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中，挣脱“魍魉世界”的丁玲，辗转进入苏区“红都”保安，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10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因国共战事，她先后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1948年7月离开华北，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回国进北京，跨入人生的另一个“新时代”。
陕北九年(包括山西、西安的一年)，河北二年半有余，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经过这十一年多的时间，丁玲从一位都市“亭子间”里的时髦女作家、左翼作家，成长为革命事业中的有机工和革命作家。这一巨大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它在丁玲的生命、创作和精神上又是如何具体而微地体现出来?近年来，由于文学风潮的转变，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经历虽颇受关注，但多集中于一些有争议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夜》等，并以此作为丁玲与革命龃龉的佐证。而丁玲在这个阶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所产生的精神、思想上的真正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而引起的自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知识与实践关系等认识的转变，却无法得到细致的展开。丁玲被称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肉身形态”，在相当的程度上，丁玲在40-50年代初的经历、思考和创作，也奠定了她一生“变与不变”的基础，深入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不仅可以有助于恰当理解对丁玲一生的“左”“右”变动的评价，而且对理解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乃至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例子。
一、丁玲的“黄金时代”
1977年初，幽居太行山麓山西长治嶂头村的丁玲向前来探望的儿子蒋祖林谈到了1936年底进入苏区至1938年10月离开西战团的经历，她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这两年中，丁玲初进“红区”，辗转陕北，北上南下，深入过部队，上过前线，还曾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接触实际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又组织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同时，作为一位成名的作家，在实际工作的背后，她并没有丢掉作家的身份和自我要求，时时抱有创作目的。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以通讯、报告文学、戏剧、散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
这个时段中，“西战团”一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经历。“西战团”是一个准军事性的流动宣传队，活动于乡村、城镇，前线、后方，进行流动演剧和宣传动员。在山西的六个月中，“西战团”辗转三千余里，历经十六个县市，在大小六十多个村子驻留、宣传和表演。西安驻留的四个半月中，“西战团”除在易俗社舞台公演外，还进行大量歌咏、演讲、书写街头漫画标语等形式的宣传。(参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外十月来之工作报告》，《西线生活》，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生活书店1939年版)对于一支主要由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流动宣传队，在延安组队一开始，他们就面临了一系列挑战，诸如军事性的组织生活与散漫的文人习性的矛盾;有目的的事务性工作与个人艺术创作的协调;宣传、艺术工作与地方势力和团体的关系;集体性、流动性的宣传工作与固定的、日常性的创作之问，的差别等等。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共10种，包括：劫夫、史轮、敏夫等编《战地歌声》(一);丁玲著《一颗末出膛的枪弹》;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技》;丁玲著《河内一郎》(三幕剧);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劫夫、田间、史轮等编《战地歌声》(二);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耍》;田间著《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丁玲著《一年》;史轮等著《白山黑水》。由生活书店总发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西战团”此期的创作、生活和工作状况。她除了主持“西战团”的工作外，(丁玲任“西战团”主任之初，心里不愿意，“说不出的懊丧”，“的确我曾写过点文章，但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剧唱歌，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灰，……但是我人就被说服了，拿了大的勇气把责任扔上肩头了”。《成立之前》，《一年》，丁玲著，生活书店1939年版)还编写了《西线生活》，撰写了三幕话剧《河内一郎》和独幕话剧《重逢》，以及，近30篇散文特写(主要收于《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全面展现了她从都市文人转变为肩负具体领导职责，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作家的经历细节。在相当程度上，丁玲这一阶段的经历和体验，也为之后，尤其是延安的创作高峰期奠定了思想、生活和经验的基础。(《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都有与“西战团”生活的关联和印记，写于1939年9月的《县长家庭》更是直接出现了关于“西战”的叙述。)
1937年随“西战团”在山西的丁玲
