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儿弯弯掛在天上，
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
直溜溜的白杨树伴我成长，
平坦坦的肥土地把我抚养。
抗战八年风与火，
党的阳光照耀我成长。
十七年的岁月不算长，
党的教育胜过爹娘;
党叫我迎着风雨去战斗，
党给我引路指方向。
党叫我永做中华好儿女，
忠于人民忠于党。
月儿弯弯掛在天上，
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
有多少英雄在战斗，
有多少鲜血洒在在这地方;
汾河川我的家乡，
一定要让红旗插在你的四面八方。
每当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仿佛跟着姐姐又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小村庄——云周西村，回到了我们家那个小院子。
每当有月光的时候我就盼着姐姐还能回来，回到亲人身旁。
小时候我们村子很小，村子的地形仿佛就像是一条东西延伸狭长的带子，我们家的小院子就在村子靠南的村边上。
小时候家里的老院子长着几棵大树，树杆很粗。粗的要我和姐姐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
这些大树就是我们童年时的小伙伴。我和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在树与树之间转来转去捉迷藏。每到夏秋天槐树枝叶伸出院墙，院子里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树荫下我和姐姐就绕着院子一棵一棵数院子里的大树：在院场的西北角有棵大枣树、在东南边有棵大槐树、西南边有两棵大槐树、院子中间还有棵大枣树、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奶奶让爹爹从上段村舅舅家移来了几棵小树苗栽在了院子东边;奶奶怕猪拱，鸡啄，还给小树杆包上了高粱杆。姐姐在村里当了妇救会秘书时，院里的五棵小枣树已经有碗口粗;二棵小槐树也开始在树冠长出绿芽。
那时候的小院子里树枝摇摆、鸡鸣、牛叫、羊撒欢伴着我们姐妹俩开心的笑声。
每当春天一到，小院子就开满了雪白的槐花，黄色的米粒大的枣花开的晚一些，花期不同，各自开出各自的灿烂;满园香气，经久不息，引来无数的蜜蜂飞舞;清香的槐花味、枣花香搭着春的肩膀飘浮在小院上空。这时奶奶就会唤爹爹小心地摘槐花，爹爹每天早晨摘下一箩筐槐花，放在院子地上;他就下地干活了。
奶奶和大娘就给槐花滚上白面粉，再上蒸笼蒸熟，小心地拌上葱花滴上一滴香油做成了好吃的拨烂子菜饭。我们姐妹俩对槐花拨烂子的清香垂涎欲滴，吃起来总是狼吐吞虎咽。急的奶奶直喊：“妞妞们，不急，还有呢，几棵槐树上的槐花可以让你们吃个够。”
每到秋天枣子红透了挂在树上，轻轻摇摇树干，枣子掉下来蹦蹦跳跳砸在地上;地上落着熟透了的枣子，我们姐妹俩在就院子里跑着捡红枣。
年年家里因为有这几棵大大小小的树木，给家里添了口福，备了口粮;给小院子里带来了欢乐。
院子里几个辛苦劳作的大人每天忙忙碌碌，为家里人吃饱肚子操劳;只有我们姐妹两个孩子的笑声润泽着这个小院子的光阴。家里的气氛总是安稳、和睦、平实、祥瑞。
那快乐的童年一幕幕永远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姐姐属羊。老百姓都说属羊的女子没福气，一辈子就是个受苦的命。还好姐姐出生在重阳节的九月九那一天，虽然秋天里青草已经泛黄了，但还是比隆冬要强的多，田野上正是收获的季节。
对于姐姐属羊就会命苦的迷信说法，奶奶可不信这一套。她老人家断不了念叨：“我家富兰子就属羊，我就不信她能命不好;我们家里的红枣树结出得大枣子能当小灯笼，红红的挂了一院子，俺家富兰子年年吃了这红枣，命里就主富贵，主她这一辈子红红火火。”
奶奶是个藏不住事的直肠子，总是把对我们姐妹俩的爱天天挂在嘴上。
