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上半期是我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解冻中美关系和实现中日建交为标志，使中国很快实现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使得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扩大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交往。邓小平指出：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当年这种形势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动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对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当时的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美会谈的每一步，周总理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并得到毛主席的批准。中美会谈的方针等重大问题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中美关系解冻：知己知彼 刚柔相济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进而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也曾想与美方进行接触表达善意，但美国方面严格禁止他们的人与中国代表团有任何接触。尽管后来建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
1967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写道：
【“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
这篇文章在国内大参考上全文翻译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注意，就要周恩来也来看这篇文章。后来，周恩来就对一个美国记者讲了这个事。毛泽东通过这篇文章，观察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
果然，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就通过多种方式与中国进行接触，试探改善对华关系。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也在寻求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1970年10月1日和12月18日，毛泽东两次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毛泽东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来访“我相信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还向斯诺透露一个信息说：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来。”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愿望。外交部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同意接待。周恩来亦同意外交部的意见。毛泽东开始也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在夜里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他们来访。这就是至今还被引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的“乒乓外交”。周恩来4月8日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请示件上批注：“(邀请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应邀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次邀请被人们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4月14日下午，周恩来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记者。这是周恩来继1957年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后的第二次接见美国访华团体。与那次最大的不同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的精彩谈话，引起了世界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的关注。回答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关于嬉皮士的谈话，更是使世人耳目一新。第二天，几乎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都报道了周恩来的谈话。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周恩来对他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文称：“乒乓外交”不但使“中国改变了它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从暴风骤雨到阳光明媚”，而且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
◆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左一为周恩来，右一为基辛格。
为了接待美国基辛格和随后的尼克松来访，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于1971年6月末，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并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组由领航人员和接待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抵京，11日12时离京，在北京共停留48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多小时。他回到巴基斯坦的第一件事，是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意即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从开始准备基辛格访华一直到接待尼克松访华，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几乎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周恩来实际上是接待组的大组长。下面有航空的、地面的、谈判的、报道的、警卫的、公报的等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工作，周恩来都亲自部署，亲自落实。
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时在外国境内，从来都是乘坐自己的专机。但这次访问中国，却被要求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乘坐中国提供的专机。因此，航空小组与美国的谈判格外辛苦。周恩来对大家说：美国总统历史上从不坐外国飞机，这次到我们国家来访问，在我们的国土就应该尊重我们的安排，我们很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力量保证总统的安全。
航空小组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国的专机落地时甚至做到了分秒不差。尼克松说飞得好，服务也好。听到这两句话，周恩来很高兴，说这个机组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我非常信任他们。基辛格还说，在中国坐周恩来的专机是最安全的。
在周恩来的事必躬亲下，每项接待活动都在按部就班进行。但是正如俗语所言：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情况的变化，周恩来总是成竹在胸，知己知彼，显示出高超的外交艺术。
尼克松访华前，最担心的是毛泽东是否会接见他，一直想落实这件事。但在双方商定的日程表中，并没有列出这一项。然而，就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突然要见尼克松——此时后者正准备洗澡。周恩来马上赶到宾馆通知基辛格。基辛格本来还想“啰嗦”几句，但“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见基辛格：《论中国》)显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尼克松想见毛泽东的迫切心情，也非常清楚这次会见将会产生多么大的世界性影响，因而没有顾及到那些惯常的外交礼仪。这次会见结束时，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这句话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
另一个大的变化情况是，中美《联合公报》一度面临夭折。
