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是两袖清风。他们是真正富有的人。他们坚定的党性使他们超越了自己，做到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肖林(1916——2003)，重庆江津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开始秘密从事为党筹集工作经费的工作。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被特务破获!由于出现叛徒，大量地下党员遭到逮捕!为避免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地下党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地的相关人员立即隐蔽撤退。6月，叛徒刘国定向国民党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交代：重庆地下党组织由上海局领导，负责人是钱瑛。并且表示可以亲自带人到上海抓人!
刘国定之所以愿意到上海，除了想要抓到钱瑛外，他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就是想要通过抓到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找到当年与南方局单线联系的党员肖林、王敏卿夫妇，以给他的“新主子”一个惊喜!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1937年加入地下党。
1939年，南方局周恩来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决定建立党的“第三战线”，也就是经济战线。国民党对共产党搞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办事处的经费十分困难;再加上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加大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南方局要求川东地下党物色、挑选具有经济才能、党性强的同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经费。
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肖林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接待了他，并要求他住在红岩，等待第二天周恩来有重要的工作任务向他交代。当天晚上，肖林在红岩反复思索：又会有什么新的任务呢?是不是要自己离开民生公司，有新的岗位?或是自己秘密办的《人力周刊》要进一步扩大发行?又或是批准自己去延安?在种种的猜测中，肖琳凭直觉隐约感到这项“新的任务”一定比较重要。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肖林终于在钱之光的卧室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在听取了钱之光对肖林情况的介绍后说：“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依赖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用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活动。”
周恩来向肖林宣布了南方局党委的决定：肖林从现在开始从事经商活动，组织关系从现在开始归钱之光单线联系。他交代肖林说：“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周恩来的一席话完全出乎肖林的意料之外——组织上竟然是要自己去当资本家!想到自己在《人力周刊》上写的揭露资本家剥削行径的文章，想到自己对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抨击，居然自己也要去做自己猛烈批判过的“剥削者”!肖林简直就想大笑，他觉得命运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但是，一看到周恩来同志严肃认真的表情，他还是忍住了，他意识到这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一项艰巨任务。
最后，周恩来叮嘱肖林：“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
艰巨而复杂的新任务并没有让肖林退缩，他向周恩来同志说了一句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对我党性的考验，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1年4月，一家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土特商品的“恒源字号”商行在江津县城隆重开张，肖林出任经理;不久“恒源字号”重庆分号设立，随后“恒源字号”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办事处，收购土特产品。到了抗战后期的1944年，恒源字号商行扩大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业务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1942年，为掩护肖林便于开展经济工作，组织派中共秘密党员王敏卿与肖林以“夫妻”名义开店(后结为夫妻)，并在钱之光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经济工作。
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整整五年多的时间，1800多个日日夜夜，为了实现从“恒源字号”到“大生公司”的逐渐发展壮大，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两位由红岩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资本家”每天起早贪黑，辛苦经营。他们和当时陪都的众多中小商人一样，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和买卖，“唯利是图”、“见钱就赚”;他们甚至有时候还钻国民党政府的空子，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打打“擦边球”，尽最大可能地为党组织赚钱。他们利用两地差价，快速地组织货源，迅速地出手转卖;他们组织市场调查，随时了解市场行情，绝不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联络培养各种关系为我所用，拼命地找钱、挣钱!五年中，只要南方局钱之光下达指令，需要提钱，他们总是绝对地保证满足!在肖林、王敏卿夫妇的脑海里，牢牢地烙记着周恩来给他们定下的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抗战胜利后，肖林奉命到了南京梅园新村，钱之光向肖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新指示：“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仍然随时需要随时支付。”钱之光告诉肖林：“立即将公司全部业务转到上海，扩大业务范围。”钱之光还告诉肖林：“公司转移到上海后，要重新打开局面，需要的开支和经费可能会增加，但是党现在不可能增加投资，只能把重庆原有的资金转移过去，稳妥地推进发展，你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一切困难。”
1946年5月初，根据周恩来和钱之光同志的指示，肖林开始把自己的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8月，肖林到了上海后，将原来在重庆的大生公司改头换面，新成立了“华益贸易公司”。按照上级指示，他迅速地扩展贸易业务，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同时利用自己对重庆市场的熟悉，在上海华益公司刚开张之际，便迅速从上海采购大批日用品，如“414”毛巾、名牌牙膏、香皂、羊毛衫、被单、丝袜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不求赚多赚少，只求资金回笼迅速。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后来他又靠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开办了一家“中兴”公司。李弥将他在青岛接收日伪财产时捞的“外快”投入到中兴公司。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肖林利用军长李弥的关系，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通过“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的利润，“华益”和中兴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肖林将赚的钱又为党组织购买了大量的物资运送回解放区。
肖林的华益公司还同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联合，大量从山东运进花生油、粉丝、水果等批发给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运到解放区。当时，山东解放区缴获到手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而法币在解放区完全就是废纸。在胶东主持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要是将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于是，一项暗运黄金、美钞和法币的计行动开始了!