和姐姐最要好的两个小伙伴金仙属马，完叶子属猴。她们三个是最好的小伙伴。从小她们就在一起拾麦穗、割草、挑野菜;后来还一起参加了儿童团，为八路军抗日站岗放哨。这时候她俩断不了来我家院子找姐姐，每当听到奶奶唠叨起姐姐属羊，就嬉笑着让姐姐属毛猴;姐姐不依不饶的笑她们俩才是二只毛猴儿。
我是比姐姐小三岁，因为姐姐的呵护照顾，她们总是认为我是需要看护的小妹妹。在村里大人和孩子们眼里人们对我的印象是：“二兰子就是姐姐的小尾巴。”大家看到我啥时候都是拉着姐姐的衣襟，睁着大眼睛看着姐姐，那时的我一切话都听姐姐的，姐姐说什么我就认为是什么。
小时候我们姐妹俩一直和爷爷奶奶睡在正房，晚上奶奶要在炕上纺棉花，爷爷就蹲在地上抽旱烟，旱烟一明一暗的亮光照亮着我们姐妹俩梦中崎岖的小路。
到了姐姐十一岁时奶奶让姐姐带着我住在了院子西边的小屋子里。那时候爹爹还没有续弦，我们能从西屋的炕上听到从爹爹屋子里不时传出的咳嗽声。半夜里爹爹总要起一、二次夜，他来西屋看看我们;再转到院门口把大门好好上一次门栓，扣紧了才放心的去自己的屋里睡觉。
我稍微记事就知道大门外面兵荒马乱。奶奶等爷爷、爹爹他们一出门到地里干活，就连忙把大门磕紧，大白天也上上门栓。
小时候的院子里有鸡、有羊、有毛驴、还有牛、伺养这些家禽、牲畜就已经把大娘和奶奶忙得团团转。有时姐姐的小伙伴来叫姐姐挑野菜，奶奶就叫姐姐带我一起去。摘回野菜还要喂羊，喂鸡。
1938年我姐姐7岁，那时我们的母亲王改卿还在世。就是那一年的春天，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顾永田首先抓了武装建设，成立了一支将近200人的队伍，有了自己的武装，抗日工作便迅速展开了。
首先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发行“流通券”，抵制伪币，活跃经济。
禁止毒品，抗日政府组织力量禁种、禁贩、禁抽大烟。强制抽大烟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戒烟，这件禁止毒品的事深受农民拥护。
兴修水利，利用河水灌溉。发动群众，挖渠道、修水坝。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严罚水霸，打击了顽固势力。
发展手工业，扶持小手工业者，活跃了市场;解决了八路军用布用粮的供给问题;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抗日力量的团结。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文水在那个时期是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但长期以来文化教育为封建势力把持，他们私聘教员，私招学生;因此入学费用高，能上的起学的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一般农民子女都上不起这些学。在日军入侵后，他们借口发展教育事业，妄图通过汉奸顽固派，进行奴化教育，灌输奴隶思想。
抗日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了教育科，着力抓了农村小学教育;集中训练了小学教师，编写了《抗日课本》;使许多农民子女有了入学机会。当时的农村小学成为了宣传抗日道理，组织群众的场所。
从1938年到1940年，文水平川农村中普设了小学，入学人数空前增多。我姐姐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的文化和抗日教育，。
姐姐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1939年秋天上了抗日小学，那时我的年龄还小，奶奶不让我去上学。姐姐也对我说：“你还不到上学年龄，去了学校也不会收你。”我只好看着每天寸步不离的姐姐和她的小伙伴去了抗日小学。奶奶让我在家里看鸡，看羊。我闷在家里总是撵鸡，追羊;奶奶说：“这也是怪事情了，富兰子一出门子这鸡、羊都不安生。”我偷偷地想：幸亏老黄牛跟着爹爹去了地里犁地，如果也在院子里，我还会用棍子打牛的屁股;不让奶奶安生，谁叫她不让我去上学?
