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纪念王震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王震同志历经各种考验，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忠贞不渝的信仰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这一评价，完全符合事实。
我在王震老身边工作十多年。一想起王老，一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就好像很真切地站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眼前。
王老一生波澜壮阔、功勋卓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是一员英勇善战的骁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主动请缨进军新疆，屯垦戍边，与新疆各族军民一道巩固和建设西北边陲，从各个方面为新疆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把铁道兵总部从北京搬到施工现场，高质量、低成本建成了黎湛、鹰厦铁路，巩固了东南海防，创造了中外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他率几十万转业官兵在新疆、黑龙江、广东、海南、云南等地筚路蓝缕，创建一大批军垦和地方国营农场，锤炼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赢得全党的尊重。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大业，始终不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典范。
人们常常关注重要人物的外在功业和成就，其实，还应关注他在重要历史关头、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抉择。
王震政治上十分敏锐，又十分清醒、坚定，在重大历史关口，或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根据我个人掌握的材料，试着列举如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和 1932年元旦后在瑞金参观学习时，王震曾两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向王震当面交代：“要十分注意纠正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回到湘赣苏区，王震不惜自己被列入“‘AB团’黑名单”，尽心竭力去保护袁德生、王首道、张启龙、张平化、胡耀邦等一批同志。1942年延安整风时，任弼时说：“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这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
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中央苏区侧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王震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与任弼时、萧克一道，顶着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压力，坚决贯彻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他讲的要打埋伏战、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指示，在沙市伏击战中，全歼湘军的“王牌军”第四十三旅，共毙国民党军600余人，俘旅长以下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
长征途中，他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并下令全部烧毁张国焘下发的分裂红军的小册子。贺老总连说：“烧得好!”任弼时夸赞说：“王胡子的胡子就是硬!”
进军新疆路上和新疆和平解放后，王震不唯成分、出身，聚集大批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放手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大显身手。反右派斗争中，他又顶着压力，把一大批所谓的“右派分子”如丁玲、艾青等安置到北大荒、新疆垦区，保护起来。
王震赞成“大跃进”，赞成早点把我国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搞上去。但在“大跃进”中，他又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并明确反对小高炉炼钢、过度密植等。
1959年庐山会议时，在彭德怀遭受批判的情况下，王震在小组会上夸赞彭德怀是“民族英雄”。事后，当贺龙与毛主席当面谈及此事，毛主席对王震很是赞许，说：“王震不落井下石。”
王震是最早反对和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又坚决主张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他曾多次鲜明地指出：“在中国，若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迟早会是一场历史大灾难。”
他坚决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宝钢上马，支持深圳、厦门等特区的建设，支持海南岛设省，支持更大力度的开放，同时他又坚决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极左的做法，坚持支持邓小平出来重新工作，同时对毛主席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1988年10月，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1988年9月30日，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他主动要求发言，严厉地批评了电视系列片《河殇》。他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来，还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事后，陈云同志评价说：“王震同志这一做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震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他在晚年高度关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7年11月，他在阅读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时说：“戈尔巴乔夫和一些反斯大林的人，都批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战争准备和战争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不这样，苏联就不能打希特勒。”1989年1月8日，他在湖南蓉园宾馆对前来看望他的湖南省委领导同志说：“我看，戈尔巴乔夫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帜。”1989年底，他在一个内部材料上批示：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应该在捍卫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作深刻有力的痛斥”。1991年底，苏联亡党亡国之后，王震几次谈道：“西方帝国主义在苏联、东欧连连得手，它们下一个主要目标肯定是我国。我们应高度重视。”东欧剧变像一场巨大风暴在晚年王震的心田掀起巨大的波澜，这波澜一直翻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1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曾以《小桃红•杂咏》称赞王震：“毕生名利少相关，成败经见惯。骇浪惊涛已等闲，这其间，顶天立地谁能辨。一双俊眼，一条好汉，赤胆保江山。”我认为，马老这样称赞王老，既是他的内心深切的感受，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近些年，常有人问我：王老小学没毕业，为何一生轰轰烈烈，能有此作为?我想了想，作如下三点回答，不知有无道理。
