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
邓中夏是我们所熟知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斗士，但其实他也并非生来便是一位战士。年少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因此考入北大中文系，专心研读古文。但国难当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他关注起社会，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探索救国道路的途中，又深受李大钊等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理论学习与实践当中培育出了共产主义思想。
“古文迷”求学北大
邓中夏出身于湖南宜章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其父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家中也能算得上一个书香门第，故邓中夏自幼在家乡就读了不少古文。求学的过程中也是以学习古文为主要方向，后慕北京大学国学鼎盛之名考入了北大国文门，入学后在传统文学上狠下功夫，还以“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自勉，寓意要勇敢追求自己高洁的志向，要通过学术钻研来为民请命，这也为他后来打碎旧世界的镣铐埋下了伏笔。
和以往的旧知识分子一样，邓中夏也有着一定的爱国情怀，但他的爱国始终是封建落后式的爱国——试图从古文中寻求救国救民、改变社会的思想与道路，因此他也在爱国的层面上停滞不前。
正巧的是，邓中夏在北大求学时恰逢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旧思潮斗争激烈。“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邓中夏受当时思想自由的空气影响，开始阅读各类新出版的书籍与报刊，还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参加哲学研究会，探索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等等。试图从这些涌动的新思潮当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同时，邓中夏自身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提高，逐渐疏离了陈旧酸腐的传统学问。以至于有一次，湖南旧同学张楚从长沙给他带来一部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邓中夏直接把它给撕了。在新文化运动中，邓中夏告别了传统文学，接受了民主主义的爱国思想。
五四运动中，北大和清华学生在街头演讲
初步参与社会变革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出现了一大批青年团体与他们创办的刊物，邓中夏参与创办了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办杂志，写文章，利用媒体手段参与社会思潮的变革，但主要受众都是在学校内部。
为了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救国，邓中夏认为“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1919年3月，他和高君宇等人组织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们不仅在城市当中讲演，更注重到乡村中去讲演。讲演的内容主要是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制度，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习文化。后来慢慢增加国内外大事述评，以唤起民众共同投入反帝、爱国、救国斗争。邓中夏带领讲演团成员，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经历过五四运动，邓中夏成为了时代的新青年，并且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尝试与工农大众的接触与融合，他没有像上一个阶段那样在大学的象牙塔里钻研理论与思潮，而是从实践与社会的变革当中寻求答案。
从理论家到实干家
接触新思想的青年们容易存在的毛病就是钻入理论当中而忽视了理论的真实意义——落实到生活当中去。1919年暑假，为了比较系统地钻研马列学说和探讨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邓中夏邀约罗章龙、易克嶷、杨东莼、马非百等十几位同学，在北京东皇城根达教胡同四号租了一个大院作为公寓，他给这个公寓取名为“曦园”，开始和同学们过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学习生活。在“曦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邓中夏一面研究中外历史，一面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此时的邓中夏已经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落实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他深入工厂、农村，向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革命宣传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邓中夏(左五)等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中国工人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反抗与革命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加之邓中夏等人创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各地宣传民主与科学，民众也开始思考如何反抗压迫与剥削。工人集中分布于厂矿，于是在1920年的5月，邓中夏赶到长辛店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为工人的集体反抗与斗争做思想动员。
当时长辛店的工人冬天每天需要工作十小时、夏天约十一二小时，工资却只有三毛至一元不等(以北京物价与现在物价比例为基准，一元约折合为2007年50元左右人民币)，医疗、教育全无保障。邓中夏长期讲演锻炼出来的生动的讲演形式让工人朋友们易于接受那些比较晦涩的理论。他对工人们说：“一堆沙子是散的，用石灰和水一搀和，就粘在一起了”，“五个人团结是只虎，十个人团结像条龙，一百人团结起来，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
自发的工人运动难以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组织保障，所以团结工人、组织工会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于是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邓中夏等人组织了长辛店工人举行群众大会：一千多人集聚于长辛店，“除了有北京工人外，还有从天津、保定来的工人”，《晨报》和《京报》的记者都到会采访，在这次群众大会上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即工会) ，工人朋友们兴高采烈地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整队游行。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着“走上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愿大家齐努力进取”，“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的歌曲。
工会组织成立后，邓中夏开始领导工会组织进行实际斗争。1922年8月，在邓中夏领导下，长辛店车辆工厂的三千多名工人控制电话，占领车站，截断来往火车，邓中夏在罢工大会上呼吁工人们：“断绝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经过工人的坚决斗争，军方和路局不得不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人民日报》这样评价这场罢工：
“这次罢工的胜利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地造成燎原之势。紧接着，京奉路、粤汉路、京绥路、正太路、津浦路、京汉路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这些罢工象潮水一样，猛烈冲击着反动政府的统治宝座。”
邓中夏对于当时的自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不才如我，既不配称为诗人，更不配称为革命家，忆三年前过洞庭有一诗，其辞云: “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猕残除之，我行适我素”。“莽莽洞庭湖，五日两飞渡。秋水含落晖，彩霞如赤炷。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此诗虽极幼稚，然而当时颇有朋辈为之感动，亦因我当时投身实际活动的原故。
追求革命文学、注重实际行动，邓中夏的战场从媒体到街头到厂矿，从劳动补习学校到成立工会再到组织罢工，他从一个理论家成长为了实干家，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成长为了一名共产主义的革命斗士。思考社会命运，参与社会变革，他走出书斋与工农为伴，因为他在不断的成长中意识到，要让更多的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团结起来争取自由与权利，深入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最好的办法。
