹威力太大了，既无用，又难保存。原子武器也是日新月异，如何更新换代，所费可观。
……
联合国宪章规定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五国有权生产、保存和使用核武器。
当时，因为这五个国家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从一开始就错了。既然全世界禁止生产、保存、使用核武器，为什么你们五家常任理事国(第二次世界战争胜利国家)反而独特有权研究生产使用核武器呢?当时中国曾提议全面销毁和禁止生产核武器，由于其他核国家坚持保存和生产核武器，中国也就跟着犯了错误，还自以为合理。我们要坚持原则，必须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为什么?如果这样做，我们人类迟早将自取灭亡。因为，核武器即使不用，它自己不会消除其危害性，在长期不用，迟早会因管理失误出祸……
由于核弹杀伤威力大，而现在有核弹的国家保存量也大，有人计算，仅美俄所存核弹，可以毁灭若干个或若干次地球。即使从现在开始拆除、销毁，所费可观，然而这是必须的。人类会犯错误，纠正这个错误所需代价虽大，还是亡羊补牢。
在第八个题目“全世界人民支援伊拉克抗击美国恐怖帝国主义战争”中写道：
当时，海湾战争是反对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的不义战争，应该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但是，也不应该同意美国打伊拉克。因为美国更是帝国主义侵略者。
现在“伊拉克战争”是美帝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当然应该反美援伊。
……
美国急迫打伊拉克，既是反对伊拉克的恐怖主义，更是为争夺石油资源。
美帝国主义急于假借联合国名义，把侵略伊拉克战争变成为得到全世界支持的“锄暴”战争。
这个声称是维护和平的全世界组织，共有200多会员国，除了美英和以色列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赞成战争，也根本等于没有发言权而只有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来决议。安理会的成员中，只有5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有真正的发言权。中国本应以常任理事国反对(否决)侵阿战争，但却背叛世界人民的期望，后来通过了1441号决议，完全服从美国意志，公然以联合国的名义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在国际的帝国侵略史中，全世界的国家服从一个国家的旨意，实行最残酷的杀戮，是前所未有的。
……
中国人民，过去走的是反帝、反霸，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军事上，同美、苏两个超级霸权都较量过;在经济上，在封锁包围下，自己开辟了道路;在政治上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美帝侵略伊拉克引起全世界，全阿拉伯，全中国人民同情与支持下，那些因亲美或畏美而表现不佳者，也在反思，今天如果不积极起来援伊抗美，明天反恐怖主义战争就会打到你的头上。
2006年5月27日，署名“石杰任明”(把范围扩大为“世界人民”)的《告世界人民书》之三开头称谓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男女老幼同胞们!”。摘录如下：
原来只允许美苏英法中国有原子弹核武器，不允许其他国家有核武器，因为这五个国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决定是他们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美英帝国主义就限制了中国。中国反对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不可能，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战争原则以战争消灭战争原则，利用已有这个权利发展核武器。
此后，美国一方面反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同时，协助亲美国家，先后武装了核武器，逼迫受美帝威胁的国家不能不也武装了核武器。
但是，如朝鲜、伊朗等国，则被美国严格地扼制，不能发展核武器。而实际上全世界所有有能力，有条件的国家，都积极搞核武器。有的国家有美国直接公开或秘密协助，有的国家则是秘密引进发展核技术。直至现在，已经是无处不存在核危险核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或者继续搞核竞赛，而且越发公开，据理发展;或者只得摊牌，威胁发动战争。
美国忽而提出共同限制发展核武器条约，忽而提出退出限制发动核战争条约，都是一心想玩弄花招，在舆论上或在贸易上限制对方发展核武器，再加上借此发展核军火商经济，以成为军火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反对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本来对于有些国家(现在也是)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对美帝国主义者是不可能有救药的了。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特点，如同希特勒，其头头甚至准备好自杀。同时也逼得有些人民如同被商纣王逼得发誓“我与汝偕亡”。这一点要宣传世界人民对此有所准备，要求全面彻底消灭核武器及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不是要反动派帝国主义现良心发慈悲，而是动员一切可能被发动的人，彻底消灭核武器和一切杀伤性武器，同时也不是作为条件，或据理自己也发展核武器。
当然，这可能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在全世界人民压力下，也可能有些作用，不过，这个动员作用也只能用在增强人民的反抗力量上，而不能把希望放在美帝国主义发慈悲身上。
因此，我们这次告世界人民书，是为发动全世界人民起来彻底反对核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才是共产主义者的胸怀!一个还未彻底扔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怎么能看帝国主义的脸色行事，甚至跟着跑呢?凭着一颗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马老于2006年10月18日，又写了《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致中央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胡锦涛同志并常委：
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对最近有关朝鲜核试验问题的发展态势非常关心，心情也十分沉重!
我认为，围绕朝鲜核问题出现的国际争端，主要矛盾和主要责任在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不在朝鲜。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它灭亡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谋和行动。
朝鲜发展核武器，犹如我国1964年发展核武器那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小布什上台后，一再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并在朝鲜周围摆兵布阵，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在这种大军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朝鲜吸取了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国被侵略的教训，积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目的是阻止美国入侵。
现在国内和西方世界舆论一面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谴责朝鲜，攻击朝鲜威胁了世界和平，影响了世界稳定。遗憾的是，我国外交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是错误的。真正威胁世界和平，影响世界稳定的是美帝国主义!怎么能把这个罪名扣在社会主义的朝鲜头上呢?
许多老同志对我国在14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1718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是有意见的。我也是不赞同的。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是一个反对谁、团结谁、依靠谁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能视敌为友、视友为敌呢?
这就是我对朝鲜问题的基本态度与看法。
据说，美国国务卿赖斯近日访华，要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我国同美、日、韩保持一致，共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朝鲜，致朝鲜于死地。昨天，朝鲜政府已经就此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对朝鲜的宣战。这样一来，有可能发生战争。真的打起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美国把社会主义朝鲜政权推翻了，南朝鲜统一了北朝鲜(如同西德吃掉了东德)，美国的军队就可以压到我国的鸭绿江边。古人云;唇亡齿寒。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我国将四面受敌。我国的安全还有什么保证呢?我想，这个道理，中央领导同志应当比我更清楚的。
我不久前就高尚全主持的西山会议出现吹捧美国、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给中央写信批评他们是汉奸，因为他们主张跟美国跑，出卖党、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是汉奸是什么?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汉奸言论，我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要警惕这些汉奸。
现在朝鲜问题很严重，很紧迫，可谓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建议：
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处理。不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左右。当前应当立即调整对朝和对美、日、韩的政策。我们千万不能被美国当枪使，不能背叛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胡锦涛同志去年10月10日代表中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同志的贺电写的很好。中央应当继续遵循《贺电》的精神，加强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团结，继续发扬抗美援朝的传统与精神，坚定地站在朝鲜党和人民一边，共同粉碎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阴谋。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朝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并且会向好的方向转化，中国的国际威望也会得到提高。
以上看法和意见仅供参考。
马宾
2006年10月18日
2006年11月1日，以“石杰 仁民”为署名发表了《告全世界人民书》之四，开头便指出：
自从2002年10月8日发表告世界人民书以来，到现在将过了5年了，世界非但不和平，而且又有两个国家(阿富汗、伊拉克)被美国灭亡，双方死伤军民超百万。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今天是2006年11月1日，这应该是第四封信了，写这封信是为了对于朝鲜核试验的欢呼!庆祝!支持!