1.真学、真懂、真信马列的共产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29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王震老就是这样。
王震常说：“我是个粗人，一个业也没毕过。”王震老还说：“我没有多少学问。深思还可以，熟虑不行，总虑不熟，又不善言辞。”但实际情况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读到了骨髓里，融入血液里，他是真学、真懂、真信马列的将军、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一生酷爱读书，第一次接触马列著作，可能是在1926年的长沙工人夜校里，他听共产党员、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等讲解《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著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王震还在瑞金参观学习。1932年1月，返回湘赣前，他第二次拜见毛主席。毛主席向他交代：“在紧张的战争间隙，要抓紧对革命理论的学习。”毛主席还亲笔签名题字，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三本著作送给王震。这些著作加上《共产党宣言》等，他读过多遍。1964年和1971年前后，他响应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等号召，还读过《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他多次说过：“《共产党宣言》我没有读过100遍，也有80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段落，他还能熟练背诵。《毛泽东选集》他也读过多遍。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中，到处可见圈圈点点，并不时有所批注。为区别每次读书的不同体会，他用红、蓝、黑铅笔和钢笔等分别注出。
对学习马列著作，王震不搞教条主义。比如，在读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这一论述时，王震在旁边批注心得说：“农民，即能理解为农场主、富农。关于农民问题，列宁、斯大林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在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在“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旁，他又批注道：“对流氓无产者的消极面估计多了。在马恩时代及其逝世后，直到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时代，反动性、变节性最大的无不是资产阶级豢养的工人贵族。”这就提出了他自己对“流氓无产者”和“工人贵族”的独特思考。
王震向专家请教水利问题
王震始终联系国际国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思考。1965年，他在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在“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旁批注道：“现在机关有没有‘寄生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主席阐明了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教和民兵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反对特殊化。”可能是在1989年，他在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部分地直接危害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旁批注：“20世纪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性，决定策略的多样化和灵活性。但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我看戈尔巴乔夫连列宁都背叛了。现在的经验教训，就要开动脑筋想想。”
他把学习马列与读其他书籍打通。除了学习马列外，他还读历史，读人物传记，读古诗文，读小说，读现代科学技术等。任农垦部长后，他有计划地钻研了土壤学、栽培学、水利学、细胞学、生物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的有关书籍。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地说：“领导农业的，学一点农业科学知识很有必要。”毛主席还让王震给他介绍了几本农业知识方面的书籍。把学习马列与读其他书籍打通，既加深了对马列的理解，也有助于在读其他书籍时抓住要领。比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读了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认为该书有不少很值得借鉴的东西。但该书中有这样的表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在政治上，谁当总统都已没有什么关系，国会也成为过时东西”。王震在其旁挥笔批注：“不能这样说!”
他对“马列主义过时了”等各种论调很反感。1983年10月的一天，他说：“现在说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僵化、保守。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国外的?共产党人是最大的‘洋务派’，是最大的改革开放派，把马克思主义给引了进来。”1983年8月，王震患急性肺炎住院。他在高烧中写下遗嘱：“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可以说，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就是他的灵魂和生命。当有的报刊公开宣扬“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虚无缥缈”时，王震很是不以为然。1991年9月20日下午，王震把准备翌日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稿送给有关部门审阅，其中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字样，有关部门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就不一定讲了，我们只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行了。”王震说：“不改，照讲。”此稿照讲后，大家反响很好。
王震深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坚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实现。1991年12月上旬，因呼吸道感染王震的病情持续恶化，二氧化碳分压高达正常人的两倍，有时还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清醒之时，他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看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太阳城》和《乌托邦》。此后，因病情恶化，被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当气管套管被堵上，能与人对话时，他便问值班护士：“你读没读过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托马斯的《乌托邦》?你没读过更好，咱们一起学。我原来翻过。我这辈子是看不到共产主义了，能听听空想社会主义家的描绘，心里也是高兴的。”护士或公务员，谁当班谁念。病情好转后，王震便戴老花镜自己读。大家劝他好好静养，他说：“你们不知道，读书学习一是可以增加知识，二是可以增加力量，减少痛苦。”住院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戴着气管套管，读了三本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接着又开始读《资本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多次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的观点。他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王震老若地下有知，听到此消息，该会有多高兴，多欣慰呀!
