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是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中的坚强战士杨琳(秦邦礼)诞辰110周年。提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地下情报、地下交通、地下军火运输等惊心动魄的传奇场面。因为隐蔽战线斗争，是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革命战争时期，由隐蔽战线的地下尖兵们为党开创实业经济的伟绩却鲜为人知。总部设在香港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家对外贸易机构。从1948年12月正式挂牌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70年的不平凡历程。不过，华润公司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38年成立的一家名为“联和行”的小小的贸易商号，这家商号的老板叫杨琳，也是10年后华润公司的首任董事长。
两根金条办起党的红色生意
杨琳又名杨廉安，真名秦邦礼，是曾为党内负总责的博古(秦邦宪)的亲弟弟。秦邦礼1908年8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比秦邦宪小1岁。两人从小就在一个班读书。1916年父亲因患肺结核去世，当时秦邦宪才9岁，秦邦礼8岁，妹妹秦邦范6岁。由于失去了直接的经济来源，一家只好卖掉房屋，暂住在族叔家中，靠田地及遗留的存款放债为生。1922年，14岁的秦邦礼为了资助哥哥和妹妹读书，主动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工。不久，秦邦礼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担任执行委员，并与无锡党组织的高文华建立了联系。
1927年11月，作为进步青年的秦邦礼参加了严朴(又名严达人)领导的无锡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残酷镇压起义者，以“暴徒”的罪名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秦邦礼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亲戚庄千禄的介绍下在一家小店铺里做起了店员。秦邦礼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由于细心聪明，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的有声有色。这为他以后开展党的红色实业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少年时期的秦邦礼。
为了进行情报收集和保护党中央在上海负责同志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1931年4月，随着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周恩来、王明先后离开上海，分别去了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博古临危受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陈云接替周恩来成为新特科的负责人。由于特科人员已经大部暴露，随时都可能被捕，陈云决定启用新人，设立新的联络点。博古就把自己的弟弟，时年23岁的秦邦礼介绍给了陈云，要弟弟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一个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进步青年，是十分光荣的。陈云一方面大胆使用，一方面精心培养，让秦邦礼在工作中接受考验。秦邦礼也不负众望，多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931年冬，经严朴和顾初介绍，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上海原有为党提供掩护的店铺已经不能再使用，因此需要重新寻找做掩护的联络点店铺。1931年的一天，上海南京路附近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里，两个男子夹着烟斗在商讨重要问题。这两人之中，年长一点的人是中央特科新负责人陈云，年轻一点的便是秦邦礼。陈云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两根金条交给秦邦礼。秦邦礼此次所接受的任务就是以这两根金条做资本，为党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筹集经费。
很快地，秦邦礼用陈云给的这两根金条，迅速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米店，把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来出售。这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这个店铺，党在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米店很快就赚了钱，秦邦礼又开了一家家具店，供党组织开会使用。一次党组织开会途中突然遭遇国民党警察的搜查，开会人员将文件放在使用的家具中，并把事先准备好的麻将拿出来，做成一副刚刚在打麻将的样子。由于家具有特制的夹层，国民党警察并没有查出什么有用的资料。等国民党警察走后，秦邦礼借“家具要维修”的名义，派人将家具搬回家里，从而保全了会议的重要资料。米店和家具店一方面为党的工作提供掩护的场所，一方面又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秦邦礼采用滚动发展的办法，在一年之内先后又开设了糖坊、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这些店铺既可以作为联络站，又可以出面“打保单”，营救那些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员。
党中央秘密交通线的重要负责人
为了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交通，保障交通线的通畅，陈云又派秦邦礼去汕头开店。秦邦礼拿着陈云给的经费，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当时从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东，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路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三段，大埔以上全是水路，以下则是山区，为了安全有时还要徒步走山路，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原来的交通站暴露以后，在汕头的中法大药房就成为秘密转移党员和交换文件的重要交通站。秦邦礼办的店铺主要是为了掩护传递情报、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接送苏区领导干部、购买苏区紧缺物资，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