“西战团”成员史轮在《丁玲同志》一文中以许多具体事例描述了丁玲在“西战团”的工作状态，以及处理团内事务时的方法和态度。史轮如此评价，“就我个人的观察(诸同志们也一致承认的)，就是她和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事务人员一样地在——‘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样地在抗日工作中，在战场上，在集体的生活里艰苦地学习着。也就是——‘从实践中学习’着”，“我觉得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在史轮看来，丁玲是把“西战团”当作一件“活的艺术品”来经营的，支撑她如此孜孜以求的是“抗日高于一切”的信念，对此她比别人有更透彻的理解，“因为别人只不过做到在信仰上，把这个口号施用。她却更进一步地把这口号推广到生活上，工作中，思想里……即‘一切’之中了”。(史轮《丁玲同志》，《两线生活》，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生活书店1939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史轮和另一位“西战团”成员田间在《西线生活》中都撰文写到了“西战团”中的“生活检讨会”。史轮详细描述受批评者在检讨会上受到的冲击和折磨，以及痛苦转变的过程;田间则将“生活检讨会”的场景与珂勒惠支木刻《商议》中众人把脸扭向真理的场面相类比，对其进行了诗意化的描写。面对面的批评使人痛苦，但确也促人进步，“人是害怕批评的。但在大风沙里锻炼过的，一定能觉醒着”!(田间《生活检讨会底场面——凡是一个人物要批评别人他必须检讨自己》，《西线生活》，生活书店1939年版)
与此对应，丁玲这一时期的文章也有对“生活检讨会”场景，以及“西战团”中知识分子成员思想面貌的细致描写，诸如乐观、随和、能干，个性与流动性工作高度契合的马辉，为适应抗战宣传的团体生活需要而努力改造自己的田间，也有在“生活检讨会”上受到批评却始终摆脱不了“知识分子气”的王琪、天山。丁玲的描述、分析与史轮的观察、田间的自我认识具有深刻的关联，包含着40年代民族解放战争中优秀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一些共同的主题。
不过，无论是随部队上前线还是带领“西战团”活跃于城市/乡村、战地/后方，都是一种短暂的经历，这种短暂而强烈的经验给丁玲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其短暂，并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些经验要落实为塑造主体的因素，或者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可能还需要沉淀的时间或转化的契机。对于丁玲而言，经验的短暂、心境的起伏，既是外在要求所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却也符合了她内心的需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将“西战团”经历之后，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三八节有感》《夜》等，看作是这一转变期的停留、沉淀、怀疑、思索后的作品。
二、战争、“流动性”与主体的位移和重组
1947年底，受上海出版商春明书店之托，冯雪峰编了《丁玲文集》，并写了题为《从<梦珂>到<夜>》的后记。文集收入丁玲1941年前止的7篇小说，虽不完整，但也大致可以反映丁玲此期之前小说创作的成就。在这篇后记中，冯雪峰试图从丁玲的小说文本中概括其精神的蜕变历程。冯雪峰说，如果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与从《新的信念》到《夜》等一系列到延安以后的作品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极大的距离，这是“跟着人民革命的发展，不仅作为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实践者，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斗争中，改造和生长”而带来的结果。在后面这些作品中，丁玲开始“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对于人物，“必须在新的对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这新的世界的意识和所谓心灵，才能走得进去。并且必须拥有这个世界及其意识和心灵，才能够把这世界和人物，塑造成令人心惊肉跳的形象，用感动力而不是用概念或公式的说教，去感服读者，使他们也走进新世界”。(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原载《中作家》1948年第1卷，此处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从“意识和心灵”的再造，也即新的主体的再造，解读丁玲及其作品，冯雪峰可谓丁玲的“解人”。
丁玲到延安后，处在战争和频繁流动的条件和状态下，战争带来的组织化、军事化要求，流动状态下对经验和主体生成的冲击和重组需引起重视。需要强调的是，丁玲在战争环境下的流动，也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她并不总是处于简单的流动中，流动之后，还会有一段停留、稳定、学习、总结的时间。如1938年年中率“西战团”返回延安后，一直到1939年底，有一年多在马列学院学习;而1943年则几乎整年都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据现有材料披露，1943年也被称为“丁玲最难挨的一年”。这些较为安定但也并不平静的时间，可供丁玲学习新理论，反刍经验，总结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是进行创作的时问。这种流动-停留(学习、总结、“整风”等)-流动-停留的经历，对丁玲而言，是极为独特的，它对一种稳定性的主体状态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丁玲有脱离南京被囚的特殊经历，在40年代的“改造”乃至其后整个人生历程中，信仰和忠诚的问题一直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挥之不去，在不同的话语氛围和历史条件下，成为挑战和考验她的“利器”。丁玲进入延安，未经审查。1940年，她听到康生在1938年就说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便写信给中组部部长陈云，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同年10月，中组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认为丁玲被捕被禁南京期间，虽然没有利用可能条件，及早离开南京，存在问题，但“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一“结论”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可成为当事人的“定心丸”，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历史问题(也即对她的信仰和忠诚的质疑)一再浮现。