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可是自称“三个代表”和热衷于此的少数人竟充耳不闻，却由一位耄耋老翁替我们喊出来了，颇为痛快!我真感到奇怪，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竟然有的还跟美国的战争贩子那样，持否定态度呢?再往下看吧：
现在美帝国主义妄想动真格的在进行罪恶的世界战争了，但它还要欺骗本国人民。知道自己不先打第一枪就无借口开枪，而说，用先发制人的战略，但是，又怕先发制人于理不顺，于是还在寻找战端借口。美帝国主义用自己的愚蠢闯祸，而我们也有人指望“守株待兔”获意外之财。对这些帝国主义还是要用血和肉拼得胜利的，不论是抗美援朝，或是抗美援越，我们都胜，美国都败了，但是，牺牲却是很大啊!我们希望那是最后一次，如果那不是最后的一次，也要是最后的前一次。
……
在朝鲜、伊朗核试成功或可能试成时，美帝国主义慌了，妄图要求世界人民和同盟国家，起来制止，要求按国际条约和公约已有的可有，没有的不能有。但是，世界情况、世界形势变了，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嘴脸变得更明显了，劝导和制止美帝国主义不搞核战争不可能了。世界人民的力量再大，不准备用核战争消灭核战争是不可能了。因此，必须以牙还牙，允许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用核武装起来。朝鲜和伊朗两国人民已公开宣称，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进犯，以核武装起来反对核武装进攻。
帝国主义和附和他们的奸细们，会大叫，这会引起世界战争来的，而打仗是要死人的，原子战争、化学战争，是会有重大死伤的。甚至能造成人类绝灭，可以说无人不说是灭绝人类的战争。反动派如希特勒、戈倍尔，自己发动战争，战败时，就同归于尽(他们都准备好了自杀的手段，并事先有组织)。
何必呢?还是活下去的好，活着好，为什么非打核战争不可呢?世界人民要走列宁指出的一条道路：是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有思想准备，在欢呼朝核试验和伊核试验时，必须引发我们欢呼列宁的口号：实现列宁的口号，把核能、化学能，用来发电，一下子解决亚非拉和全人类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出路的状况!使世界人民特别是包括各国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实现信息产业革命、人类基因工程、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共产主义。
祝贺朝核成功，还要预祝伊核成功!它的伟大的世界革命历史意义大得很呢!
沿着这个思路，当然也是看到了希望，到2006年11月26日，马老便写出了《和平利用旧能源，开发人类新能源!》，“祝贺最近(11月21日)在法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实现协定，全面启动了全人类开发新能源的计划!”并附：
新华社电(记者卢苏燕)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简称国际热核计划，缩写ITER)的欧盟、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的7方代表21日在法国总统府正式签署了联合试验协定及相关文件，全面启动了世界瞩目的人类开发新能源的宏伟计划。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的原理类似太阳发光发热，即在上亿摄氏度的超高温的条件下，利用氢的同位素氘、氚的聚变反应释放出核能。核聚变燃料氘和氚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核聚变反应不产生温室气体及核废料。由于原料取之不尽，以及不会危害环境，核聚变能源成为未来人类新能源的希望所在。
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实验反应堆堆址所在国总统身份亲自主持了签约仪式。希拉克说，如果不采取措施，人类未来200年里将耗尽地球在过去数亿年蓄积的化石能源，并将给气候带来巨大的影响。为此，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7个伙伴决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团队，为子孙后代寻找新的洁净能源，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议的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发言中表示，今天是人类探索热核聚变能源开发的一个历史性时刻，是各国通过合作寻求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国际热核计划将历时35年，总投资额为99亿欧元，它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国际空间站的大型国际科学工程计划。
这可真是个大好消息!依我看，这要比什么“国际空间站”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多得多(恕我是个科盲，只能从近利方面考虑了)。难怪马老为之叫好!他比我恐怕还要“实际”一些!若美国也能而且真正与其他国家为伍，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我们当然欢迎。对于这类有益于世界人民的好事，咱们政府能够参与其中，人民群众自然是赞成的。这比不分正义与否跟着“反恐”会大得人心的!
我把马老给我的《乡村记行》、《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纪念毛泽东》和《论伊拉克战争》四本书读完了，震惊之余感觉心里敞亮一些，为咱们党的队伍中这些为数不多的老同志，能够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尽职尽责而感到欣慰。他们早早参加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信念，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劳苦大众拯救出苦海，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不公平，没有人欺负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进而按需分配，没有穷人的美好社会。他们能够幸存下来，赶上革命成功又投入新的长征，为新政权的巩固，甘为国家主人做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姑且不谈及他人，只就马老来说吧，他17岁参加革命，两次被国民党逮捕，一次被本党隔离审查(时达5年半)，就凭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视监牢为学校，把囚室当课室，阅读大量马、列、毛的论著，武装了头脑，打下了丰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论功底，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结合自己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使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为祖国的振兴、民族的自强和人民的幸福忘我工作。他不畏险阻，愈挫愈奋，不仅为党和国家，更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以革命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而著称，可谓功成名就。但是直到今天年逾九旬，仍然奋斗在阵地前沿，调查访问，阅读资料，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向中央屡屡建言，不计得失不顾毁誉，只图党的前进方向的正确不失误，永葆革命激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带领全国人民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走到底，最终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实现革命者当年的夙愿，告慰为这个远大目标不惜抛洒热血和头颅而献身的烈士们的亡灵。改革开放以来，他单独或合著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计量学入门》、《国际共同语词典(英德法俄)》、《论经济系统学》、《企业改革与股份制》、《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新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著作。马老已经94岁了，可谓高寿了，早该颐养天年了，但仍时刻关注着党的事业，生怕我们禁不起西方的利诱和欺骗而走偏方向。老人家只有一个女儿，但并不在身边，就靠一位保姆照顾他饮食，给他当助手接电话、看电脑阅邮件什么的。他的一条腿伤了，走路得拄棍，现在耳又背了，但眼睛没问题视力还好。更可贵的是心脑血管没毛病，他的脉搏比我还有力，意识清醒得很，仍显得很精明矍铄，没有迟钝的迹象。他不仅自己要尽到老一辈的责任，也希望别人也能这样。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寄予很高的期望，把自己的一切认为有价值的意见表达出去，采不采纳不强求，人家有人家的主意，只要自己不袖手旁观，落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明哲保身”，甚至“看笑话，卖呆儿不怕乱子大”的局外人的状态，就心安了。否则，那可就成百分之百的废人，一个活着的“死人”，一个活着等死的人了。他宁肯让人家一时因不理解而不欢迎，也不能让国家和人民永远受损失。他虽然余生有限生年无多，但考虑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将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13亿同胞的长远利益。其中也不排除异国的劳动人民，而是整个世界、全人类的福祸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个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是一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因为如此，他还语重心长地向一些老同志建议：“老同志表态的机会不多了，该说句真话了!”这样简短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句话让你仔细玩味吧，其中有多少愤懑和无奈，又有多少希望和重托?!
这句话虽然是老人家对他们那代同事和战友们说的，可是却仿佛也在提醒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按马老的说法“30年(而我原以为20年)为一代”，我正是他说的第二代人。谁能预期并指定能像他那样高寿?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准老人”们，也不能不用马老这句警人示语敲敲自己：“你还有多少表达的时日?如果你们这一代只为不惹事儿不沾是非，闹个平安乃至善终，你们的下一代可就啥也不清楚了!”他们也许会认为毛主席真的错了，甚至共产党都不该建立，更何况发动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反修防修?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不也很好吗!谁有能耐谁干吗，把国有资产划搂到自己兜里那是人家能耐!照现在这种干法，跟蒋介石争啥高低?大地主刘文采也该披红戴花评为劳模了。日本鬼子不给他们打回老家去岂不省事多了，所谓的“大和民族”不就合进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了吗!其实，他这个民族就是咱们大汉民族的分支吗!是的，我们的确无法堵这些人的嘴，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三座大山”不又逐渐回来了吗?请问，地下矿藏本是国家资源，国家有那么多劳动力咱们自己不搞开发，叫个人开采(我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外国投资商)，他们只顾眼前追求利益最大化搞急功近利的掠夺式甚至破坏性操作不太正常了!否则，那才怪哩!这就是矿难屡屡发生事故不断的一大因素。别忘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根源!