姐姐在学校很用功，放学回来还要再写字。奶奶给她订了写字的本本，她怕在本本上写错字，总要用手指蘸了水在石板上，锅台上练习几遍才写到本子上。每次看到姐姐趴在窗台上写字，我就很是羡慕;盼望自己赶快长大一些，好和姐姐一起去上学。
奶奶和大妈看姐姐聪明好学，很支持她;除了看妹妹这件事情分配给了她;其它的事都不让姐姐忙活了。
云周西村是1939年建党。1940年建立支部，支部为了开展活动，便于隐蔽;在村里开了一个杂货铺，取名叫“同心成”。姐姐带着我和她的小伙伴金仙、玉兰常在那里玩。
1939年，晋绥分局八地委“抗联”主任米建书到我们云周西村做抗联工作，在他眼里：“刘胡兰只有八九岁，身体很结实。显得既沉着又机灵。记得我们每次到了村里，刘胡兰和本村的几个孩子就拉住我们不放，要我们教抗日歌曲，讲战斗故事。她站岗、放哨、送信、无论做什么抗日工作都很积极负责。”
从1938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是八路军、共产党的天下，云周西村离汾河近，隔河与祁县相邻，无论从那一面来了敌人，八路军都好转移。村子里来的八路军部队也多，部队一驻扎下来就做宣传;帮助老乡做事，有时搞联欢。还经常组织孩子们游戏，玩“打日本”“做军鞋”等活动。姐姐和我们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见部队来了，就围过去看枪;看八路军操练，听他们讲故事。那时的云周西村很热闹，八路军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姐姐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了抗日教育，认识了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抗日战争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我们家里也不知是奶奶太忙了，还是心眼太小了，从我们的母亲王变卿1939年1月去世后，她就别有用心地装着迟钝，有意的回避媒婆来我家给爹爹提亲。实际上在她老人家内心，就是怕给我们姐妹俩找个不讲理的后妈，无缘无故给我们气受;所以精明的奶奶就像忘记了一样从不提找后妈的事情。直到母亲去世四年多以后才张罗着给父亲续了弦。
也就是到了1943年，姐姐12岁，我9岁那一年的春天,家里终于添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爹爹娶了填房;我们有了继母。
1943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战场上，日军受到重大的打击和伤亡。我们的武装更多了。群众也发动的更广泛了，敌人的活动大大减少了，汉奸特务也不敢四处活动了。共产党则更多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扩大武装，出击敌人，发动生产，支援根据地斗争。
姐姐和她的小伙伴金仙，玉兰子对八路军和到村里来工作的干部很崇拜，她们视八路军和来村里工作的干部为亲人。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45年姐姐自作主张，参加了党在区里办的妇女干部培训班。培训班办在贯家堡，奶奶不愿意让姐姐出去受苦;让爹爹推着独轮车来回走了十几里路去找姐姐，姐姐铁了心的不回家，也不见奶奶。等了一天奶奶没了主意，只好抹着眼泪又让爹爹把她老人家推回了家。
姐姐从参加了妇女干部培训班的学习回来后，她的工作热情越来越高，工作也完成的越来越好。
姐姐带我去过附近保贤村几趟，那里有我姨妈家;姐姐通过姨妈的介绍了解情况;在保贤村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打鬼子，保贤村子里的杜茂、郭怀义、梁殿福、韩秀林都是在姐姐的动员下参加了八路军。
1945年9月姐姐在东庄战斗中组织担架队，带领妇女上火线给部队送慰问品，她还热情救护伤员;给伤员送鸡、送红枣、端水、送饭，让伤员安心养伤，直到恢复健康重返部队。
1945年期间，当时文水县二区区委是唐镛担任区委书记，在他执行云周西工作任务时，时任文水县委书记的石玉给予了指示，他说：“刘胡兰很靠近我们，鬼子在时，咱们就培养上了，她大概十六、七岁;年龄不大，但很出色，替我们做过许多工作，很顶事。”唐镛专门和云周西的支部书记石世芳做了指示，让支部把培养刘胡兰作为重点。
也就是在这年冬天，姐姐带领她的小伙伴金仙、玉兰子在村里组织妇女办起了冬学，她们教妇女识字，唱歌，给她们讲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还组织大家做军鞋，纺棉花;招呼伤员，支援前线。姐姐她们把冬学办的有声有色，为党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1946年一开春，姐姐就每天早出晚归，跑几里路去大象镇和上级派来的领导一起参加大象镇的土地改革运动。