从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到尼克松来访的四个月里，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的问题，中方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班子和美国以基辛格为首的班子，一直进行艰苦的谈判。其间有几次都快谈不下去。不过，等到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公报的框架终于形成。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和尼克松谈了两次，达成了总的原则。接下来是乔冠华和基辛格把所谈的公报内容形成文本。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文本。双方同意待尼克松结束访华前对外公布。
然而，当尼克松一行于2月26日到达杭州后，美方代表团中以罗杰斯国务卿为代表的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公报中的若干内容。尼克松感到很无奈，他对中方说，我们实在是很抱歉，有些问题还要重新谈。周恩来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于是，当晚中美重开谈判。但是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一度无法谈下去。乔冠华提出，我们不要发公报算了，就发表一个简单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应中国政府之邀到中国玩了一趟。但美方不同意，说他们回去无法交代。最后直到凌晨四点，双方才算达成了一致。
◆图为周恩来和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飞往杭州途中，乘坐的是周恩来的专机——伊尔18。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跟在后面，这在美国总统出访史上是罕见的。
但实际上，罗杰斯作梗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公报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他感到他这位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在这次访华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不但磋商公报没有他参加，甚至连毛泽东的接见都没有他的份。因此，对于那份在杭州修改后的公报，罗杰斯等人仍然表示不满意，并准备到上海再“闹”一番。在2月27日去上海的飞机上，周恩来获悉了这个情况。显然，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于是决定到上海后立即亲自上门拜访罗杰斯，解决这个意外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抵达上海后不到一个小时，周恩来就来到罗杰斯下榻的房间。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的总理会来拜访，房间里的人正在激烈地争论什么。当周恩来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全都楞住了，争吵声也平息下来。周恩来不露声色，客气地对罗杰斯说，罗杰斯先生，我来看看你。很抱歉，我一直没来拜访你，我太忙了，所以没有顾得上。罗杰斯也客气地回应。于是宾主就坐下来交谈。周恩来根本不提公报的事情，只是赞扬罗杰斯作为国务卿，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美关系的打开有很大的功劳。周恩来还指出，最初双方关系的改善是从文化交流开始的，民间交流乒乓球队访问什么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着，周恩来强调说，文化交流是多么的重要，人民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你们国务院是很重要的一块。罗杰斯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他应该做的。然后周恩来就说，我们应该谢谢你，中美之间打开这个大门，首先你这边同意了，才能够进行交流……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希望你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次谈话周恩来自始至终没有提公报的事情。但谈话后罗杰斯的情绪很好，再没有对公报提出什么“意见”。周恩来最后说：“待会儿我们四点钟见。”四点钟就是中美双方商定发布关于《联合公报》消息的时间。
章含之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参加了对罗杰斯的这次拜访。她认为，中美《联合公报》能够如期发表，周恩来的这次拜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外交上的突破，这体现于1972年的上海公报。首功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恩来。”】
中日建交谈判：坚持原则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严重障碍。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之间人民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1971年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对日本形成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此前历届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都宣告失败。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后，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当时的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1972年5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时指出，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我们欢迎。同年7月6日，田中角荣当选首相。他在首届内阁会议上说：
【“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与尼克松访华的磋商过程不同的是，中日双方的人民外交早已形成气候。正如田中自己后来说的，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1972年，田中角荣(右二)会见孙平化(右三)和肖向前(右四)。
1972年7月，以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应邀访问日本。剧团7月4日从北京出发，经由广州、香港，于7月10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在此旅途中，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田中出任首相。
7月1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随农业团访日，向孙平化、肖向前(时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负责中日建交谈判的联络工作)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田中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周总理针对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动地指出:孙平化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要“继续向前”。“平地起高楼”和“继续向前”，就是要在已有民间外交日积月累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下决心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以最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7月22日下午，田中内阁的大平外相，与孙、肖二人在东京举行秘密会谈。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田中首相的“密使”抵达北京。周恩来与竹入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针对日方外务省高官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强调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在第三次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默契，请竹入转告田中首相。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这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日本侵华战争责任、台湾归属、《旧金山对日和约》及其《日台和约》的合法性、还有钓鱼岛争议等问题。
周恩来请竹入向田中首相传话，我们不会要求赔偿，在联合声明中可以表明放弃赔偿要求。竹入听了后，感动万分，用颤抖的声音对周恩来说：“我找不出什么语言向你致谢。”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就确定可以放弃。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关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作的决定。”】
从事中日公共外交卓有功勋的“公共外交家”王泰平，在中日复交谈判前后那段时间一直被派驻日本工作。他后来指出，