中国人多资源丰富科学技术不发达，咱们自己认为是包袱，可外国人，尤其是资本主义者却认为是块肥肉，早就垂涎三尺了。帝国主义所以要武装侵略你，目的就是经济掠夺。你现在“改革无底，开放无边”让人家随便进来，甚至欢迎人家请人家来(市县两级为引进外资不惜一切，仅说屡禁不止的色情服务吧，当初就是地方政府为创造适应外商夜生活的需要而暗示甚至怂恿兴起的)，用你的人力开发你的资源，搞出来产品再卖给你消费，把丰厚的利润拿走，把污染扔给你治理。人家经济掠夺的目的已经实现，还用武装进攻吗?对于这样的严酷现实，邓、江二位却感觉良好，说是很难得的“和平环境”应该抓紧时间搞建设。“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落后也不见得挨打，世界上好多落后的国家并未挨打，挨打的是资源丰富而政府腐败无能的国家)，可得赶紧发展经济了!于是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我真头一回听到这个说法，道理还分软硬。总算到胡锦涛同志接手时改成“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毕竟还是一句好懂的中国话!
马老说的多吓人啊?连公开推行私有化的俄罗斯都未敢干的事情，咱们竟然干了，而且还说是搞社会主义，岂不掩耳盗铃?
无论是国内的新兴的企业主(避开“资本家”的称谓)，还是海外的资本家，他们第一位追求的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他们除了大力压榨工人之外，就是千方百计避开一切非生产性支出。于是超时顶班，不讲究劳动保护，不注重安全生产，不管工人的工伤治救;只注意怎么样答对主管(批文、工商、税务、稽查、安检等等)部门，于是行贿成“规”，受贿成“习”，已成为人所共知，不以为然的社会现象。百姓无能为力，当局无计可施。俗话说“法不责众”，现在的贪官污吏早已不是“刘青山、张子善”那个时期那种程度了。对于已经超过历史顶峰的事实，有人却在说“腐败是国际现象”，意为难免、正常，并且要“高薪养廉”。难道贪官们是工资低生活差造成的吗?这不是贪而有理了吗?贪官现象也跟病菌一样，他们都有抗药性了。就是成立个专门对付贪官的“反贪局”又能怎么样?媒体曝料某县的纪检书记不也是照样贪吗!为什么?你把滋生贪官的土壤打成温床了，不出贪官才怪哩!那么啥是适应贪官孕育和生长的土壤和温床?就是开始的“承包经营”，后来的“民营私营”。如果仍然是毛泽东时代那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为主，兼有集体经济，严格避免私有观念，全党为公、全民为公，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按月得到报酬(工资)，虽然开始不高，但每4年调一次工资(文化大革命中停滞了)，可以熬年头，逐级提升。虽然低工资，但是高福利，住房单位管，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凭工龄、居住条件排号期待，总还是有希望的。得病有公费医疗，子女上学只收几元钱的学杂费，家庭困难的还可申请蠲免。上中学有一部分困难生能享受到助学金(分一二三等)，上大学不花钱，免费提供食宿。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多就业的原则，保证每个成年(有劳动能力)人有活干、有饭吃，能养家。家庭人口平均每人达不到8元钱的算是困难户，换季或过年时单位都要给一定的困难补助。所以没有讨饭的。农村度过3年困难时期后，集体经济搞好了，也能保证温饱。个别不行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要采取补助办法，尤其是鳏寡孤独的都用“五保”形式包下来，使其和正常家庭一样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尽管有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但干群差别不大。行业之间的差别也不大。工资标准基本相同。工人有工人的级别，干部有干部(称行政级别)的级别。就是“一把手”(文革期间叫开的)也得按级别规定不能多拿。因此贫富相差无几，上下关系和顺，社会安宁。公安部门是专政工具，是对付阶级敌人和少数危害社会的作案的案犯。一般的扰乱治安的坏人坏事靠群众专政就解决了。一个公社就配备一个公安助理，基本上是个闲职，没事时就随其他公社干部一起包队蹲点。至于法院也很少有什么案子可办。偶有放火、杀人的、偷盗的也不多。至于抢劫、绑票、贩毒吸毒、卖淫嫖娼乃至纳妾(多是非公开被称为“包二奶”)等案件、罪名和丑恶现象都是旧社会的事，成为历史了。那时也没有什么经济纠纷，构成经济纠纷案件的从来未听说过。当时怎么会想到有一天还得设立个经济庭专门处理经济案子。更未想到会律师复兴，而且发展成一支规模不小的专职从业队伍。
随着改革开放也发展了很多当年不怎么引人重视的行业，有的竟成了“香饽饽”。公社化期间，城里管工商的只几个人，称为工商管理所。只见他们到街道上查个卖鸡蛋、卖黄菸等农副产品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社员，让他们卖给供销社。后来出现倒腾小买卖的不愿务农的“资本主义尾巴”，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工作(禁止和打击)对象。自然他们也都属于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工具，可是也还是没人愿意干。税务所的也是如此，老百姓很少问津。有谁能想到新时期他们都成了气候!还一个是邮电局，当年送信的邮差也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们的工资超过了铁路，邮电系统成了当地最好的单位。后来邮电分家了，邮政虽然不如电信(邮票多次涨价，寄平信由8分涨到160分)，但却没有停产、下岗之忧。我说这些好像离题了，其实我要说的是改革之后打破了“一盘棋”的统管统筹同酬，各个行业自己做主，自搞一套工资标准和涨级办法，使行业之间也出现了差距。中央大撒手，市场大自由，什么商品都可以随便什么人来卖。从一切可以摆在商店销售的百货、食品、医药、五金等日常用品到粮食、木材、煤炭、钢铁、建材等无所不可，硬是把国有商业企业顶垮了。我家乡有6个省二级站，从业人员超过县、社机关在职人员总数，每年利润向县财政上缴一大块，成了县财政的主要支柱，否定了计划经济后不久都垮了。至于供销社系统则更惨，基层供销社职工状况都不如农民。所谓“下岗”，因为他的上班单位已经关门没了上班的机会，哪来上岗，就是失业。劳动是人生的需要，他们的劳动权都保不住，生活还有什么保障，还谈什“利益”呀?其实有的企业和单位完全可以支撑下去的，就是实行承包之后承包者大捞特捞，职工群众管不了，上边又不管，把好端端的企业造垮了。小企业是这样，大企业也不例外。东北有个上万员工的大企业建国初期的老糖厂，竟然走中央的后门获准破产了。现在大兴“买断”之风，买和卖是对应的，可是买的是谁?卖的又是啥?卖主呢?工人情愿吗?无人问津。结果工人被迫“下岗”失去劳动权。这就是改革给工人带来的“好处”和“利益”?