我们云周西村的穷苦农民刘马儿也是姐姐动员起来斗地主的。关于动员刘马儿斗地主的事情姐姐可是费了一番周折，要让老实巴交的穷苦长工刘马儿站到台子上发言;没有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是不行的;姐姐就是怀着对穷苦劳动人民的热爱，用她朴素的语言和诚恳的话语打动了刘马儿。姐姐反复向他讲穷人只有起来同地主斗争才能翻身的道理;使他勇敢地站到了斗争地主的台子上，控诉了地主的罪恶，说出了自己的苦难;打开了跟着共产党通向解放自己的道路。
姐姐是个聪颖善良的姑娘，和她接触的战友、同志们都对她有良好的印象，周围的群众也是有口皆碑。她年龄小，又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自有的先天优势，加上姐姐天性豁达，说话、办事干脆利索，受到同志和战友们的爱戴。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姐姐的战友、同事的回忆录里看到，姐姐刘胡兰是被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干部，她扎根于文水大地，了解本乡本土的生存环境;她在战火中成长，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她是部队，武工队，党的区委，和村子里的支部以及群众之间的桥梁。她是一个小小的农村女子，由于她受命于党的组织领导，团结了上上下下的干部群众，才有了她发挥才干的巨大空间和能量。
1946年秋天，当时任中共文水县委书记的石玉在信贤开会，研究转移工作。在他的印象中姐姐是：“圆圆脸，剪着整齐的短发，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沉着、坚定、又流露出几分孩子气;中等身材，穿一件整洁的织有道道的土布上衣，黑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洁白的鞋子，(正在给奶奶服孝)。她朴素大方，精神饱满，举止稳重。”
石县长问了姐姐一些家庭情况，他还对转移的事情对姐姐做了了解，他提出：“环境很快就要恶化了，有些同志要转移到西面山上去工作;下边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要让你留在村里行不行?”
“行!”姐姐满怀信心地说。
石县长说：“敌人要来了，形式要恶化，留下以后很艰苦，也很危险。”
“怕什么!”姐姐十分坚定地回答。
姐姐牺牲后石县长还能回忆起姐姐当时说起的每一句话。
姐姐刘胡兰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的生平事迹平凡、感人、平时她工作的范围广泛，接触的人员众多，活动地点战线长，地域、地形复杂。尽管姐姐所处的环境是恶劣的，工作是艰苦的，上级交给的工作内容也极其复杂、艰巨，但是勇敢，坚强，智慧，不屈不挠的姐姐把工作都完成的很好。
1947年1月12日，姐姐刘胡兰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的姐姐刘胡兰从她八岁就参加了抗日活动，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她从我们家这个小院子奔向广阔的解放战争的战场;她像一只雄鹰飞走飞回，我们家就是她休养身心的暖巢。家里的亲人就是她坚强的后盾;这个小院子凝集了姐姐十六年的风风雨雨，记住了姐姐奋斗忙碌的一生岁月。包容了姐姐生命过程的全部。直到1947年1月12日姐姐离开了这个小院子再也没回来。从此这个小院子空守着日月，永远期盼姐姐回家的一天。
1947年1月12日姐姐牺牲以后，这个小院子打破了它往日的宁静，在院子里我见证了来小院子里慰问、采访的人们络绎不绝时轰轰烈烈的场面。
1948年我被彭德怀总司令特许加入八路军，离开了我们家的老院子。离开时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果，有的枣子已经红透了。我为了给姐姐报仇，还是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生我们、养我们的小院子，奔向部队的战斗生活。这个小院子从此就留在了我的身后。
临走时，回头望望这个小院子，姐姐和我在这个平实、勤劳的家里快乐的度过了十几个年头。这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家，家里住着我们的爷爷、奶奶、爹爹和母亲还有我亲亲的姐姐，不论我走到哪里这个小院子都在我的脑海里魂牵梦绕。
1956年刘胡兰烈士陵园筹建时，我们家的小院子作为《刘胡兰故居》收归国有，列为陵园的一部分。1957年对外开放，1966年故居被查封，1972年经整理后重新开放。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刘胡兰纪念馆志》中指出：“1976年改扩建刘胡兰纪念馆时，对故居陈列进行了清理和保护，其后历次陈展工作中都对故居陈列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的实有物数量没有记录。”
七十年过去，再次走进我们家的老院子，阳光从高处照下来落在没有了树木的院子里，强光炫目。
正房、东屋陈旧的窗棂裸露着，老化的油漆斑驳的翘起;红色的漆面显现出澿过水的印渍，院子里一片沉寂。
缓缓地站在老家的屋檐下想念…….