苏兆征
“广大人民已不能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着我们去组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大家同心合力起来，一致合作达到我们最后成功……”
1929年2月25日下午，苏兆征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为我们留下了这些话。苏兆征，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国际职工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因其长期奋战于艰苦环境之中，终积劳成疾。
苏兆征
革命领袖于今日的我们而言，是一尊尊高高在上的神像，或被供奉起来消解其原有意义，或被我们全然忘却。当一个个革命者的名字被冠上“XX家”“XX先驱”之时，我们便觉距离之遥远，唯有“天降大任于斯人”时才有此类英雄人物出现。但其实没有人出生便是革命者，而革命者也绝不是革命思想机械地堆叠而成的工具。
与绝大多数人的经历一样，苏兆征也曾对英雄人物着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1885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之中。时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腐败的封建政府选择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共同鱼肉百姓，而非反抗外国侵略。对英雄的崇敬、对侵略者的憎恨充斥了他的童年生活，爱国、忧民如此沉重的字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沉淀。
18岁那年，贫农出身的苏兆征迫于生计到香港海洋轮船上工作。跟着海轮跑遍各个港口的他，耳闻目睹封建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遭人欺压，华侨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机缘巧合的是，孙中山常乘坐海轮来往于海内外，二人是同乡，自然也就聊得来。久而久之，便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还积极参加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利用自己海员身份之便运送军火、传递情报，受到孙中山的多次表彰。
可惜，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让他原有的期待落空——革命果实被窃取，帝国主义肆虐、军阀割据混战，水深火热的现状依旧未能改变。当他回到农村时，“见农村中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对于农民之剥削与压迫，往往抱不平，鼓动农民从事反抗，后来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狱年余。”[1] 保释他出狱的私塾老师王步千被反动当局抓捕入狱、迫害致死，反动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当苏兆征再次离开家乡之时，他发誓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香港与多国的海运中断，于是苏兆征随着海轮游历于国内各港口之间，他发现“本国资本家吸允工人的血汗如帝国主义一般的凶残”。[3]旧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需要，苏兆征不断重新思考革命道路的问题，但他始终懂得反抗是必要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国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纷纷受到鼓舞，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工人阶级的大罢工让苏兆征认识到，中国的解放单凭少数人的斗争决不能取得成功，而一定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投入革命斗争。
自1920年起，苏兆征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船上的工友，并开始着手组织海员工会，领导全体海员开展革命斗争。中国海员遭受着残酷的压榨与剥削：人均二十元上下的工资连自己都难以养活;包工制之下还要求海员将工资按比例上缴给“洗马沙”，否则就会被强制撤换;对民族和人种的歧视也异常严重，工资待遇悬殊。苏兆征是海员中的一员，深味此间种种，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抗争的信念。
“1921年9月起，香港海员工会先后3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要求，但均遭到资方的拒绝。1922年11月20日，香港海员为此举行大罢工。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返抵广州，并在广州成立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作为罢工斗争的总指挥部。苏兆征被选为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后又被选为海员工会代理会长，成为罢工斗争的实际领导人。”[4]
海员工人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苏兆征
罢工实现之初，香港政府马上派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进行半欺骗、半恐吓的“劝告”，华民政务司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
苏兆征从群众中站出来高声回答他：“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罢工的海员们和声如雷，华民政务司只得灰溜溜地请群众让路好让他出去。
香港政府先是封闭海员工会、抢去工会招牌，并架起大炮对准工会会所，后来又利用中国绅士邀请海员谈判。中国绅士与海员代表谈判时提出了两点：“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不是原来称的工会，而应改名，工会招牌不能送还，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与政府威信有关，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关于增加工资也可以的，但是你们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样，最好你们先上工，我们大家从长商议，哪船该加工资，哪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办法来。”
此时罢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海员代表中有人已经开始动摇，认为罢工的确难以为继，且相信了绅士为香港政府开脱的那套说辞，认为工会改名和不归还工会招牌都无伤大雅。
苏兆征毅然起来答复绅士说：“工会名称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招牌必要送还。各船情形虽略有不同，然而工资太薄，不能维持生活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增加工资非马上签字不行，不能待以后从长商议。”苏兆征始终坚持原则，香港政府不得不承认海员条件，而且恭恭敬敬地送还招牌。罢工胜利之后，海员群众与全香港工人群众约二十万人，把香港街市挤得水泄不通，燃着爆竹，一致仰着头，呼喊着“海员工人万岁”的口号，看着工会招牌挂上去。
1922年，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
加入共产党后，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帮助下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苏兆征领导的省港罢工等实践活动促进他的工人运动思想走向成熟。从萌芽到发展到成熟，苏兆征对工人运动思想的理解在一次次的罢工实践活动中不断加深。尽管他身体强健，但操劳过度并在日积月累之下还是将他的身体击垮。“兆征同志身体本来强健，但因办事认真，操劳过度，而营养又不足，逐渐羸弱下去。其病源由来已久，但他并不休息，以致所病日益潜滋暗长。”[3]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只念过三年私塾的他真正做到了告别家乡时所立下的誓言。
邓中夏如此评价苏兆征：
“兆征同志是由不断斗争中，由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是海员的领袖，他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为这样伟大的领袖，在东方还只有兆征同志一个。”
“广州公社所涌现的苏维埃，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个出现的苏维埃，而兆征则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领袖，他已经成为东方一切劳动群众解放运动的酵母。”[1]
注释：
[1]摘自《邓中夏文集·苏兆征同志传》
[2]摘自叶庆科《苏兆征评传》
[3]摘自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苏兆征研究史料》
[4]摘自雄文《工人运动的先驱——苏兆征烈士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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