1977年10月，王震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童年饥寒迫，失学阶级原。根本三座山，要革它的命。赖有党领导，带路毛泽东。三山被推倒，读书人人要。”
2.平等待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1986年6月，我采访了刚刚从军委工程兵副司令位置退下来的原湘东独立师老战士徐国贤。他兴味盎然地跟我谈了他对老领导王震在湘赣苏区时的印象：
那时，我是个连级干部，行军时经常看到王胡子。他总是跑前跑后，前面紧张前边跑，后边有追兵后边跑。正常行军时，他就钻到行军队伍里跟大家唠家常、讲故事，搞得气氛很活跃。
他老先生很随便，有时看上去像个马夫。最可笑的一次，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草鞋，走起路来拐跶着。
他在长沙打工时，学得一手做饭的好手艺。一有时间，他就往连队跑，袖子一挽，和炊事班一起干起来了。饭做好了，他和大家一起吃。
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战士。他对大家很随便，大家对他也很随便，当面叫他政委，背后叫他王胡子。他特别能吃苦，凡是吃苦、危险的事，都有他王胡子。他对同志们要求很严，但他对自己要求更严，个别同志有意见也不好说什么了。
他的缺点就是脾气急躁一点，有时候骂骂人，厉害时跳着骂。不过他有口无心，骂过人家后，又笑了。他主要骂团级干部，对下面倒是蛮客气。他对部下是真心好。大家是既怕他，又爱他。
不仅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严酷环境下，王震做到了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在和平建设年代，王震依然保持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这样，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大家都感觉他很亲切，心能贴着心，有什么心里话，都愿跟他讲。
王震是个工作狂。他个人业余生活很单调，偶尔下下棋，打打牌，那是为了调剂一下脑子。除了工作外，就是两个业余爱好：一是读书;二是与人聊天。
他是“谈笑有鸿儒”。他经常与理论家、学者、作家当面或书信共同探讨问题，以使学习更加深入。他先后与胡乔木探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与邓力群探讨《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与胡绳探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杨东梁探讨《左宗棠评传》，与彭明探讨《五四运动史》，与夏东元探讨《郑观应传》。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还经常请教数学家华罗庚，农学家金善宝，生物学家童第周、方宗熙、谈家桢。为弄清马赫数是因数还是速度，他还专门请教了空气动力学家吴仲华等。
同时，他还“往来多白丁”。他没有官气，决不摆架子，平等待人，以诚待人。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普通百姓打交道。1992年6月，北京卫戍区战士杨晓强来到他身边，照顾他的起居。半夜里，他发现小杨仍守候在他的身边，便一点一点往床里挪出半边，让小杨上床与他一道躺下休息。199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他让工作人员推着在院里休息，但到了住所门口，他又坚持从轮椅上下来走进去。到了门口，当执勤的武警战士向他行军礼之时，他深深向执勤战士行了一个近乎90度的鞠躬礼。正因他平等待人，所以他与什么人都能搭上话，聊得上。他真诚待人，人们也真诚待他，愿跟他谈心里话。聊天中，他还鼓励大家讲真话，对方讲时，他总是认真听取，必要时，插上一两句，或是赞许，或是引入深度探讨。据我所知，全国各地常有他的熟人到北京家中拜访他。只要安排得开，他总是热情接待。在全国各地，他有不少固定的老朋友经常来到北京家中跟他聊大天。比如，江西红星垦殖场的老场长唐继章、书记徐文甫、总工李汝庆，湖北罗田的副县长王宗武，湖南岳阳的老书记李朗秋，还有新疆、黑龙江、广东、海南垦区的等等。王震的这些老朋友，一见面，都跟他讲心里话。王震还经常与身边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管理员、厨师、保姆聊家常，警卫、护士家里的基本情况，有什么变化，他基本上都知道。他还嘱咐他们多接触社会，了解真实情况，然后跟他唠唠。
毛泽东分外看重能否平等待人。早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他就明确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王震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始终把自己看成劳动人民的一员。他平等待人，绝不是外在的作秀，而是从内心世界观、价值观到外在言行十分自然的发散。
正因为王震平等待人、倾心待人，大家也都把他引为倾心的朋友，也都十分愿意跟他讲知心话。所以说，王震对全国各界、各地的主要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往往能较早、较准地把握。这就为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3.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
毛主席所说的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实质是要大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实质上也是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标准。
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能仅为个人升迁和小家庭过上好日子而活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毕生精力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如果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任何法律、制度和机制体制都会成为摆设，甚至还可能成为为私人谋利或是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工具。