想念我们家的那几棵老树、
想念我们家那个辛勤耕耘的老黄牛、
想念我们家院子里鸡跳，羊叫、牛吃草的情景、
想念奶奶夜晚纺线线时纺车发出的嗡嗡声、
想念姐姐和我绕着大树奔跑的笑声、
想念奶奶酿出的酒枣飘出的酒香、
更想念端起碗来，奶奶给盛饭时的慈祥笑容······
站在院子门口，看着屋子南面空空荡荡寸草不长的土场子，才知道原来院子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
院子的西南靠墙跟有一棵胳膊粗的小枣树，它的树枝迎风晃抖着，看那个形状也就是有二、三年的树龄。当我和这棵稚嫩的小树两两相对时，彼此都是无限的凄凉和陌生;小树摇弋着不言不语，它从未见过我，只会用飒飒的响声发出问候。
我在外当兵多少年常常想家乡，想念家里的老院子，想念家里的那几棵老树;想象着那几棵小树肯定已经长大，也许比那几棵老树还要枝繁叶茂。
在那些穿着军装转战南北的无数个不眠之夜，梦中的我无数次走进我家的老屋。在我心里老屋子里其它的东西可能早已物似人非了，家具、农具作为可移动文物早已经都移动了方位，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心里那几棵大树是不可能移动的，它们的根深深埋藏在泥土里，是谁也搬不走的。我一直认为它们会把根越扎越深，永远守候在我们家的老院子里。
而现在眼前的现实告诉我：“我想错了。”眼前的情景让我那么意外!我一直认为枣树还在年年结果，其实只是我的梦想，现实打碎了我这么多年想念红枣的憧憬。多年前那些槐花皑皑，枣花盈盈，香飘满院的景象再也找不到了。
我总是记着我们家的枣树结出的枣子个大，肉厚还核小;好多区上的干部都知道，我家的枣子特别的甜糯、耐嚼;姐姐外出宣传、工作时兜里总要揣几把大枣子，赶不上吃饭时就用它们充饥。姐姐的那些同志们都吃过我家的枣子。
如果想知道那几棵盘根错节的大槐树和老枣树有多大岁数，我们家谁也说不清楚，我记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就说起过，那几棵槐树和枣树早就种在了院子。他记得是他爷爷在时就有了。小时候的院子里它们就一直茁壮地自顾自的生长，并且一直繁花似锦，根深叶茂。
看不到老树的影子，我的心似乎被掏空了一样，无助地在院子的四周寻找。满目望下去根本没有老树的影子;小院子空空荡荡。那些曾经鲜活的大树消失的无影无踪。一阵凄凉袭上心头，除了叹息只有无奈。扪心自问天下万物都有它自然的归宿，该失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既然失去了就由它去吧;也许那些百年的大树只是乘风而去，去追寻我的姐姐富兰子去了。
久别了的老院子，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和温馨。因为院子里没有了树荫，阳光直射在父亲住过的小屋的窗户上又把光线返回来晃花了我的双眼，阳光在我眼前画出了光圈。
王本固从朝鲜凯旋归国。
光圈里我仿佛看到八路军连长王本固大哥向我走来，我记得就是这么个阳光照耀的日子;八路军的王本固连长来到我们家里，就是坐在父亲住的这间上房;他请求父亲为他和我姐姐富兰子订婚，爹爹满口答应了他。他们爷俩一起吃了白面饺子，喝了白酒。平时不言不语的爹爹那天高兴，喝了很多酒，话也比平时多了;他高兴自己的闺女选了心上人，让爹爹也了了一个心愿。爹爹心里也明白;虽然上门给闺女提亲的人家很多，但想要给闺女选一个如意郎君不容易。现在女儿的年龄在农村已经算是十七岁，再不给富兰子定下婆家;别人会笑话。现在好了，女儿终于有了婆家。