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丁玲由于南京被捕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年8月，她补充交代了离开南京前，曾写过一个字条的材料。(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审干”并没有给她的历史作出结论，她仍然是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党校同学一起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1945年8月，其实有一个《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指出丁玲被捕后“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到延安后“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国民党被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但“整风后有进步”。但由于此“结沦”没有组织的意见和盖章，故不能作为正式的组织结论，也未与本人见面。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丁玲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前，曾找任弼时，提出“审干”中没有甄别结论该怎么办的问题。任除了鼓励她放心走之类的话，并没有做什么。丁玲去往河北之时，心理上应该还背负着这一沉重的负担。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相关当事人和学界已有颇多叙述和分析，此不赘述。与本文相关的问题是，信仰和忠诚在丁玲的“改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历史经历和记忆，为丁玲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在特定的时刻，甚至将信仰与忠诚的尖锐和残酷性推向极端。在丁玲自己的叙述和论述中，又是怎样从心理和认识层面上触及这一问题的呢?丁玲40年代的创作中，尽管没有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其作为背景无疑是存在的。丁玲这一时期塑造了许多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误解，背离了常人的理解和生活道路，但心中深藏信念的悲剧女性，诸如话剧《重逢》里的情报工，《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甚至《新的信念》里的老太婆，如果将丁玲自身的“历史问题”作为背景纳入进来，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1945年底离开延安时的丁玲，在经验、认识和人生阅历上，已不是初入延安时的状态。她再一次开始流动性的生活，但作为一位具有比较明确的专业意识的革命作家，她已不满足于流动状态下的碎片化经验表达，如果说“西战团”“一年”是其表达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开始阶段，之后延安的六年是她反刍、沉淀甚至表达疑惑、痛苦反省的阶段，再之后两年半的河北“过路”，则是在积聚经验，集中表达其转变后的“意识和心灵”。这一时段丁玲的努力是自觉的，也与经过抗战“惨胜”后，文学界一些自觉者力图以“较巨型”的作品来书写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同构性。
河北的两年半，丁玲本拟赴东北，是个“过客”，从张家口到阜平，从温泉屯到抬头湾再到宋村，丁玲也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流动的状态中。此时的丁玲，历经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磨炼，用冯雪峰的话说，“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已经有可能“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见冯雪峰1946年夏写给丁玲的信，此处引自《丁玲传》，王增如、李向东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同时，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党的工，丁玲参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队，在张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庄从事了大量具体的土改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土改工作、群众动员工作和写作交错进行、互相促进。如果说“西战团”时期的丁玲一定程度上尚是一位具体事务和群众工作的“生手”的话，河北时期的丁玲已是一位成熟的党的工，具备了“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的本事，而且特别能与村里的妇女尤其是老太太们聊天。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位党的工、一位力图通过创作表现新政治的最新进展的“老作家”，丁玲的创作也触及了新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土地问题、阶级划分问题、群众路线中干部的作用问题等，从而也触及了当代文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具体政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中，最终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桑干河》主要基于丁玲在河北，尤其是张家口地区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经验，当然也是其此前经验和精神积累的结果。写完《桑干河》后，张家口和冀中也成了丁玲的“文学根据地”，也就是说，一种流动的状态，在经验和主体上，仍然需要走向某种稳定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创作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多次返回河北，返回温泉屯，甚至在被打成“右派”，陷入人生低谷时，也有回到河北，回到“文学根据地”的想法。(1955年受批判以及80年代初复出后，丁玲都曾想回到河北，重续她的创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丁玲在河北的文学活动，正如她在“西战团”时的活动一样，是一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是扎根于大地的活的文学。