还有令人堪忧的是直接创造社会价值的一线劳动阶层不被重视了，而靠管理他们的寄生人群(单位乃至行业)越来越多。且看城里戴大沿帽穿制服的都分不清了。没注意啥时候产生了个城管大队?派出所可是早已有之，那是公安部门的派出单位，可是竟出现了文化派出所。真得费番思量：是公安部门派进文化单位的，还是文化部门派出去的单位?有一点是明确的好懂的，那就是寄生在文化行业的“管理”单位。真是到处可伸手，触角下延，到处布网络。都用一些外部力量来管理，那么本单位的领导干什么了呢?这么一搞，看来是加强管理了，其实谁也没管到位，出了问题又谁都不负责任。就从这个小现象就能看出“邓总”设计的成功与否?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国情，盲目学习和效仿西方(回避实质，誉称为“现代化管理制度”)资本主义模式，损害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农民也逃不脱被剥削的可能。如果土地向种粮大户集中的话(有人认为这是方向)，农民只好去给人打工(旧社会叫“扛活”，于是才有“雇农”成分)。失地农民进城了也多是给包工头打工搞建筑。于是又出现个建筑商和包工头黑心拖欠民工工资的社会问题，竟然劳烦国家总理帮助讨要。
北京是首都，本应好一些的;可是我却发现一个问题，客运公司不分管出租车，却由个人搞个出租车公司来收取管理费(出租车司机称作“分子钱”)，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扒一层，成了“刘四爷”。在火车站，在公园，还有剧院、展览馆、故宫等一些国有单位的保洁员也不是这些单位直接雇佣并负责开资的，中间也搞了一个“扒皮层”。有的保洁员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归到一个什么保洁公司去了，成了那保洁公司大老板的雇员，属于被派人员。这些人员大多是外地进京的农民，没有北京户口，年龄也过了招聘的年龄，体力又承受不了建筑工地的劳动强度，于是走上了卫生间(就是公共场所)的岗位，每天干10个多工时，却拿不上1000元，为了糊口只好忍受老板的盘剥。这些保洁工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嫌给的少你就走人，反正找活干的人多的是。新《劳动法》出台了，可是这与他们沾不着边。
据说有个女老板承包的范围可大极了，连西客站都一包在内，真可谓神通广大!她究竟有什么实力成为女能人女强人?我想不是实力，恐怕是势力。势力又怎么获得的?人们都明白了，官商结合是最佳途径。于是又出现了“干股”和“灰色收入”等一些新名词。也许我孤陋寡闻，实行承包时我听说“投标”这个词觉得新鲜，以为是新词儿，结果一查词典，上面还真有。改革开放真是“硕果”累累多得惊人，几乎死掉的词汇也获得了新生，以往没有的可以诞生。新生的行业更是雨后春笋，遍地皆是：什么洗头房(当初发现时真不理解，洗头还能开店?)、泡脚屋、洗浴中心(当地县服务公司开的国有浴池都开不出资了，这行当能挣钱?)、歌厅、练歌房(我实在搞不明白是练歌，还是恋哥?)等，生意还真火。据说有的单位接待上级领导在饭店吃喝完毕多是要到这里“光临指导”亲自品尝、体验的消费享受，娱乐身心，以便振奋精神投入新一天的工作。
这个问题怎么形成的?根子在哪?就在“邓总”那儿，是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他说计划经济不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放任经济。你能把钱搞到自己手，怎么弄来的他不管。“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处处默默跟毛主席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他代表少数人。毛主席搞“五湖四海”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他搞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以我为核心，必须都围着我转听我摆布。毛主席靠政治挂帅、精神鼓励调动人的积极性;他就靠物质奖励，靠私心调动人的积极性。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实行大集体大生产，消灭小生产小农经济;他则号召“学小岗”为自己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搞单干解散人民公社恢复小农经济。毛主席号召艰苦朴素、勤俭建国;他则鼓励高消费讲排场，大兴楼堂馆所(政府机关普遍建新楼，一个乡镇级政府机关建得如宫殿，结果上了“焦点访谈”)拉动内需。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希望外援但不依靠外援;他则不怕外债多鼓励大量引进外资，出让经营权和开发权，造成资源超前消耗环境严重污染。毛主席既注重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又要兼顾长远利益，决不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他则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结果是求得了当前利益，却牺牲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毛主席严厉限制“小买小卖”的个人商业行为，打击长途贩运投机倒把与民与国争利;他则鼓励人们“下海”经商当“肥佬”当“阔佬”坑国损民。毛主席鼓励无私奉献;他则启发唯利是图。毛主席反对干部特殊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则拉大级差，扶植特权阶层(企业领导搞承包，年收入是工人的好几十倍，并且给房配车)。毛主席要缩小“三大差别”，主张财富均等;他则鼓励共产党员带头致富发展成农场主(避而称之为“种粮大户”)，国有企业头头化公为私当资本家(因避讳而称“企业家”)。毛主席消灭地主和资本家，是解放农民和工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他则培养扶植农场主和资本家，支持他们甚至跟他们一起来对付农民和工人。于是假冒伪劣到处可见，坑崩拐骗屡屡发生。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高度积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央视“小崔说事”节目得见：西南贫困山区的一家农户从床上找出1角钱钢蹦(两会前张怀西访贫实例)，公社时期说有的社员“困难得连邮封信的邮票钱都舍不得”，那时是8分钱，而现在是20个8分才够买1张邮票啊!这家的1角钱只能买1张邮票的1/20，不到一个小角。而那些和张怀西先生一起座谈的几位企业家却是身家百万、几百万、上千万。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大发横财大多数人因单位效益不好停产倒闭而下岗，无资金无能力自谋生计，老实的守道德的就节衣缩食苦熬傻等，不甘现状的就起了外心行窃，贵重物品且不说，就说自行车吧，谁未丢过?京城一位女人说她就丢了6辆。2006年全国就有400万自行车被盗。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的便衣警察宋瑞宏(培养并带出一支队伍)就抓了600个盗车贼，成了抓贼专家，被评为首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抓贼经验被录成教学节目，在北京公安系统推广，成就了一番事业，也成就了功名。真是可喜又可悲!社会治安怎么到这种程度了?扒搂入户破锁撬门的盗行刺激了防盗门和开锁(钥匙忘在室内就得求助，开一次收费用达百元)业的兴起。一般的政府机关和大单位还有生活小区普遍设门卫，金融和商场不仅配保安，而且还装监控设备。于是诞生了保安公司和保安行业，全国的从业人员我不知道是以百万计，还是千万计，反正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那若都投入生产第一线该为国家创造多少价值?然而，尽管如此，盗窃案件还是屡屡发生，不仅发展成入户行骗，而且发展成路边抢劫，骑摩托抢包的“飞车贼”也屡见不鲜。用于这方面的防范人力无法估量。但也和反腐惩贪一样，都是治标不治本，成本太高而收效甚微，解决不了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深入追究都是一个方向，一个着落点、集中点。不信那就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现状，闭上眼睛想想以往自身经历，把心放正了，自然会得出个公正的结论。
我不强求别人接受我的观点，更不想把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别人接受。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没经过毛泽东时代，今天就是不惑之年的人那时能知道些什么?
当然，儿子也问过我：“你说毛主席那时好，怎么还说‘的确良裤子苞米面肚子’呢?”
儿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我挨斗时生的，他能知道什么?我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我只能问他“你们现在一个孩子，为啥不再要一个?”他不吭声了。因为我知道，他养这一个都感觉困难，孩子花钱的时候还在后头呢。于是我跟他讲：
我们那时候月工资30多块钱，可是我们能养活你们4个。我们还得给你爷爷奶奶一些呢。我们除了自身，一个人至少还能养活俩人。你们现在两口子养活一个孩子都感到困难，怎么回事儿?现在生活是普遍提高了，吃什么都不费劲，想买啥买啥，不用购货票了，粮食也敞开吃了。的确物资丰富了，供求关系不紧张了。可是有一条你想到没有?过去是5个人甚至是6个人的饭现在给你们3个人吃。过去一大家子少则5、6口多则7、8口人的日子，你们现在3口小家庭能相比吗?是的，从社会整体看，生活现代化了，住楼房，看彩电，空调、电脑、电话、手机样样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不当事儿了。有的还有了私家车，没有的放着自行车不骑出门就“打的”或坐公交车。可是应该知道，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如果毛主席和周总理活到现在用他们的办法治国，肯定比现在还好。毛泽东时代吃水要钱吗?上厕所要钱吗?开车过桥、上路要钱吗?工厂排烟排污水要钱吗?我不是说现在要的不对，我是说那时国家没有这些收入。如果那时也这样收费，告状打官司都收费，超生收费，丧葬收费，天安门、大会堂都卖钱，国家肯定早就富起来了。我们不能把现在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成果归功那个人。如果不是他争权篡权，谁干都比他强!不说华国锋，就是所谓“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也不会背叛毛主席、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能按照毛主席的路线走，决不会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上下一致共赴国艰，辛辛苦苦积累的全民财富和家底儿糟蹋了，让工人失业让农民扛活的。退一万步讲就是林彪上台也不至于离开毛主席的路线走得这么远，至少不会背道而驰的。
“邓总”说计划经济不好，可是他是踏着计划经济的老底儿施展开的，他把计划经济积攒的老底儿祸害光了，就心满意足寿终正寝了。造祸老手谢世归西脱了干系，而造福的新人则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才叫“积重难返”啊!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丑陋现象的滋生都跟他有关。一切罪恶都可以归结到他的头上。他把毛主席好不容易归弄到一起(通过一系列教育把民心都凝聚在自己的旗帜下)的人心弄散了，把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改变了。这种后果越往后看得越明显!
