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贾伊·普拉沙德|文
王立秋|译
普拉沙德是左言图书(LeftWord Books)的主编,和三大陆:社会研究中心主任(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看到了我们的世界的各种危险,但也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性。
8月12日,星期天,萨米尔·阿明去世了。随他而去的,是整整一代埃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出自于纳赛尔主义的时代,和支离破碎的世界一起出发。阿明于1931年出生于开罗。当1952年,贾马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英国支配的埃及君主国,并领导他们的国家走上不结盟的道路的时候,他正在巴黎读博。
阿明的论文——属于经济学领域——是在他活跃地参加法共的同时写的。在这篇论文中,他认真思考了他自己的国家、和其他遭到殖民掠夺的国家的难题。对阿明来说,就像在其他依附论理论家那里那样,第三世界苦于窃取、掠夺和去工业化,然后是不平等的交换。留给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纳赛尔的埃及也是其中之一——的政策空间是狭窄的。解放是艰难的。打破垄断资本主义的桎梏,在殖民主义的惩罚下崛起,向必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前进,需要勇气。
阿明,和他那一代里的其他人,如印度的阿肖克·密特拉、和巴西的塞尔索·富尔塔多一样,并没有直接进入学界。他先是回开罗,在那里为纳赛尔的经济管理部门工作(1957-1960),然后又去了巴马科(马里),当那里的规划部的顾问(1960-1963)。阿明会深情地谈论这些岁月,谈论这些经验——当时,他试图推动一个促进他的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的计划。但世界上的强国——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垄断资本主义系统设定的限制,阻断了像埃及和马里这样的国家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的可能性。阿明的第一本书,出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谈论的就是马里、几内亚和加纳的发展经验。它警告人们不要轻易地相信进步。不平等的世界系统,为强国生产利润,而为弱国生产贫困。
在他最重要的书,《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这本书使他走到了依附论的前沿)中,阿明展示了,资源是如何从边缘国家流出,并通过一个他所谓的“帝国主义租”的过程,使中心国家变得富裕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系统发生变化的时候,阿明也对这些变动进行了经验上、和理论上的追踪。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写了《脱钩:走向一个多中心的世界》(1985),在这本书中,他号召边缘国家不要参与和服从中心国家的发展计划和压力。
更大的混乱的时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国霸权的崛起,阿明也开始写到“混乱的帝国”,写到一个将导致巨大不平等、让劳动者朝不保夕、破坏农业、和带来政治宗教的危险的时代。阿明在1992年追溯的东西,在二十年后,当他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中重访这些主题的时候,变得清晰了。垄断公司吸尽了系统的生命力,把商业人士变成“拿工资的仆人”,把记者变成“媒体教士”。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世界系统,它在金融上支配,把人从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赶到另一个朝不保夕的工作上——这个不可持续的系统,看起来威胁到了人类的未来。他勘测了世界然后发现,这个垄断的-支配的系统没有任何现实的替代方案——它像吸血鬼一样吸光了世界的血。这不是说,历史将把人推下悬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在过去四十年里,阿明一直生活在达喀尔(塞内加尔),在那里,他领导着第三世界论坛。在这里,他从自己的窗子往外看,看到了当前世界的各种危险,但也看到了它的各种可能性。今年是卡尔·马克思的两百年诞辰。在他最后的文本之一中,阿明向马克思致敬,反思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总是导致这样的结果,“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句话,他写道,“长久以来,这个句子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他对失败没有兴趣:“不断的革命”,他写道,“依然在边缘的议事日程上。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复辟不是不可撤销的。而帝国主义阵线的破碎,在中心的薄弱环节,也不是不可设想的。”
无论处境有多糟糕——到处都是恶劣和丑陋——我们的斗争都还被打败,我们的未来也都还未定。阿明会说,只要我们抵抗,我们就是自由的。
END
本文由王立秋译自Vijay Prashad, “Death of a Marxist”, 原载于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op-ed/death-of-a-marxist/article24682607.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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