三、作为知识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内涵
《桑干河》一书的出版，曾一度受阻，丁玲后赴东北途中，在西柏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最终得以出版。(《桑干河》1947年8月基本完成初稿后，丁玲曾誊写了一份给周扬，请其提意见。但周扬反应冷淡，并无回音。两个月后，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批评“有些作家有‘地(主)、富(农)’思想。写起文章来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很漂亮，就同情地主富农”。对丁玲进行了不点名批评。见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与丁玲的见面中，毛泽东肯定了丁玲这些年的“成长”：“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并鼓励她：“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丁玲1948年6月15日日记。见《丁玲全集》第11卷。丁玲一直将毛泽东对她的态度视为一种策略性的保护措施，1944年7月1日，毛泽东看到丁玲写的《田保霖》，特地给她和欧阳山写信约见，这使处于整风后心理重压的丁玲大受鼓舞，丁玲认为，“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丁玲除了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出现之外，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她还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得到褒扬。1949年8月初版的《论知识分子改造》一书中，丁玲的《同青年朋友谈谈旧影响》被收作第一篇。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丁玲的大量文章和讲话中，都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的内容。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9年夏)、《“五四”杂谈》(1950年)、《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1950年7月)、《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1951年)、《谈新事物》(1952年)、《到群众中去落户》(1953年)等，甚至在一些谈读书、创作或青年恋爱问题的文章和讲话中，也大量涉及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现身说法，介绍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改造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把知识分子的改造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此处转引自《思想改造文选》(第一集)，光明日报社编印1951年版)不过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角度观察，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现代知识体系、现代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晚清到“五四”，新的知识人一直面临如何调整知识构成、调整与民众的关系，处理知识与实践、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关系等问题。20年代现代政党政治兴起后，知识分子更在现代启蒙与社会革命、“先锋队”成员与群众代表性之间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因而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丁玲的“改造”过程与这一历史进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用冯雪峰的话说，丁玲的精神发展肇始于“五四”脱胎而来的“感伤主义的绝望与空虚”，这种带着“颓废和空虚性质的东西”“固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却并没有拥有时代的前进的力量”，而要“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则须将“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与对“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结合起来。(丁玲《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中，除了与时代相关的命题外，又包含着自身经验而来的特殊的命题。丁玲自己归结为：如何处理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旧影响、旧趣味?如何认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具体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理解新政治下出现的新事物?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针对性和迫切性，需要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展开。