邓总设计师和跟随他的马前卒们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翻了华国锋。他刚搞完大讨论，就提出“不争论”。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为自己上台结集力量，等他达到目的后就一个个踢开。“四五”期间他躲在北京饭店，有胡耀邦跑前跑后给他传递信息。“四人帮”说他是“邓纳吉”一点儿不冤枉他。胡耀邦给他找到了个突破口，组织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赵紫阳刚来北京，求胡耀邦领去拜见邓，正赶上邓用人招降纳叛，于是胡赵联手帮他把华国锋搞掉而立了大功。于是他就也像华国锋感谢叶剑英和汪东兴一样，安排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而胡耀邦也确实是个干事的人有主见有魄力，但他不内敛，口无遮拦，不识深浅，本是邓自己说的要退下去，胡竟当成邓的美行透露出去，于是惹怒了总设计师，被“设计”下去，由他的助手赵所取代。赵以为是好事，也忘了自己陪胡欢送华国锋下台的晚餐上，华警告他俩的话，结果弄得比华还惨。就因为“六四”期间他说了自己无能为力(意为实权不在自己手里)的真话，而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直到死也未能获得平反，只是换个新提法——“犯了重要错误”(头一天晚上新闻用语还是“严重错误”)。但是他已经听不见了。遗憾!窝囊!
至于邓的老战友，尽管在策划颠覆华政权时都卖了力，但当他们发现邓搞复辟的真面目后，还未等他们表态呢，就一个接一个的被打发回家养老去了，失去了话语权。有位传奇作家著书歌颂他，称赞他有计谋，善于利用老关系组织力量变被动为主动，针对不同的形势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他为了争取多数的优势，就成立个顾问委员会，等把权力搞到手后，就解散顾问委员会。他背着华国锋和政治局，不顾党的纪律私自走南闯北煽风点火，目的达成了就制定个《党员行动准则》12条，不准任何人单独接触，弄得华国锋接待汪东兴等人时都战战兢兢。他要搞密谋躲不过华国锋了，就鼓动华出访朝鲜和另外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国。等华回国后发现中央成立个书记处。这可是毛主席以“独立王国”把自己架空的原因撤掉的机构，他又搞起来了。更有甚者，他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竟然不通知军委主席华国锋参加，事后受到华的质问时还得由叶剑英出面解释并揽过，为他开脱。
至于江“核心”也险遭废黜，是杨氏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成全了他。本来杨尚昆是邓家常客，邓任总书记时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搞“独立王国”架空毛主席时上靠刘少奇，下靠杨尚昆。俩人关系甚密。所以在李先念因年事已高退任国家主席职务时，比他还大一岁的杨尚昆竟然能接上班。正因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掌握总政大权(军委实权)的杨白冰敢于提出百人名单的晋级报告。其实报上来批不批在你江“核心”了。结果在曾庆红的点子下，通过邓朴方走了“后门”拜见“邓总”，当面分析了晋升名单，得出个结论：杨氏兄弟要发展杨家将，取代邓家军。他当然不干了。本来通过女儿在上海物色了新人选要换马，而且组成“皇甫平”发表文章向北京方面发难了，这时也不得不忍痛让步暂缓执行重新“设计”了。这才使江氏幸免被废，实现了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梦想。从此恢复了前台幕后的和顺关系，一直保持到邓开追悼会。全国人民也就都看到了江在致悼词时的情景，声泪俱下，如丧考妣，时长达一个半小时。也就从此，江彻底归顺，继承并发展了邓“理论”，把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补充”地位改成“组成”部分，再后来尽然成为“主要”部分。于是也就从继承人发展成忠实的代表。所以说江的“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代表——邓小平理论和路线的代表。
回头再说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头些年“买官卖官”的事听起来好像挺新鲜。有一个县委书记年年春节前要调动局(即科级)级一把手(正局长)，于是局长们坐不住了。有的担心自己的位子不牢，有的想往好的局挪动挪动，有的是农村的乡、镇长和书记，也想往县城活动活动，还有的本是副职想扶正，于是都行动起来了。很快，书记的办公室谈话者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位机关干部上心了，他经过悉心观察，决定采取个断然行动：剥夺“剥夺者”。于是，很快县委大院里就暴出新闻：“×书记的办公桌让人撬了!”可是，这位书记并未报案。过了不久，有了传言，说传达室的一位老同志记清了那晚上是谁进了楼，是什么时间离去的。人们开始观察了书记和这个准“嫌疑人”，但一切照常，根本看不出啥来。又过一段时间，这位书记被调到省里一个什么公司当头头去了。而那位准“嫌疑人”安然无恙。
据说这个县吸取教训现在采取机会均等的办法了：在新一轮安排局级一把手时把候选人指标分到四大班子一把手那里，每人手里都掌握几个指标。这样利益均摊出了问题大家扛，责任就轻了。更可靠的是有大家“堵豁口”总比一人“堵枪眼”的好啊!有言说，正职至少得10万，副职也得7、8万。一个乡镇长和书记没有5万6万也下不来。这些花钱买来的官儿，他们得到实权后，不也得把投入搞回来吗?弄个平，他是不会满足的，他必须有赚头，否则费这么大劲，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图希个啥?就这样，腐败滋生腐败，恶性循环，而且后来者居上，滋生更大的腐败!这不等于割韭菜一样，割了这茬出下茬，而且一茬比一茬壮。若铲除腐败只有一条，铲除腐败的土壤，捣毁它的温床，那就是消灭私有制，改造私营为集体，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克服私有观念，克制私心发作，自觉地为国有经济和公众利益做贡献。并且从自身做起，像马老和郑培民那样不收礼、不送礼，不为私利讨好上级。洁身自好，坚守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标准，不向任何腐败势力和修正主义屈服。听毛主席的话，向郑培民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郑培民的“3.11”批示精神：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才无愧于我们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才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胡锦涛的《批示》是针对黄祖示的推荐信所做的。说起黄祖示六十年代前的人是熟悉的，他是毛主席为雷锋题词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后，部队里涌现的三位(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雷锋的典型之一。黄祖示是湘潭人，在湘潭军分区担任政委期间进了郑培民主持的湘潭市委常委会。等郑培民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副书记期间他也升任省军区副政委了。两人自然比较熟悉。郑培民病逝后黄祖示给当时主管干部的中央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写了推荐信。为了增强力度，他又找了当年进郑培民主持的湘西州委常委会的吉首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升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彭楚政联合署名。信文如下：
尊敬的胡副主席：
惊闻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3月11日因病在京逝世在工作岗位上的噩耗后，我们作为在湘潭、湘西自治州和长沙工作时的同事，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作为一名党员，感到有责任向组织如实反映郑培民同志的先进事迹(材料附后)。我们认为，郑培民同志是新时期焦裕禄、孔繁森式的优秀领导干部，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典范，领导干部的楷模。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为民，无私奉献，把自身形象视作群众认识党的窗口，几十年以他实践来证实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和良好名声来影响和感染人民群众。他严于律己，谨慎小心，“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身外之物，铁石心肠”。他的举止万民称颂，他的早逝传开，数不清多少人泪如雨下。他的精神正是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图名，不图利，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堪称与时俱进的典范。为此，我们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大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以省委书记的高大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弘扬正气，引导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不断强化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军区原副政委、湖南省八届政协常委 黄祖示
湖南省军区原司令员、全国九届人大代表 彭楚政
二00二年月四月十五日
200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朱玉和人民日报记者董宏君采写的报道《公仆本色》，郑培民的事迹轰动了全国，人民群众震惊了：共产党还有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有了!一些老同志也欣慰了：高级领导干部队伍中还有这样的榜样，咱们党大有希望啊!马老一次次地看电视报道，读报上的文章，深为感动：以前出了个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这回又出了个省委书记的好榜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还是有人传呐!