那天爹爹收了定亲礼时，我看到，姐姐灿烂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美丽。
无言无语的面对祖上留下的小院子，我默默地坐在老屋子里，冥冥中感觉到姐姐的气息还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姐姐的味道溺漫在这个老屋的每一个角落，它夹带着高粱面绵甜的清香，聚集着新收的麦子黄叶和泥土的混合气息，还包裹了奶奶酿的酒枣的醉人酒香，就连青草喂饱大黄牛后打出的饱嗝气息也蕴含其中，还有沾染着太阳晒干的汗湿的衣服，再和忙碌的爹爹身上的汗水汇集出的味道;这一些生活的原汁原味都恰到好处地搅拌在了一起，它们汇拢成一缕仙气，在我的眼前和心底袅袅升起。这种味道早已沁入我的骨髓，它已经嵌在了我生命的密码里;融通了我一生对亲人的记忆，穿山越岭，我都没有忘记它。这种醉人的气息只有我才嗅的出来;它是一种没有解药的乡愁，无时不蚀骨锥心。
静静地站在奶奶、爷爷、爹爹和母亲曾经住过的上房，也是在这个屋子，王本固连长在姐姐牺牲两个月后，站在我爹爹面前，请求我的爹爹让他重新安葬富兰子，为富兰子把身后事情处理好。爹爹始终无语，闷不做声;满面涨红的王本固大声的吼道：“我和富兰子是定了婚的，现在还没退婚!”
这个身经百战的铁血男儿在前方打仗，身后却是未婚妻遭到勾子军杀害。当他满怀深仇杀回来报仇时，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不仅身首分离，而且和别的男人合葬。他实在想不通，在他和富兰子的定婚合约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让富兰子还和别的男人合葬?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他怎么能不暴跳如雷?
我看着王本固连长痛心疾首、失声痛哭的神态;那种撕心裂肺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为他难过，更为姐姐难过。在他痛不欲生，据理力争时换回来的是当场退回他的定亲物件!怒吼着的他冲出了我们家大门。从此万般无奈的他，怀着一腔的仇恨和热血投入了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他要为富兰子报仇!
他从解放战争的战场到跟着部队一直打过了鸭绿江。在战争的烈火中他燃烧着自己内心的痛苦。在往后的几十年里，他坚定地选择了沉默和隐忍，他忍受着被抹黑，被退婚的流言蜚语。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事实永远胜于雄辩的真理;他用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岁月给与他的创伤;选择了堂堂正正做人。
王本固就是这么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他消灭过日本鬼子，打倒过蒋家王朝，击毁过侵略朝鲜的美国兵。可就是这么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功臣还要面对谗言;试想谁不落泪?