肖林亲自出马，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内，秘密运到上海。美钞作为华益公司开展业务活动使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而黄金则由肖林将刻有“烟台”字样一两一个的小光宝，全部改铸成上海通行的十两金条，交给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三千多两黄金由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和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甲或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
在中共驻上海代表团没有撤离前，钱之光经常从肖林的华益公司取钱，肖林的华益公司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这些钱，有的用于烈士的家属安抚，有的用于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补助;有的用于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的照顾，更多的是交给了党组织。
1947年3月，内战愈打愈烈。为了安全起见，肖林又把“中兴”迁到上海与“华益”在同一处办公。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罢工，抗议厂方无故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打死3名女工，重伤4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市的“申九二•二惨案”。各界民众迅速掀起声援浪潮。为了开展活动需要，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一次从肖林处取走3亿元法币的支票。在上海，肖林和王敏卿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保证了上海地下党的经费需要，从未因为提款取现出过任何问题。
1948年6月，刘国定带领保密局的特务出现在上海，对肖林、王敏卿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危险迫在眉睫!但我们的党组织也在第一时间内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事态的急剧恶化。
当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出现叛徒后，武汉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赵忍安便接到了来自重庆的报警电话，要他赶快通知上海和成银行的吴震：“情况危急，迅速转移!”吴震立即把情况报告给负责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上海局钱瑛同志，钱英闻讯后感到非常的震惊!重庆地下党领导人刘国定、冉益智先后叛变，这是怎么回事?像刘国定这样的地下党高级干部在钱瑛的印象中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是经过长期的考验的，怎么一下就叛变了?想到刘国定一年前还与她在上海见过面，决定恢复上海局与重庆地下党的组织联系，所以，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刘国定也有一定的了解，钱瑛感觉到事态的危险!她做出上海局全部转移香港的决定!钱瑛亲自指挥，安排组织转移，她要求迅速切断与重庆方面的联系、将凡是与刘国定和冉益智有过工作接触的人员立即转移或隐蔽，然后她带着机密文件和几个骨干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当刘国定带领着保密局的特务到达上海后，立即去上海局妄图抓钱瑛，但是人去楼空!
没有抓到钱瑛，刘国定感觉情况不妙，他立即指挥特务扑到上海和成银行，他要想抓到在和成银行的地下党员吴震，并且通过吴震把肖琳抓到，以此来提高自己在保密局的地位。但是，当他到达和成银行后，发现吴震在几天前已经离开了银行!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刘国定瘫坐在地上，随行的保密局的特务冷眼看着刘国定气不打一处来，胡乱指责、甚至对他是出言不逊!突然，刘国定站了起来，叫特务立即跟他上车走，经过一个通宵的折腾，刘国定终于在上海的几个据点将尚未来得及转移的地下党员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张友鸠、陈丽金7人逮捕。
由于早在一年多以前中共驻沪公开机关“周公馆”被军警封锁并将全部人员押往南京，遣返延安，肖林暂时与党失掉联系。但他严格遵照钱之光同志以前对他的指示行事，即：在失去关系的时候必须立即隐蔽待命!再加上刘国定在上海和成银行没有抓到吴震，因此他更无法找到肖林、王敏卿夫妇的下落。
但刘国定还不甘心，他又与保密局上海组紧急研究，分析情况，试图从各个渠道寻找吴震和肖林的行踪!而就在这个时候，刘国定却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喜出望外的消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在南京亲自接见他，并且还要给他颁奖!叛徒刘国定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转移到要去南京获奖上去了，他再也没有心思去研究如何抓人。他立即到商店去买西装，到理发店去整理发型，他希望自己出现在毛局长面前的时候，能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在刘国定要离开上海去南京的时候，肖林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秘密将吴震送去了香港。吴震到了香港后，转入到地下党在香港的经济机构——联和公司工作。解放后，肖林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好险哪!那次要是让刘国定找到了我们，我和敏卿就要进渣滓洞了。个人牺牲还是小事，特务们顺着‘华益’这条线索查下去，我们党的地下经济网络可要遭受大损失了!”
1948年，联和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据说这个润字暗寓“毛润之”其名，是钱之光亲自提议的。上海的“华益”与香港的“华润”之间，除了公开的业务，两地农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业务外，最大的秘密的业务就是开设地下银行买卖黄金、美钞和股票以及套汇。
叛徒刘国定离开上海后，肖林依然实行隐蔽。因为按照组织纪律，在没有得到上级新的指令前，他是不能活动的。就在他焦急万分等待的时候，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突然来到他的住所，经过接头暗号，刘晓将他带到一个秘密电台处。在那里，肖林得到指令：立即去香港找刘恕。
刘恕原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公开身份则是周公馆的会计。在1948年8月，肖林到达香港后，刘恕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继续利用在上海的市场为党开展经济工作。为了能够利用上海、香港两地不同的环境和情况扩大赚钱的机会，刘恕和肖林设计了一套可以通过邮局传发的联络暗语的密码，以及时沟通上海、香港两地的情况，大做套汇生意。
1948年，中共中央开始筹建新中国，大量知名进步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一次一次地从香港、延安、西柏坡发出的指令，提走了一笔又一笔的路费、生活费;甚至有时电报指令让肖林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秘密的地下“金库”为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肖林的妻子王敏卿解放后回忆说：“我们是身着华丽衣饰的神秘送款人，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公司会计王凤祥。送款人和接款人都心照不宜，谁也不能打听对方的情况。”
为了防备意外，华益公司设置了两套账目。公开的一套，存放在办公室，单据齐全，完全合法，随时可供查账;秘密的一套，藏在寓所内，除了肖林夫妇之外，公司其他职员并不知晓。有一次，国民党上海税务局派人来查帐，说是华益公司有“逃税”嫌疑。结果查来查去，什么把柄也抓不到，只好不了了之。
1949年，肖林的“华益公司”在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资金全都调往香港，与华润合并。5月27日，上海解放，肖林留在上海负责经济工作。
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我们现在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
当胜利到来时，肖林向人民政府交上巨款，自己却只留下三块银圆作纪念。上世纪八十年代，肖林将见证自己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三块银圆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肖林、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虽说都是在经商，我们跟中兴公司那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为党挣钱。”与金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肖林、王敏卿夫妇，最后还将自己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也捐给了重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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