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专稿：今日八宝山，送别陈映真
今天上午10点，陈映真先生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陈映真了，甚至有不少人根本就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在官方的介绍中，他是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著名文学家，台湾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国台办)。
在学术界的定位里，他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台湾严肃文学的重要旗手，也有人称其为“台湾的鲁迅”。
在台湾当局的政治档案中，他是终身背负“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的文学政治犯。
在台独阵营的矛头所指下，他是“死不悔改的统一派”。
在大陆左翼知识分子中间，他是一位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并从29岁开始走向左翼实践之路、始终以关怀底层工农命运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
1937年10月6日，陈映真出生于台北县莺歌镇中港。他原名陈永善，“陈映真”其实是他早逝的孪生哥哥的名字，被他后来当作自己的笔名用了一生。
1949至1950年间，陈映真在“快升(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偶然从父亲留下的旧书中，得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从此，“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
他回忆说：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地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1957年，陈映真从成功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文理学院(即今淡江大学)外文系。1958年，他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上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之余，极其偶然地接触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书籍，《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马列选集》(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第一卷)、《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日文本)，抗战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小册子(如《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乃至六十年代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日译本)等等，完全改变了他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视野。1959年，还是大学学生的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文坛。此后，相继发表《我的弟弟康雄》等代表作。从他早期作品中分明可以感觉到，他直接的模仿对象，就是鲁迅。
大学毕业后，陈映真于1963年秋进入强恕中学教英文，认识了年长六岁的李作成，经由李的介绍认识了陈述孔等“半地下的”台大知识精英圈。也就是那一年，“中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理论论争，而中共竟把这理论斗争诉诸于大陆全民：将针锋相对、往返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严肃而绝不易读的论文，一日数次透过电台广播。而在台湾的我，则必一日数次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偷偷地、仔细地收听这些把中苏共理论龟裂公诸于世的、于我为惊天动地的论争。”(陈映真自述)
据陈映真回忆：
1964年夏，陈映真结识日本实习外交官浅井基文，从浅井基文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选集》(日文版)，并开始“狂热地阅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陈映真的作品由小资的绝望、荒无的基调开始转向追求解放。
陈映真与志同道合者密集地共读左翼书籍和思想交流，最后导致了1968年7月的“民主台湾联盟”案。在这个当年惊动海内外的、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里，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在台湾监狱里，陈映真曾遇到一名同监房的狱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狱友让陈映真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陈映真跟这位狱友学会了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监狱生活没有磨灭陈映真的理想，反而因为与上个世纪50年代被捕的台湾政*治*犯同监，结识了那些为了理想而舍生忘死的人，“让我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灵魂，为了理想志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陈映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1975年7月，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狱。
他出狱后虽生活困顿仍不改其志。他入狱前深爱的女友裴深言帮助他进入温莎药厂工作，使他得以继续秉持理念写作。他的作品此时转趋现实主义，1978年3月，他同时发表了《贺大哥》与“华盛顿大楼”之一《夜行货车》等对资本主义充满批判的作品，震动台湾文艺界与出版界。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等文反击余光中等人的攻击;陈映真曾在后来《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中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戒严的台湾岛上是“必死之罪”，但陈映真侥幸躲过了这场灾祸。
1979年乡土文学运动方殷时再度被捕，但36小时后奇迹般获释。19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1985年11月，陈映真抵押了房子创办《人间》杂志。这本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便是“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镜头下那些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社会边缘人的辛酸故事，震撼和影响了台湾整个世代。尽管仅仅存活4年、发行47期就因不堪亏损停刊，但它“在台湾杂志史的地位宛如圣典”。此后，他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继续实践自己认定的理念。
1988年，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政局发生巨大变化。海外“台独”组织纷纷回台，“统独之争”已呈风诡云谲之态，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由此走到反对“台独”的第一线，被台独阵营作为“死不悔改的统一派”批判至今。也因此使他在台湾的处境愈发微妙。以陈映真的文学成就，1997年后曾有两次呼声甚高的台湾“国家文艺奖”推荐。但都因他的政治意识而遭评审委员反对。
1997年7月，陈映真受邀参加香港回归大典。
1999年10月，他受邀去北京参加建国五十年大典;12月，受邀参加澳门回归大典。
2003年，陈映真以《忠孝公园》获得马来西亚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邀请陈映真做长期讲座教授，遂携妻远走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到台湾。
2006年到京之初，陈映真曾参与一些公开活动，走访过河南红旗渠等地，也与北京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但不久就因中风第一次入住朝阳医院，后病情虽有改善却一直久居病榻。2009年9月，全国台联和中国作协曾联合主办“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就是由他的夫人陈丽娜代表他出席。陈映真在1977年与陈丽娜结婚，在京病居10年，一直由她悉心照料。而在陈映真1968年入狱前就深爱着他，曾经探监7年，并在陈映真出狱后仍愿意为他付出很多的裴深言女士，却最终未能与陈映真走到一起。裴深言至今仍牵挂远在北京的陈映真与陈丽娜夫妇二人，说到这些年辛劳陪护陈映真的陈丽娜时，她感叹：“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男人。”
2016年11月22日，陈映真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79岁。
陈映真曾自言，自己是在1968年，在台湾怀着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但属于他私人生活历程中的文革，并没有宣布结束。
1996年，他在《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中曾经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大陆主流的文革论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结束后二十年的今日，据说在海外年轻一代大陆留学生中正在发展新的文革研究，对“全盘否定”的主流论说，提出深刻的质疑。如果历史把文革的实体之研究交给文革结束前几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经历过文革的台湾的年轻一代，大可不必因没有直接、间接的文革体验而谦让研究和建构文革论的大义名份吧。
文革是一段复杂的、万端的历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否定文革，势必和搞全盘肯定文革一样，不能不失于轻薄。例如在“开放改革”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的人们，今日重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存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党里面存在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旧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正在复活……这些言论，仍然会激起很深的共鸣。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阶级和人民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运动，被全面谑画化，受尽诽谤和嘲笑。而作为这民族解放运动史中重要环节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难于不受尽谤渎和嘲谑了。
……
今天，我们民族积累的运动，看来在海峡两岸正积累着不少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官僚主义；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直接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遭到侵夺；外来资本和势力的逻辑左右着我们发展的形式与目标；腐朽的思想、文化、习惯和行为，深刻侵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对文革进行科学的再思，对祖国两岸，应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吧。
陈映真先生去世后，多家左翼媒体发文悼念。今日上午亦有多个在京民间左翼团体的代表自发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这位生在台湾，终老大陆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死了，
理想主义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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