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有效的统一。我们决不能只记得眼前、局部和个人利益，而忘记甚至牺牲人民的长远、全局和集体利益。前些年普遍出现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等不正确的政绩观，完全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王震不仅真学、真懂、真信马列，更为重要的是，他照着去做。他的一生，都是在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他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
为了全局的胜利，王震甘愿牺牲自己部队、部门和地区的利益。他本人及其所率的部下，常常吃苦、冲锋甚至牺牲在前。1944年南下前，毛主席原来的设想是让三五九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3000余名干部到广东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王震深感这次护送干部任务艰巨，当场请求批准他亲自前往。他向主席表示：“我全体将士，均抱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决心。”王震率南下支队先后突破敌人100多道封锁线，英勇战斗300余次，途经8个省份，跨越大半个中国，跋涉两万里，又胜利重返延安。毛主席很感慨地说：“若换个人，队伍就可能带不回来。这是我军军史上第二次长征。”
1938年7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在延安留影
王震也始终把部属的切身利益挂在心上。进军新疆、开垦荒原不久，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开垦北大荒后不久的一个农闲冬季，他又发布了这样一道奇特的命令：还没有对象的复转军人，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的假，回内地老家找媳妇。找不到，算是没有完成任务，不准回来。来年一开春，北大荒多了不少新媳妇。王震老对此很自豪，曾对我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个，但对这一个最满意。”
王震又主张维护群众应该得到的切身利益。1984年3月3日，王震看到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的《情况》中反映，新疆汉族干部不安心留在新疆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负担较重。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消了15%的边疆津贴，而其他边疆省区仍有边疆补贴。新疆的生活补贴是按1953年的物价定的，而物价涨了好几倍。新疆的汉族干部职工，在内地大都有亲人。他们回内地探一次亲，一般花费都在1000元左右，但其中报销的路费仅有200多元。因此，建议恢复边疆津贴。王震在这份《情况》上批示：“送新疆自治区党委王恩茂同志，请指定人研究，如何解决，有何意见，盼复我一信以便考虑向中央作建议。”1984年4月19日，王恩茂给王震复信说：“关于恢复边疆津贴，近几年来干部群众呼声较大，我们也反复进行过研究。鉴于新疆属边疆地区，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汉族干部、职工几年回内地探亲一次花费较多。为鼓励汉族干部职工安心边疆，并争取内地汉族干部继续支援边疆，我们意见恢复边疆津贴比不恢复好。”信中还提出了恢复的几种具体方案。王震将来信批给国务院有关部门。1988年，中央正式批准新疆恢复边疆津贴。
王震还高度重视并教育引导人们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和全局利益挂在心上。改革开放后，随着大批知青返城，从 1980年11月初开始，新疆阿克苏地区数千名上海支边青年聚集在阿克苏市区，冲击机关，围攻干部，甚至绝食，要求返回上海。11月15日晚 8点半，王震打电话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说：“我将请求数日内到阿克苏调研。上海知青是我亲自办理入疆的，我要自始至终对国家的支边青年依法负责到底。”1981年1月8日，王震飞抵乌鲁木齐。14日、16日，王震两次与来自阿克苏、库尔勒、石河子三个垦区的几十名上海支边青年代表座谈。他不时提出问题，与大家深入交流。不少人谈到，主要是因为社会大环境造成的：雷锋精神“不吃香”了，南泥湾传统被说成“老黄历”，共产主义精神也不提了，甚至连爱国主义精神也被淡漠了;部分领导干部把孩子调往内地或安排到非生产单位，搞不正之风，造成极坏影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王震既激动又深情地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煤炭比山西还多，塔里木盆地是全国少有的富油富气的宝地，还有广大的土地资源。”“新疆面积占全国的1/6，而人口现在也只占全国的1%多，从内地动员一部分青壮年和知识青年来开发新疆，是正确的，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光荣的。”“上海青年到新疆已经十七八年了，你们和解放军、老垦荒队员一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过去的荒滩、沙漠、盐碱沼泽建设成了美好的田园，你们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嘛!”“你们都是30多岁的人了，都是有一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还想往自己父母的怀抱里跑，这种精神状态不行!你们问一问，我们干革命的那时候，有谁想自己的父母，想回家的呀!我们脑袋里装着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前途。你们不能只装着自己的父母，只装着回上海。当然，国家也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关心你们的实际问题，该解决的又可能解决的还是要解决。你们现在辛苦一些，是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过得好一些。”