【“田中首相正是在接到周总理关于放弃战争赔款的传话，了解了中方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宽大立场之后，才在短时间内下决心来中国的。如果未吃这颗定心丸，就不会那么快下定访华的决心。”】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
1972年8月15日下午，田中首相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两位。现任首相正式会见中国代表，是日本战后的首次。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会见中，田中说：
【“我已决定尽早访华。”】
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下午双方举行周恩来与田中的第一次限制性会谈。当晚中方举行欢迎宴会。
9月26日上午，在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大平外相的第一次谈判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用一个小时阐述了日方观点。他的观点大都建立在“法律”依据，即未经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以及与之密切的《日台和约》之上。例如，关于“战争赔偿的要求权”问题，日方认为在《日台和约》上已经得到解决。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写进《日中联合声明》，还强调希望维持与《日台和约》之间的法律上的一致性，等等。总之，比起竹入来华时的态度大有倒退。
姬鹏飞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日首脑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对田中在前一天晚宴会上将侵华战争采用“添了很大的麻烦”的表述提出了批评，指出，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接着严厉批驳了当天上午高岛益郎的“奇谈怪论”。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高岛条约局长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大平外相关于‘日中建交，日台之间就要断交，日蒋条约自然失效’的说法，我们可以同意(按日方说法，条约是日本国会通过的，政府不可推翻——引者注)。但如果把‘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拿来作为依据，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们可以在日本承认中国的‘复交三原则’基础上照顾日本的困难，不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日台条约，但不能要我们承认日台条约，更不能说蒋介石早已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污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周恩来的义正言辞，使日方受到很大震动。日方连夜研究出一个日方妥协的极限方案，并逐条写出要点提交给中方。这样，才使后来的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197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是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的表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方要求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发布后再就台湾问题进一步阐明立场。大平外相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作了说明，表示“日台和平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根据中方意见，载入联合声明，排除了高岛局长的“奇谈怪论”。田中和大平都提到中国在“不幸战争”中所受损失巨大，但中国把怨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日联合声明的达成，对中国而言，除了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外，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样摆在重要的位置。后来有些人质疑在诸如“战争责任”“战争赔偿”“钓鱼岛”等问题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隐患”。但不要忘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是平等互利的，是不可能只有一国完胜。双方谈判水平的高低，只能从战略高度的得分来检验。现在再来回顾这个文件，完全可以领悟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度政治判断力和战略远见。特别是放弃战争赔偿，除了为中日建交迅速完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争取日本民心，借力日本经济实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舆论对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这一条尤其强烈，纷纷赞扬中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在感动之余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对中国给予经济合作。中日建交为本来比较活跃的中日经贸关系增添了新的活力。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7年6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立刻感到要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外部的资金援助。当时发达国家中，虽然中美关系解冻，但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可能指望他们。而处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第二的日本，则有很大潜力可挖。于是亲自于1978年6月访日，不失尊严地寻求日本的支持：一方面对“日本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表示赞赏，一方面宣告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希望日本在经济方面扩大合作规模。1979年，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宣布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基金(ODA)(内含小部分赠款)，这对当时资金十分紧张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983年11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中国现在缺乏资金。”中曾根说：“为了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本政府将从1984年度起向中国提供第二批贷款。”邓小平还指出，日对华的资金援助同样会使日本受益很大。日本对华的ODA一直持续到2007年才基本结束。
确实，日本从对华的ODA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不过，如果我们再看看今日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当年中日联合声明谁家的战略眼光更远一些吗?
顺便补充一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亲历者林丽蕴于2013年回忆：
【“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后来日本有所改变，提供了资金——补注)】
另外，林丽蕴的回忆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即田中到达北京那天晚宴会所说的“添了麻烦”。由于当时田中的翻译是在台北学的日文，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译成了“添了麻烦”。当然，即使是“伤害”，田中的用词还是不够诚恳。但是，他后来对于周恩来的批评，表现的态度还算是可以的。因此，周恩来后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最后提一下，有感于中国领导人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贡献，田中角荣称毛泽东为圣人，周恩来是日中邦交之父。中曾根康弘称周恩来为日中邦交的恩人。
至于今天中日关系的低潮，还有日本右翼的泛滥，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方面的立场仍然还是以1972年的联合声明为基准。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个联合声明以后，中国国力日益强盛。而日本逐渐偏离了这个联合声明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有些日本人在看到中国崛起，嫉妒焦躁之情难以抑制，因而指责中国人忘恩负义。这不更能说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的政治判断和战略眼光的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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