丁玲到达张家口后的首个重要公开演讲是1946年1月6日在“青年讲座”上的讲话《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谈的问题即是抗战以来左翼知识分子中一直思考和讨论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丁玲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出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中要起一种“媒介的作用”。这要求现代知识分子考虑“我们的修养和如何修养”的问题，比如要清除旧式教育中养成的一些思想，像帝王崇拜、权威崇拜，及由此造成的名誉、金钱、地位等对革命者的动摇，革命中的软弱和幻想情绪，以及清高思想等等。她认为：“我们知识青年最容易犯的是理智不强，感情脆弱，稍受挫折，便丧气灰心，一灰心，便无视现实。”由此提出：“我们必须向人民大众学习。向他们学习知识，也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丁玲没有直接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而是从青年的“自我修养”及“修养养成”的道路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在她这里，抗战以来从各种方向上形成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潮流中或隐或显存在的关于民众、知识分子的等级序列，也即相比于人民大众，知识分子的自惭形秽、“自我贬低”的叙述和心态并不明显;在丁玲这里，知识分子与民众仍处于一种相对的、辩证的关系中，知识分子要向人民大众学习，并成为人民大众的有机的部分，进一步，同群众结合后的知识分子还是可以承担引领者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丁玲说：“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写点小小的作品;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成为英雄人物。”(丁玲《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丁玲全集》第7卷)应该看到，在自抗战以后逐渐强化，并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成为某种政策的“知识分子改造”潮流中，丁玲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处在这个潮流中，但是作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高度自觉性的作家，她始终有自己进入这个问题的特殊角度，因而也无法为这一潮流所彻底囊括。
在这一问题上，丁玲显然与赵树理、柳青等有不同的取径。后者以自己家乡或与家乡相近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在对地域民俗、人情、语言、历史的了解乃至人脉关系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与丁玲这样的纯粹“外来者”具有本质差别。如果说赵树理和柳青是一种“回家”的文学，在丁玲这里，则是一种“在路上的文学”。由此，在深入生活和做群众工作中，丁玲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在这一问题上，丁玲体现了一位优秀作家和成熟的革命者扬长避短的能力：一方面，她施展了已经练就的“与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本事，通过与不同人的聊天，从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中，了解到村庄里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成的村庄的基本结构，通过张家口、冀中所做的新的群众工作，使得“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似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丁玲《一点经验》，《丁玲全集》第7卷)我们也可以说，丁玲的独特文学才能和革命工作的锻炼，发挥了“在路上的文学”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丁玲在具体工作中所做的是与人聊天、交农民朋友。在她的作品中，贯穿起来的是一个个的人物画廊和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也正因此，群众工作、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以及文学创作这三者之间得到了统一。丁玲对于这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的局限性也是有认识的，在一届文代会的书面发言中，她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在深入生活上，要有“较长期的生活，集中在一点”。过去由于战争的环境，流动太多，不可能在一点上长期深入生活，由于全国的解放，以后就有可能了。(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丁玲全集》第7卷)
丁玲写作和出版《桑干河》的纠缠和曲折过程已广为人知，除了外在的一些因素(如和周扬等的个人关系)，文学创作如何把握和体现党的新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内在制约因素。丁玲抗战胜利后不久进入张家口，此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将迎来全面胜利。无论是党的领导人、理论工还是文艺工，都面临着总结多年的革命历史经验，同时又要出台新的政策，并对新的政策提供理论和文学阐释与表达的迫切需要。应该说，丁玲对此是有相当自觉的，《桑干河》如冯雪峰所愿，是一部“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冯雪峰从现实主义和新的人民文艺的角度高度肯定了这部作品，而并没有回答“外间”对于它与一些官员脑中的“政策”思考相矛盾的质疑。这既是从丁玲创作小说开始即纠缠她的问题，也是深埋在当代文学史中的难题。具体而言，即是与当时的“阶级划分政策”的不尽一致，尤其是丁玲最有心得的黑妮和顾涌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丁玲曾告诉胡风，描写“新人物”不光需要生活、技巧，还需要对于党的政策的把握，自己在这方面“把握不住”。王中忱说：“丁玲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苦恼，说明作家投身群众斗争生活之后，还会遭遇许多新的问题，在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如何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政策轨道上来，并不像丁玲原来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解决。”(王中忱《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文学史之一章)》，《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丁玲在这一问题上的坚持和调整。在获知周扬、彭真等领导人对小说的意见后，丁玲又参加了冀中几个村庄的土改工作，但并未对小说人物设置和叙述做根本性的改动，只是将黑妮从地主钱文贵的女儿改为其侄女。这一坚持和妥协的背后，既反映了当时关于阶级划分的认识状况以及丁玲本人对此的经验和思考，也体现了丁玲在处理诸如阶级划分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的尝试性努力。