1953年春天我和王本固大哥曾经在太原见过一面，他当时在北京军区炮兵第六师当师长，驻扎在内蒙。他一直把我视为他的小妹妹，见面时我们还合影留了照片。现在的他已经静静地安息在了烈士陵园，他一直是我一生敬重的兄长。
我相信他的内心从不曾从姐姐身边离去，他在心里一直伴着姐姐度过无数个清冷的黑夜白昼，就因为他有对姐姐的敬仰和爱戴，使他熬过苦痛，默默地隐忍对他不公正的议论，活出了坚强。他一生唯一内疚的就是没能保护好自己的战友刘胡兰。
70年代王本固参观刘胡兰纪念馆。
直到今天我知道王本固大哥始终是姐姐最亲密的战友，是姐姐生前最信任的人。过去我不知道王本固大哥曾经咽下了多少委屈，但我看到了他对历史的达观、豁达和对信仰的执着。多少年了他就是在心里默默地守卫着姐姐的英名，以发奋的工作来证明他对姐姐的怀念和支持，在他被质疑，被无中生有的丑化时;我也是五雷轰顶的痛恨那些不负责任的谎言。今天站在我家的老院子我又一次怀念他······
放下思绪从父亲的屋子出来，我转身慢慢走近姐姐和我住的小屋，小屋的门虚掩着;顺着墙轻轻地摸索着走进屋子，屋子的地上是高低不平的土疙瘩泥地;这凹凸不平的地面仿佛还是70年前的老泥土。低矮的屋顶下，半间房子是三面靠墙的土炕。坐上炕头就能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低头看着炕席的边边烂开了头，炕头的锅灶还很完好，锅台擦抹出了黑光。恍惚中想起姐姐回来总要从灶台的锅里舀起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才和我说话;我低头看看水瓢早已不知去了哪里。
当年姐姐出去都是走村串巷，在老百姓家、在田间、在地头、在青纱帐里、在古坟穴旁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每次回来时疲惫的姐姐都太累、太渴，过去我们俩总是随时在锅里准备着水，锅台上倒扣着水瓢。
看着空空的锅台，想念着姐姐，我的舌尖掠过一丝水的清甜，甜在心头，又逐渐一点点淡去。
从西屋出来，久久的站在小院子里;风给头发打上了结，吹乱了我的心绪，历尽沧桑的悲伤也不能阻止我听到自己内心撕裂的声音。我想不通满满的一院子人都仿佛被风吹散了一样不见了。
以前我也曾经去过后来老父亲晚年住过的院子，小院子就在云周西村我们家旧院子的对门。这个新院子是政府收回旧居后，对我们全家人的居住安排。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里，都会对政府给予的照顾感恩不尽。
新院子那里住着父亲和继母重组的家庭，院子西面那间相对于旧院子的西屋紧闭，里面堆满了杂物，还有全国各地给姐姐寄来的信件;信件散放在柜子和土炕上，屋子里几乎没有人的落脚处。
我在这个民政局收去故居后补偿给我们的小院子里住过几次，每次小住我总是随时地小心翼翼;怕给爹爹增加麻烦。
每当住在新的院子里，都使我更加想念老院子里的无拘无束。
1955年我回老家登记结婚，回去后还是在离云周西村三里外的保贤村领了我和丈夫的结婚证。保贤村里有我的姨妈王改卿的家，她代替了母亲来关怀着我。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女儿，由于工作学习的忙碌，顾不上带孩子;就把她也放到了保贤村姨妈家喂养了一段时间。慈祥的姨妈为我们姐妹俩操劳了一辈子。
在老院子转了半天，回过神来时天已经不早了，赶在黄昏以前我们离开了小院子。
来时我忐忑不安，但也绝没想到此次回故居是来完成一次和白的槐花，红的枣子的告别仪式。
低低的呜咽出一句：别了，老院子里红的枣子，白的槐花。从此你们别无净土，只生长在我的脑海里。
院门轻轻磕上，阻断了院子里传出的声音，走出两步，又回头静静的聆听;好像院子里传出姐姐的歌声。
姐姐小时候就爱唱歌。每当奶奶纺线线时，我们就坐在奶奶身边伴着房车的嗡嗡声哼起：“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交城就浇了文水。”姐姐的声音响亮清脆，每次听姐姐唱歌奶奶就喜得合不拢嘴。后来姐姐参加抗日又学了不少打鬼子抗日的歌曲，她唱给村里的老乡听，唱给部队的战士听;她带着歌声走过许多地方;大家都喜欢听她唱歌。
但是姐姐会唱的第一首歌是唱响在这个小院子，歌声婉转悠扬一直环绕在小院子上空不曾离去。
今天如果姐姐能听一听这首《借月光再看看我的家乡》的歌曲她一定会很欣慰。如果再让姐姐唱出来，那一定会更好听。
离开时，我想起了姐姐唱过的歌，双手不由得抱在胸前，仿佛正在拥抱着姐姐。眼里的泪花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努力的噙着它，不让它们落下来，昂起头来望着天空，默默地对着远方说：“姐姐，我想念您了!”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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