◆秦邦礼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作出决定，将临时中央部分重要干部和机关人员迁往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刘少奇等，第二批是张闻天等，第三批是博古和陈云。秦邦礼多次往返于上海和汕头之间，护送党的负责同志前往苏区。据资料记载，经由这条线路进入苏区的党员干部达到2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林伯渠、李维汉、陈赓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其中护送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过程可谓富有传奇色彩。由于李德是德国人，外貌特征很显眼，路上不断遇到盘查。因此要把李德安全护送到苏区，秦邦礼就需要不断为李德的身份做出变化。首先秦邦礼把李德扮装成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到汕头，并安顿到汕头的中法大药房。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又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待到大浦后又将其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避开了多次国民党军的盘查，成功完成了任务。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5月31日，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组织，同时寻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后，与留守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无法展开工作，指示陈云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党所处的困境并希望得到下一步指导。1935年秋，陈云同曾山、杨之华、陈潭秋、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一行乘坐苏联货轮，由上海到海参崴，再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他们抵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会见了陈云一行和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一行还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礼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准备迎接共产国际的代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原计划无法实施，中央指示秦邦礼卖掉店铺回到延安。回到延安的秦邦礼在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由于留学苏联的经历，组织决定让秦邦礼担任马列学院的教师，教授《联共(布)党史》。
为党在海外建立第一家红色实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蒋介石允许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其认可。1938年1月，党中央决定派廖承志等人前往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延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找秦邦礼谈话，让其前往香港开设公司，为掩护和协助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按照组织安排，秦邦礼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取经费，再到香港。所以，他也成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最早的成员之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地点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粤华公司”，主要负责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用来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
◆秦邦礼（右三）与其亲属一起合影。
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将其顺利运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由于秦邦礼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典型的一副儒商派头，加之又有在上海经商的经验，后来又留学苏联，会讲几门外语，因此这项隐蔽经商的任务就交到他的手中。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在1938年夏秋之交，秦邦礼开办了“联和行”，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为三万港币，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质上是秘密采购苏区紧缺的物资。联和行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这家公司更像一间私人公司。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同时，秦邦礼还有一个电报用名，叫杨琳。联和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香港采购陕甘宁边区急缺的西药、发电机、汽车配件、电信设备等物资;接收运送华侨捐助给八路军、新四军用于抗战的物资和钱款;保持与以粤华公司为掩护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
1939年3月13日，香港英国警察突然查封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粤华公司”，中共代表廖承志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接收捐赠和转运的事宜都落到了秦邦礼手上。为了分解他的负担，何香凝女士介绍美籍华裔女青年黄美娴给秦邦礼当助手。黄美娴的父亲是美国加州商会的主席，曾热心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香港侨界很有影响力。黄美娴能讲上海话又精通英语，其叔父更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的厅长，更加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秦邦礼和黄美娴之间互生情愫，1944年中共南方局批准了秦邦礼和黄美娴的结婚请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完全沦陷，秦邦礼在很短的时间里将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海外，未使他们落入日军之手。随后，他按照组织要求于1942年10月抵达重庆接受新的任务。到达重庆后，秦邦礼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撤销除去重庆和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由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没有暴露身份，1943年春周恩来指示秦邦礼以侨商身份为掩护，在华南一带继续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将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分批运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要求他“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秦邦礼回到广东后，将公开姓名从杨廉安改为杨琳。从此，杨琳这个名字成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并一直沿用到去世。
抗战结束后，1946年秋杨琳被召到上海，接受周恩来赋予的新任务：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回到香港后，杨琳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