中国革命中尤其是农村革命中阶级划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先有清晰的理论界定，再有明确的政策可供执行的过程，农村中的阶级划分问题，既是一个以土地占有、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认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变动性的政治力量密切相关的能动过程，阶级划分既是新政治的结果，同时也是新政治的构成，是一个政治动能的变动过程。(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村的阶级划分及其分析，参看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在这一点上，丁玲从一位成熟的革命工的经验、优秀作家的感受出发，深入了阶级问题的核心。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政策的制定本身，也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而且，政策的执行也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和调整的过程。丁玲在写作《桑干河》时，任弼时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报告还没出来，还没有富裕中农这一阶级成分，而关于地主、资本家子女与其家庭阶级成分在政策和意识上的认定问题，一直到50年代初仍是一个有纷争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丁玲通过《桑干河》小说的写作及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写作、文学写作的过程，也成为了制定和调整政策的组成部分。
关于“写政策”的问题，丁玲在文代会的书面发言中有进一步阐述，她谈到了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写真人真事，但不能满足于真人真事，而要有更典型、更完整的人物与事迹。她认为作家应该加强理论的学习，但“作家应该较一般工政治水平高，较当时当地的工有进一步的比较深刻的看法，他不仅能反映当时生活的战斗的情况，而且要指出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加以分析批评，对正确面，对光明面有无限的热情，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感化人，把人们的理想和情感更提高一步”。丁玲关于理论的自信，关于党的政策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看法值得注意。在谈到“五四”时代的文学经验时，丁玲有一个观察也颇有意味。她认为“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大半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这个问题以今天的标准看也许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情绪，有不解决不罢休之势。我们很强调作品的政治的社会价值，而今天我们作品里的那种政治的勇敢、热情，总觉得还没有‘五四’时代的磅礴……”相比于军事、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文艺反映现实未免落后。在丁玲看来，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创限于具体的工作中，缺乏从实际经验和工作中提炼出来的政治感觉和视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脑子里有一件东西，是当时当地一般干部都可以有的感觉、认识和经验，我们还没有养成我们自己的较深刻的，较敏锐的，较远大正确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能表现出比当时一般干部更高的政治思想来。”(丁玲《“五四”杂谈》，《丁玲全集》第7卷)也就是说，相比于30年前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文学的政治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到了50年代初反而减弱了，因为在后者那里，问题意识消失了，政治视野减弱了，作家成为了一般干部的“尾巴”。
在张家口期间，丁玲收到了冯雪峰的一封信，这是两人分别将近十年之后的一次重要通信，对于理解丁玲此一阶段前后的思想和工作状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冯收到丁玲信后的一封回信，丁玲在信中谈到了自己这些年的情况，谈到了自己的“进步”。冯雪峰在回信中谈道：“‘平静’是和‘热情’一样需要，无论写文，无论做别的事情。我们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否则，‘平静’往往是开始枯萎或停滞，对革命或创作的探求力、冲动性减退了的表现。……我相信你在长期的磨练中已逐渐达到了深广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够沉着和坚毅的缘故，我很羡慕，因而我觉得我们在个人方面说，都才开始走路。”(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据首次披露这封信的《丁玲传》说，这是至今发现的丁玲和冯雪峰的通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丁玲即是在这种“平静”下蕴含着“热情”的饱满情绪中，“沉着、坚毅而又深广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去的。当然，这种情绪和工作状态也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仍处在一种流动、充实的状态中。1948年4月18日，即将结束在宋村土改工作的丁玲在给蒋祖林的信中谈到，“这几年我东奔西走，常常下乡，生活较苦，心也不闲，但对于创作兴趣更浓，一生能写点，觉得才不惭愧呢”。这应该是一种真实心境的透露。冯雪峰敏锐地捕捉到了丁玲的这种状态，并认识到了这种心境和状态的重要性，要求丁玲给他寄近年来的全部作品，他“想写一篇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间的‘心’的经历”。这当然不仅是丁玲的“心”的经历，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十五六年间——从30年代一直到抗战结束——的“心史”。冯雪峰“心史”的概念非常恰当。因为这些年丁玲的转变和“进步”，不仅是理论学习和政治改造的结果，而更是一种经验性、身体性的体验。在张家口期间，她写过几篇纪念性的文章，在关于瞿秋白的文章中，她提到在上海的时候，没有理解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论述，经过那么多年的实际革命工作，才有真正的理解。