是的!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在青年时期，也就是读中学到大学阶段。郑培民和我属于同龄人。我们的成长期的思想教育主要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口号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本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干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在我们心里没有赚钱发财的念头，只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甘当“螺丝钉”，一切听从党安排的组织观念和思想准备。郑培民就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成长的，在党的(他有幸遇到了有慧眼而又负责任的革命老前辈，包括大学的辅导员老师、部队的首长和单位与上级的领导)培养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他参加工作(我们那时候也叫参加革命)到病逝，没有例外。所以说，黄、彭的推荐信也好，胡锦涛的批示也罢，都把“三个代表”塞进去实有牵强和附庸之感。现在只能理解为时髦性的时令表述，不必以为然之。可是到现在就觉得太没必要了!
我很欣赏胡锦涛的“3.11”批示，文字不多，288个字，但意思表达准确恰当，严谨周密。如果要去掉“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12个字就更好了。依我看，那“三个代表”纯属废话。你看它到底有多少新意?我当时在一个很权威的理论杂志社当编辑(副编审)，头疼死了。一些理论工(社科院、党校和党政部门的研究室)和省部级领导，纷纷撰稿“分析、论证”其“现实的、深远的、战略的、富有创造性和创新”意义，颇有发现新大陆之喜，甚至有人赞誉到“里程碑”的程度。对于这样三句堆积、甚至叠加的并且有些蹩脚的话，竟然奉若经典和神明，实在可笑至极!
有的为了显示忠心和水平，竟然互相争论，甚至打“嘴架”，说“中国共产党若代表先进生产力，那美国、日本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家生产力怎么那样先进?是谁代表的?”我对这些理论家真是哭笑不得。江“核心”不甘于退出“核心”放“三权”(党、政、军)，让身边的谋士苦思冥想费尽脑汁鼓捣出这么三句文法不通的无聊话，强力推销，一些御用文人竟然如获至宝，大加品尝。我真不明白国家花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现在都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是哪来的?)养活他们干啥?我们的小编辑也编烦了，问我有什么感受、什么看法?我能说啥呀!我说这些专家们可能也学会了“指鹿为马”、“鹦鹉学舌”，也许他们就是靠逢迎、拍马上来的。理解吧，他们也不容易!小同事一直记不住“三个代表”的文字，问我能说上来不?我张口就答，一个字不差，他感到惊讶：我的年纪是他的二倍呀，我的记性还强于他?于是我开戒(我是教书匠出身，好为人师，改行后一直警诫自己，别犯病)直说了：
“别看它句子长，其实就是这么几个词语：一个‘要求’，一个‘方向’，一个‘利益’。其他都是附加语，用毛主席的话说都是‘副词’(毛说的不是语法里的副词)。就说头一个‘代表’吧，‘要求’，谁的要求?不是你，也不是我，更不是他。一句话，不是指人说的，而是指“生产力”说的，是“生产力”发出的要求。什么要求?是‘发展’的要求。干嘛有‘要求’?它要发展到‘先进’的程度，成为‘先进生产力’，于是才有这个要求。如果它甘于现状，那就不会有这个‘要求’了。‘生产力’不是生物，更不是人，它不会表达，怎么办?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它表达。这样就弄清楚了吧，共产党代表的不是‘先进生产力’，而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这个‘要求’实际了说就是‘欲望’，比如，人吃饱了就不想再吃了，为啥?他没有吃的欲望了。反过来说，人饿肚子时就想吃，吃点儿啥都行，吃啥都是好的、香的。所以欲望来自需要，更来自这方面的亏空。肚子越空吃的欲望越强，要求也就越甚越急切。同理，生产力越是落后，它要求发展的欲望也就越强，它的发展要求也就越烈。”
小同事听我这么一说明白了，自觉“茅塞顿开”，乐了，接着让我说那两个“代表”。满足他的要求吧，他也有求教的欲望了，正好，我还无处宣泄呢，这也是需要。我又开讲了：
“第二个‘代表’的是‘方向’，谁的方向?‘文化’的方向。因为‘文化’也感觉到自身的落后了，也不甘于现状，要‘前进’，以期成为‘先进文化’，但是往哪儿进?朝哪个方向走?找中国共产党啊，她领你走。这就出来个‘前进方向’的‘代表’。其实既然说是‘先进’了，那它对应的就是后进(实意就是落后)，这里的‘先进’和‘落后’是在同一个进程也就是一条道上，它只有向背和前后之分，而决定先后的是速度，不是方向的偏正。因此代表这个“方向”没有实际意义，也说不通。只能看作个文字游戏罢了!第三个‘代表’就更好说了，毛主席早就有话：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在中国共产党员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还用‘核心’者来总结、论断、指出吗?可叹为其帮忙的谋士们也许和‘核心’者相同，是学理工科的，文科方面欠缺，使他们忘了或不知道汉语语法有规定;副词前面不能再加副词。‘广大’就够大了，再在前面加个‘最’字就不是话了。比如‘巨大’、‘庞大’、‘硕大’里的‘巨’、‘庞’、‘硕’都和‘广’字一样，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形容词，而是表示程度的副词了。其程度已到极限了，若再用副词‘很’、‘最’来增加、加深、加强扩大程度就没必要了。比如‘浩瀚’一词，本身就大得无边了，若在前面再加个‘最’字成‘最浩瀚’有必要吗?‘广’和‘大’的组合不同于‘美’和‘好’，前者有主副之分，以‘大’为主，后者是并列组合，俩字都是形容词，所以在‘美好’前加什么副词都可以，不仅可以加表示程度的副词，也可以加表示否定的副词。否定副词给‘巨大’、‘庞大’、‘硕大’加上倒是可以，但那就没有‘大’的意思了。因此，副词不能滥用。文革中出现了‘最最最’的附加，就被后来否掉了。当然现在仍有一些小青年还这么用，那也因为没人给他们纠正，他们就习惯了。作为民间口语也无大碍，可若是官方用语，不仅大会上说，而且写进文件甚至《党章》里，那可就有伤大雅贻笑大方了：偌大个中国共产党的堂堂《党章》里竟然这么不讲究?起码不够严肃啊!咳!咱就别深究了，人家大权在握，咱们小小老百姓又奈何?咱们只管编(编稿)吧，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我们的对话结束了。“三个代表”初始称“三个代表”要求，可能有人发觉其中就头一个是“要求”无法成“三”，于是又称“三个代表”思想;后来为了表示重视，又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真无法接受，难道比毛泽东思想还重要?就这么三句话就可以与毛泽东平称、并称为“思想”?太不自量了!何况三句之中就这最末个一句具有实意，可惜还是从老话扒来的，何谈‘创新’呢?‘继承’也勉强。
直到“核心”者离开核心后，总算看明白了;人家在“广大”前加个“最”字不无用意，毛主席说的“广大人民”是指中国人(即全民)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人家“核心”者是指所有的中国人。就他本人来说确实是“发展”了，发展什么?发展了对资本家的认识。有一年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编那期5月号稿件，我记得针对民营企业主能否当劳模的专题讨论，特查阅了“核心”者讲话，上面他明确说不行。时过几年，不仅可当劳模，还可入党了。其理由就来源于江“核心”的新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说，从为国家做贡献(能纳税)的角度看，当然要吸收到党内。于是我想起苏修赫鲁晓夫推行的“全民党”和“生产党”。若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比，人家管怎么还没把苏共解散，只是扩大了发展范围，总比消亡了好啊!可是，中国共产党如果这样下去，那还算是无产阶级政党了吗?那只能如马老说的，改称“社会民主党”或者把“共”字改成“生”字。在改革之初我在原单位举办的工会积极分子培训班上讲“四项基本原则”时，为消除有些人的疑虑，我颇有信心地说：“无论怎么改革，改革到哪步，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不会变，决不能变成‘生产党’或‘富民党’。”现在看来人家的担心不无道理，而是有先见之意!