联和进出口公司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贸易活动。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陈云、萧劲光等在南满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使在东北的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陈云回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财经工作。东北有可供出口的粮食，但是缺少工业设备和生产原料，因此陈云提出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设想，并指示杨琳组建海上贸易通道。杨琳利用过去多年在香港的关系，组建了解放区与香港的货运通道，将解放区熔铸的金条兑换成美元和港币，用以采购解放区所需的物资。
1947年11月打通的香港与东北的海上贸易通道，让联合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和营业额都在不断增加，其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
此时，杨琳等人考虑到公司已经不是他们几个人的生意，所以将“联和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表示由中央直接领导管辖，还代表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全体员工鼓掌赞成。会后，杨琳向中共香港工委作了汇报。经港英当局注册，1948年12月18日，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同时，中央决定将党在香港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并在此后又陆续将党在香港的几家贸易机构全部归于华润旗下。1950年夏，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16个单位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杨琳任主任，同时兼任华润公司董事长。
◆秦邦礼（前排右一）与夫人及秦邦宪夫人张越霞（后排左一）、妹妹秦邦范（后排左二）。
1948年4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移至晋察冀解放区。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5日，客居香港的各界民主党派的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达解放区人民，表示拥护五一口号，愿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因此，中央决定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联和进出口公司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即香港——朝鲜——东北，以押送猪鬃、大豆和皮毛等货物为掩护，秘密护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杨琳承担了这一重任，先后分四批将客居香港的350多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秘密运送到解放区，确保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
新中国对外贸易工作的重要负责人
195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贸易部(今商务部)，华润公司同时也交由外贸部管辖，杨琳奉命回到北京，出任外贸部综合计划局局长。1955年，杨琳被派往印尼，担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1961年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筹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杨琳出任外经委副主任(副部级)，主任由方毅兼任。但由于方毅负责援越工作，经常在越南，实际上外经委的日常工作由杨琳主持。1966年方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为了保证外经委的正常运转，杨琳不得不每天加班加点，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做，还要参加外事活动，并随时准备向总理汇报情况。因此，杨琳一度因劳累过度而住院。
1968年春，造反派以“特嫌”的罪名将杨琳隔离审查，杨琳与夫人黄美娴被分别隔离，与家人失去联系。1968年冬的一天，杨琳的女儿秦文去医院看病。秦文在华北局计委工作，她知道计委和外经委的定点医院都是北京人民医院。她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在医院查找到了住院记录，果然有父亲的名字，喜出望外的秦文马上跑向父亲的病房。在一个10人间的大病房里找到了父亲。杨琳看到女儿很高兴并告诉她，门外有人看守，不能久留。在急切询问家人的情况，尤其是小儿子杨伟的情况后，非常严肃的对秦文说，“记住，我不会自杀。”杨琳这样告诉女儿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文革”时期，自杀的人很多，死后定罪大多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的老战友已经好几个因不堪受辱而先后自杀。没过几分钟，看守就发现了秦文，把她撵走。这是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杨琳。
◆秦邦礼
1968年12月10日，杨琳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当天邱会作召集隔离审查的高干们开会。散会后下楼的时候，杨琳走得比较慢，有人从后面用力推了他一把。杨琳摔倒后滚下楼梯，头磕在楼梯拐角处，当即昏迷，送进医院后死亡。就这样杨琳带着“特嫌”的罪名，带着头上的伤痕，更带着心灵上的伤痕，突然间离去，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没有任何亲人在场，甚至没来得及对医生说“我是被迫害的”。
因为“特嫌”罪名的缘故，杨琳一家人都受到牵连。1969年秦文去了五七干校学习，她的哥哥和二弟在新疆，小弟大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延安锻炼学习。1973年外经委曾试图为杨琳平反，但最终没有成功。
1974年秦文回到北京后，由于知道父亲1938年至1949年在香港工作期间主要受周总理的领导，便想到给总理写信。但由于总理病重，秦文并没有立即给总理写信。1975年春，总理突然病情加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秦文还是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为父亲杨琳平反。病中的总理收到信后，在医院亲笔批示：酌办，并签下“周恩来”三个大字，把为杨琳平反的事交给复出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1975年7月，经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签批，杨琳的冤案得到平反。1975年8月21日，外经部为杨琳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他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悼词中写道，“杨琳同志虽然逝世七年了，但是当我们回忆起他的革命精神时，无不感到沉痛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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