(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丁玲全集》第5卷)可以说，丁玲是用自己十多年的文学实践和生命体验体会了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吁求和批评，她不只是从纸面上去理解的，更是从实践中去“身体性”地理解的。冯雪峰把握住了这一点，也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冯雪峰鼓励丁玲开始创作总结性的大作品。“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在这一点上，冯雪峰与毛泽东的意见有相当的一致性。1948年年中，在完成了《桑干河》的写作后，丁玲为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一事赴西柏坡，并征求相关人士对小说的意见。6月16日，丁玲致信陈明，引用了毛跟她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写‘母亲’，我了解土地……他并且说我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
4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流离，现代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都进人了一个创作的爆发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小说如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钱锺书的《围城》，以及赵树理、张爱玲的创作等;诗歌中穆旦的写作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戏剧中的郭沫若和曹禺的创作等。战争中的流散经验，逐渐沉淀为更趋近民间、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叙事，艺术上也表现出雄浑、沉郁或明快的特色，现代汉语也更趋成熟。冯雪峰之鼓励丁玲写作“总结性”的大作品，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作出的，丁玲也以其创作，汇入了这一大潮流之中。
在一届“文代会”书面发言中，丁玲还谈到了具体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下乡参加具体工作，同群众结合时，要与群众一同做主人，“我们下去，是为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要以工作为重，结果也是为了写作”。也就是说，在下去进行工作时，身份是一位作家干部，是为了“体验生活”而与群众结合，但作为一位干部，先要有把工作做好的态度和精神，以工作为重，甚至一度脱离作家身份，不过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写作这一目的上。这是一个不断进出、变换身份的过程，但其中有中心，有不变的基点。这一态度取向使她的群众工作有了着力点，有了作为“作家/干部”的特色。宋村是丁玲在河北期问，最后一个深入参与土改的村庄。陈明在回忆丁玲领导和参与宋村土改的经历时说：“丁玲在这个土改点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张家，进李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对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群众，总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财时，她比那些当地的干部还要熟悉当地的情况，谁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缘非常好。”(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这段叙述清楚地呈现了丁玲既作为土改工作干部，又作为作家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这段经历不仅让她对《桑干河》有了更大的自信，也为之后创作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奠定了素材和经验的基础。上文已谈到，丁玲在做群众工作时，其基本的工作兴趣和工作方式是关注人，与人聊天，关注人的命运。这与作为作家的丁玲的兴趣和关注点也是一致的。阅读《桑干河》及其续集可以注意到，作品的构成基本是故事和人物，其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及其变化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历史情境，更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在《桑干河》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写法更为突出。这种写作形式上的变化不仅与丁玲因对大众化的追求而产生的文学形式的嬗变有关，也与她在河北进行土改工作时的基本工作方式有关。
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
离开河北后，丁玲在1949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她在宋村结交的一位朋友——陈满。这位一生充满苦难的农村老太太是宋村土改中自发涌现的积极分子，虽然最终没能成为贫农团的小组长，但她与丁玲的交往却给了后者极大的冲击。这个人物与《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陈满不仅名字相同，经历也基本相似，而且，她的个性、言行也散布到了小说中的陈满和万福娘身上。丁玲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特殊深刻之处，即使在战争、革命的环境下，她那种特殊的女性的视角也没有磨损，甚至散发出别样的光芒。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丁玲写道：“到如今，当我每次脑子中有空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感情的时候，就会想起许多人们，而陈满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我现在还只能为她做些简单的记载，但这些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我总希望我能，使她们永远在一切人们的心中。”(丁玲《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关于陈满的记载》，《丁玲全集》第5卷)这就是她要在《在严寒的日子里》要做的工作。这些人物构成的画廊并不是路上的风景，作为“行走在路上的文学”，因为其特殊的感情和工作的连结，也活在了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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