还回到胡锦涛的“3.11”批示上来吧，且看，还真有扭转乾坤的味道：
郑培民同志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他身居领导岗位，心系人民群众，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崇高品德，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赞誉，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郑培民同志学习。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到“两个务必”，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当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带头人，当好为民造福、为民解难的贴心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这288个字的批语是在郑培民逝世一周年的2003年3月11日，也就是出任总书记也一年的胡锦涛在学习郑培民的活动已经兴起后，为推进成学习高潮，就黄、彭的推荐信而做的。但是《人民日报》4月1日发表不到10天，就爆发了“非典”，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带领全国人民投入抗“非典”的战斗中。虽然“学郑”高潮未达到预期的程度，但却以这个批语检阅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当然，批示人自身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总书记和总理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威信大增。可是也有人在问，这是“三个代表”起的作用吗?答案是：非也!那是广大人民群众从胡锦涛总书记带领中央新班子去西柏坡学习时，重新强调毛主席的“两个务必”，看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要回归了。但作为接班人在一段时期内，是不能不沿用习惯的表述“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群众能够理解，权当“口头禅”吧，其实之前的表述已经够了!现在仔细看看，没提“邓理论”不也很好吗?若能把涉及江“代表”那12个字拿下去再读一遍试试，毫无影响。去掉“三个代表”，就能突出“两个务必”。在强调“两个始终”后提出“两个真正”，多么自然，多么好啊!含金量多足啊!何必让它给稀释了?
在马老的书《纪念毛泽东》这本书里，我还阅读了邓小平1972年8月3日委托江青递交给毛主席的检讨信，看了他三次检讨中自我批评的话，还读了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他向中央写的3万言《我的自述》。觉得他当时的态度确实可以，可是对照他上台后的一系列作为，把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给晕化了，把文化大革命丑化了，把党的成份杂化了，把无产阶级专政虚化了，把社会主义道路色(特色)化了，把国家西化了，把领导干部腐化了，把阶级队伍分化了，把人民群众奴化了。充分表明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是对的，“四人帮”对他看法是准的。他确实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现在已经证明王张江姚预料的：他若上台就会全面复辟，历史就要大倒退，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从而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他反毛主席，也反党，更反社会主义。他对内搞宗派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马老提出要为“四人帮”平反是惊人的，也是有道理的，至少不能定罪。马老完全出于公心，他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没有倾向性。他的党龄超过我的年龄。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大革命。他的观察是客观的，审视是理性的，我相信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也相信与他有同样看法和想法的老同志肯定不在少数，问题是能像马老这样直言不讳、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的，实在不多。难能可贵的是在自己暂短而珍贵的余生之年敢于并情愿把真话留给后人，着实不易，弥足珍贵!
下面再看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再看下一封：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断、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这两封尤其后一封信是多么真诚、恳切并富有感情啊!读时就为之心动，读罢令人感动，多么好的革命老前辈呀!怎么能不启用让他复出呢?他相信自己这两封信会在党内上下引起同情，这对他十分有利。中国人是颇有怜悯之心的，大多同情弱者。人家虽然有错误，但毕竟认识了，并且做了自我批评。那惭悔的真切心情，那自责的深刻程度，那请求工作的合理要求，肯定能在全党通过。善良的中国人啊，太纯真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上当受骗了!他复职后就逐渐露出本来面目，把他给服了迷魂汤的“最合适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英明领袖”推翻了，把伟大领袖和导师否了，来个大翻个儿。把刘少奇想干的而没干的全干了，把刘少奇都未想到的也干了。他说华国锋的年龄“可以使无产阶级的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久”;而实际上连十五个月也未能容忍。他利用老战友、老部下的关系在党中结派，把“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像剥蒜头似的一个个扒掉，最后就剩个蒜杆，毫不可惜地甩了。然后把为自己搞“宫廷政变”的有功者按功劳大小排了座次一股脑塞进圈子里。自己站在圈子外，像幼儿园的阿姨看着小孩儿丢手绢那样严密注视严加防范，看谁不按他定的游戏规则行动又不听摆布立刻拿下，毫不留情决不姑息，翻脸不认人，干净利索，不留一丝后患。不仅华国锋，就是由他自己点将安排的也未幸免，结果把他预期稳定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折腾个稀糊糟，一波接一波、一拨接一拨，朝不保夕，人心惶惶。直到不得不做个姿态把职务全退了变成普通党员了，还让女儿陪着到东南沿海“划了个圈儿”，把他看好的江“核心”搞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不得不“俯首称臣”才勉强保住位子。他欢呼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原来是哄小孩儿的。他说了那么多好听的，哪一句算数了?人善良大发劲儿了就有点儿蠢了。当人们看到他信誓旦旦的信言“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时候，怎么能想到他在这里留了后手?原来是暗藏杀机。后来他的一些追随者就是利用他这里的“准确的完整的”定语，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应用，得逞后大加称颂他的精明。怎么理解他的“准确”和“完整”?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的表述很讲究很有分寸，没用“正确”用“准确”。因为“正确”对应“错误”，他还没有明说毛泽东思想中有错误的成分，但“准确”之外就是“不准确”，“完整”之外就是“不完整”，是零碎的、支离的。用他定的标准来选择毛泽东思想肯定选择不出来的，那只能扔在一边，自己来吧!于是，他就可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啥就说啥，框框没了。说啥都得给我干，干对了是我“设计”的好，干糟了是你们没干对。反正我是“总设计师”(实为“太上皇”)，死活都不能怪罪我，我只是“设计”。何况我有言在先，“摸着石头过河”，早就留了余地，什么都可以试吗，当不了从头再来。再说社会主义没有定轨，共产主义是啥样谁也没看见。就这样一些互相矛盾不知所云的言论竟被追随者捧成“理论”，居然取代了毛泽东思想。看似“顺理成章”，只可惜呀，他的“设计”和所谓“理论”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吗?检验的标准不是过程，而是结果。如今30年过去了，结果如何?现在已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如果今天搞批邓，任何一顶帽子都适合他这颗脑袋。以往给所有错误路线头子定的罪名都可以给他用。他比林彪的骗术高明，他比刘少奇的操作巧妙，他比赫鲁晓夫手段成功。他真可谓“集大成者”!现在要写批邓材料随便拿出一件事都可做例子当靶子。所差的是让他弄的人们的精神头都用在赚钱上了，不再是毛主席强调的那样“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了。这是个难点，麻痹了，不屑一顾了，“把自己事情办好”结了!这样再过30年，我们这茬人也不在了，就没人提这个了。
因此，我非常赞成马老的那句话：“老同志表态的机会不多了，该说句真话了!”趁着我们还在党，趁着咱们党的现在领导集体还没有变，赶紧吧，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吧!咱这届领导人是很民主的很能听得意见的。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就这么一个可信赖可依靠的党，我们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爸爸可以另找，而母亲只有一个!就算母亲有缺点有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也还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咱们的亲妈。咱可不能因为怕挨打不敢吭声。因为咱们不再是小孩子了，已经长大了，我们不能光指望母亲的教导，我们也该帮着母亲看看道儿出点儿主意了。儿女对母亲的亲情和孝心不只表现在顺从、说好听话哄她，让她感觉舒服，更重要的是在她有毛病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趁轻救治，使她尽快恢复健康。也可能她觉得吃药苦扎针疼，可她心里明白，咱们是关心她为她好。做儿女的心是真的，假不了。母亲心里也是清楚的。她不会冤枉儿女的好心，她也可能表面不高兴，但是内心是愉悦的。咱们要有个思想准备，也许当着别人责怪几句，实际是显示她有一帮好儿女，儿女们有孝心负责任，在儿女们的精心照料扶持下她会健康长寿的。
六 难得的附件
本想行文至此就该搁笔了，但是想到历史资料的珍贵，我还想把从马老《纪念毛泽东》一书中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的附件录于下面：
附一 邓小平的检讨和认识
邓小平说过，“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
邓小平说过，“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
邓小平说过，“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
这里还可附上邓小平给江青转毛主席的信，邓小平给华国锋同志的信。他只有一再认错和做深刻的检讨才多次被打倒又得以被起用。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都是赞颂毛泽东在摧毁三座大山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两大斗争，从而坚定地高高竖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但是，你不把企图砍倒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邓小平理论”批倒，你能稳固地竖起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吗?