王震最后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民族。过去，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帝国主义;今天，我们同样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是老了，有生之年不多，把希望寄托给你们年轻人。中华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们要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祖国;要有雄心壮志，有远大抱负，建设好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总之，上海青年要为上海人、为中国人争气，要为上海支边青年留下一篇光荣的历史。”王震感人肺腑的讲话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至此，上海知青之事渐渐平息。对不安心边疆的老同志，王震同样甚至更严厉地批评。1981年8月，王震在新疆视察期间，一位当年随他一道长征后又一起进疆的老同志前来看望他。当王震听说这位老同志在1974年就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后，便劈头盖脸地批评说：“你雪山草地都走过了，现在却当了逃兵，没出息!你就一定要那么封建，一定要死在家乡呀?战争年代，谁想过自己的骨头一定要扔哪里哟!哪里不能埋忠骨!我死了不让你给我送花圈，你死了我也不给你送花圈!”王震越说越火：“西汉的张骞到过新疆，东汉的班超、班超的儿子班勇，清朝的林则徐以及左宗棠，都曾来到新疆。即使这些封建社会的爱国志士，还不畏艰险和路途遥远，西出阳关来到边塞，为开发、繁荣和保卫边疆尽心尽力，我们有的老战士、老党员却开起了小差?”这位老同志被批评得满面通红，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作自我批评!我还有三个孩子在新疆，我向您老保证，我一定教育他们安心新疆，扎根新疆!”王震这才说：“好，咱们一言为定，你一定要将功补过!”
1956年，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在农场现场办公
在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王震始终带头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前边，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健康直至生命放在后面。在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的解放曾七次负伤。1957年至1966年这九年间，他有六个春节在北大荒、一个春节在新疆垦区度过。在北大荒的初春，他跟着大家一起趟冰水。当时一个老中医对他说：“王部长，您年纪大了，这样不行，到老了，会遭‘报应’。”到了晚年，他多次自嘲说：“哎呀，老中医说得还真灵，现在往往不知道这脚还长在自己腿上，两脚木的，脚底像绑了个铁板一样难受，很难睡得着。”1980年前后，新疆局势稳定工作接连出现问题之时，恢复和发展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便成为王震萦绕心头的一件大事。1981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到新疆“休假”。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王震支撑着患了癌症的病体，第四次巡视新疆。就在临出发的当天上午，王震在解放军总医院做了膀胱镜检查，往膀胱里注射了治疗癌症的药物。那时，王震的心率最快时每分钟曾达160多次，医生让他最少休息半个月。王震深知这次新疆之行的重要，结果下午便出发了。王震陪同邓小平来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等地，与各族干部群众、农垦战士、解放军指战员广泛接触。途中，王震还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和自己的一些看法。回到北京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1990年的一天，王老与身边工作人员结合当时的时政有如下议论：“不能只讲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迎合部分相对落后的群众，而忽视人民群众的长远、全局即根本利益”;“不能只讲给人民群众办实事，也要教育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办实事，看你办什么样的实事啦，扶植资本主义也是办实事，戈尔巴乔夫也是在办实事。所办的实事，要分干革命实事，还是干反革命实事”。
王震与夫人王季青合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公无私。我们所说的大公无私，并不是说不要正当的个人利益。
无私才能无畏。正因如此，王震光明磊落、心底透亮，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组织、对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不怕鬼、不信邪，疾恶如仇，对各种错误言行、对各种错误思潮，敢于挺身而出作斗争，而不是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当开明绅士，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的人，不是没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鉴别力，而是看出问题，个人利益至上，怕影响自己前途，因而变成“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有时遇到的困难，也往往与“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有关。
王震老去世已经25年了，王震老夫人王季青校长去世也已经11年了。我们这些曾经在你们身边服务过的工作人员想念你们两位老人，你们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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