附二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及大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们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于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政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然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会也说过)，对我这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彪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了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点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的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的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伯达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和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哪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实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会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答。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0、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毛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到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附三 “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编者按：这里选编了邓小平三次检讨中自我批评的几段话，也选编了他自己或他主持否定这些作为批评的几段话。这些话是前后相伐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言行写自己的历史。一个人全面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也就肯定了自己绝不愿做的预言。请问：“邓小平理论”的宣扬者，你们以为然否?历史常常捉弄人。
（一）关于阶级斗争问题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二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胆敢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参与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1967年6月3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成。他说，我们终于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295页至296页)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编者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说：“刘(少奇)、邓(小平)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这一错误提法，“八大”二次会议做了纠正。]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5条)
（二）关于独立王国问题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右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邪路上去。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为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联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0、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技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十条)
（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308页)
（四）关于犯错误的根源
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到六年了，我总想有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五）关于保证永不翻案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2条)
附四 邓小平：我的自述(摘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现将他检查其重要错误的部分和叙述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整他的简单过程，摘录如下：
红七军工作期间
一九二九年夏，蒋桂战争之后，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后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起义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后，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龙州动身，于一九三O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兼八军政委。一九三O年三月间，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一九三O年十月中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于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后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多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对于立山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O一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王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维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实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了的干部平了反，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O年前后，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的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到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后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但是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后，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期间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O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显的原则的。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话。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很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联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
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一个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附五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的表态性讲话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重申了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主持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大会主席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庄重任务。
“我们这次大会，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同英国朋友詹金森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唯物主义观点和对立统一方法，预见并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作出的理论判断。这个判断又为毛泽东去世以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包括脑力劳动)者重受二茬罪的历史教训所证明。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和全党检讨他讲过“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能恢复农业生产就行，要求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时候，当他向英国朋友詹金森声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鉴于苏联变修，党内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检讨是欺人之谈，对英国朋友的谈话是欺人之谈。以后，又以他为核心，把他承认的错误改为正确，把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改称正确路线，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称“左”倾，写的毛泽东的错误比路线错误还重的时候，他不但表演了川剧“变脸”，也暴露了他从1956年“八大”以后思想上的修正主义真实面目。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他还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他惯用的欺人伎俩。历史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口头上的，实际上是假的，实用主义的。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十二大到十五大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化提法。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定为指导思想，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要“抓大放小”“以资本(请注意这两个字!)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的……跨所有制……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
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与前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阐述相较，第一，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向哪个阶级专政?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专政。邓小平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然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见崔蒙《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对立统一》81页)
1972年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以后，邓小平做了检讨，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毛泽东发现邓小平擅自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拒不主持政治局会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和成绩是“三七开”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再次把他打倒。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期间，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词》中曾经肯定十一大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缺点和成绩是“三七开”，我们前面已经叙述。可是，当他在中央一占多数，就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翻了个底朝天。
(见崔蒙《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对立统一》86页)
附六 邓小平1976.10.10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
(信文前面已经引用，故不再抄录)
附七 邓小平1979.4.10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此信文亦因前面已经引用，故不再抄录)
邓小平这些文字是不会全被他的吹捧者、追随者和继承人编入《邓小平文选》里面的。那么该不该纳入“邓小平理论”中去呢?为了全面而真实地认识邓小平及其“理论”，还是把它们罗列在这里吧!我们应该忠于历史，对历史负责;我们应当对得起逝去的人，对得起今人和后人!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同时也是普通人。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从心里讲究乃至提倡“实事求是”，应该是本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就不该昧着良心言不由衷，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甚至存心说假话，阳奉阴违，背信弃义，嘴不对心，自食其言，言行相伐。如果他不屑一顾的话仍然照此办理，不仅失信于民，而且贻笑于世。作为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有一颗仍在跳动的心。我们不能熟视无睹，不该指鹿为马人云亦云，更不该迫于权势顾及利害得失而违心顺随潮流，并以“识时务”自我安慰心存理然。中华民族是最讲究最崇尚“诚”与“信”的。大丈夫应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对于大搞淫威的“大人物”无论是谁，在哪个时期都必将其看作“小人”。邓小平向毛主席、向全党发誓“永不翻案”，毛主席说他“永不翻案靠不住”。他用这个誓言在华国锋“粉碎”一举成功后，他韬光养晦委曲求全屡表忠心，蒙混复出得手后就露出本来面目把华政权推翻了。但是，他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大做审判“四人帮”文章，借以审查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审查了毛泽东。进而力排众议独断专行主持制定了历史《决议》，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也不开”彻底否定，不只是翻了案，而且是翻了盘，反了把。翻案是“推倒不实之词”把错误的结论改正过来。而此人却远远超出了“翻案”的本意，把是非颠倒了，黑白模糊了，结果自己全对了，而对方却是大错特错。30年过去了，铁一般的事实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人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常说“历史自有公论”，“时间老人是公正的”，依我看那是自我安慰。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可是书写历史的却是主观的人啊!历史真不真实那就看由谁来写了?司马迁写《史记》若是受制于当朝的统治者能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今人也都将成为古人。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有生之年应当向马宾老人学习，像马老那样，把心搁正了，抛开个人利害和恩怨，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论曲直、辨黑白、判是非、定取舍，客观地说句实话、真话，说句公道话!这就是我认识马宾，接触马宾，读其文、识其人、求其理、随其想的心得，也是我不厌其烦地将马文抄录并公诸于世的动机。至于是对是错，是功是过我全然不顾了，因为那不是我主观力所能及的，也不是我本人所顾及得了的。我今生做出了的，是香是臭，由别人去品尝吧，只要为历史尽了责任，无论后果如何，我不后悔，我都会坦然面对的。
劳烦了各位!我，并代马老谢谢诸位!
陶 冶
2008年7月7日于通州—8月15日于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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