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达斡尔族老人的东北抗联经历
孟德仁口述 那顺宝整理 全根先编校
编者按：东北抗日联军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第一支中国人民抗日武装。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坚持战斗长达14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东北抗日战争后方基地，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决定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这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面是讷河、嫩江游击区，西面是外蒙古，北面是苏联，南面与八路军冀热辽根据地临近，加之有大兴安岭茫茫林海作为天然屏障，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敌人统治相对比较薄弱，十分有利于部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2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组建了龙北指挥部，由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任指挥，王钧任政治部主任，并于当月率120余名战士越过冰封的嫩江，来到莫力达瓦旗(以下简称莫旗)北部的小库木尔屯。这是抗联部队第一次进入莫力达瓦。此后，部队在阿荣旗、博克图、鄂温克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牵制了敌人对其他东北抗联游击区的进攻和围剿，为建立大兴安岭地区抗日总后方做出了重大贡献。孟德仁老人当时是抗联部队的向导和情报员。本文摘录于莫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莫旗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所编《东北抗日联军在莫旗活动史记》(内部资料)，由孟德仁口述、那顺宝整理。编辑此文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校注，略有改动。——全根先
全根先(右二)与亲友在莫力达瓦旗郭尼村东北抗联纪念碑前
1937年，我和爸爸在卓罗尼山(今莫力达瓦旗西瓦尔图镇境内)打猎。一天，来了三个汉族人，说是在山里走迷了路，就在我们的阿那格(打猎时住的窝棚)住下了。我和爸爸白天打猎，他们给烧火做饭、放马，什么东西也不丢，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他们住熟了以后，就跟我说，以后我(们)有事找你们能帮助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来我都帮助，并告诉他们我家住在小库木尔屯(今小库木尔村)，从前面数第二排房子就是我家。有事就找我，保证帮忙。他们住了几天说有事要走，当时说是去江东有事，并告诉我过几天就来，不要到远处打猎。临走时，我们给他们带了一些狍子肉。
冯治纲
此后过了不长时间，一天晚上，这三个汉族人又到了我家。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锯、斧子等东西。我家当时就给煮了手把肉、烫上白酒，让他们三个饱餐了一顿。饭后，领头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说：“我姓冯，叫冯治纲[1]，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红军)，到这来的目的是执行北满省委和抗日六军党委的决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抗日的政治宣传，开辟敌后根据地。我们先来就是摸清情况，为大部队的到来做好准备。”我父亲对红军早有耳闻，对冯治纲说：“早年我到齐齐哈尔，就听说过你们纪律严明，专打日本鬼子，对群众寸草不动，对我们少数民族也很有礼貌，是我们信得过的军队。你们来，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尽管说出来。”
以后，他们住了很多天，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冯治纲等人送到敖巨阳(已去世)烧炭的窝棚去住。我还去我舅舅家借了几匹马，给他们几个骑乘。白天，我穿上皮衣，背上猎枪，骑上马，打扮得和平时打猎一样，领着他们翻山越岭看地形，画地图。冯治纲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都写成材料。这次了解情况，我们先后到了北边的何沃日哈里(罐子沟)，南边至边壕的冯家圈子等地方。有时我们就住在山上，点起篝火，吃狍子肉。冯治纲就在这里给我讲一些抗日的革命道理，我们一定能打倒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中国。
冯治纲来后，了解情况的目的基本达到，决定返回江东讷河县。由于连日在山上转，他们累得不行，我父亲让我送他们过江去。我父亲对冯治纲说：“我们是世代的猎民，这个地方的山山水水在我们心里装着呢，哪个山有几棵树、几个野兽都清楚，你们以后再来，还到我们这。”冯治纲高兴地说：“我们进军呼伦贝尔有希望。”雪夜，我备了四匹全鞍马，带上干粮，连夜启程。从小库木尔屯出发经哈叉密(三股道)，到了嫩江边上的郭尼屯(今莫旗登特科镇郭尼村)。因当时在郭尼前面的多西浅、登特科都有伪警察驻守，这条路比较安全一些。一夜几十里的奔波，人困马乏，我们在郭尼找了一家吃饭、喂马。吃完饭，要过江时，外面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说我们是土匪，因四匹马备着马鞍子拴在门外。当时我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们听了后说是认识，才将我们放行。在嫩江边上，我们就要分手了，冯治纲说：“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队伍就要过江来了，部队一来就要粮食、马匹等，这一切就靠你们了。”说完，他们就过了江，我们哭着分了手。
1939年冬，冯治纲带领部队过嫩江，来到了我们小库木尔屯。部队一进屯，冯治纲先到我家，并向父亲和我介绍了王钧[2]、王万俊等抗联同志。冯治纲、王钧来不及休息，便说屯子里一下来了这么多背枪的人，群众会有想法，得马上开一个大会，向群众宣传一下我们的来意。我父亲和我及亲属马上通知了全屯人。部队在屯里打开红旗，屯里人知道后，都朝插着红旗的地方聚拢来。在屯子的一个土堆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上，王钧讲话。他大声地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打倒日本鬼子来的，我们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不管达斡尔人、汉人，都是一样受苦的。(只有)打倒日本鬼子，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全屯男女老幼几百人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会议散后，部队分到各家吃饭，喂马。 一进到各家，战士们又是打水，又是劈柴，打扫院套，为各家劳动。大家一看，确实不像乱七八糟的旧军队，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还从来没见过，因此各家都拿出最好吃的招待了抗联队伍。
王钧
冯治纲、王钧、王万俊等同志，都到我们家去吃饭，指挥部就设在我家。一进屋，我奶奶给老冯他们让座，请他们抽烟，又端来酸牛奶请他们喝。吃饭的时候，端上野猪肉和小米饭请大家吃，他们吃得都很香。饭后，冯治纲对我父亲说：“孟大爷，德仁弟和我们岁数差不多，你老人家对我们这么热情，王钧、王万俊和德仁拜个弟兄。”我父亲同意。用达斡尔族的习惯，我父亲倒上酒，我奶奶点上香，我们三个先后举杯敬了天和神，又敬了长辈。当时，王钧二十六岁，排老大;王万俊二十二岁，排老二;我十八岁，排老三。王钧和王万俊说：“为打日本，我们生死与共。”我说：“谁要是有坏心眼，谁就被枪子打死。”因冯治纲常来常往，和们已经熟悉，早已和我兄弟相称，因此没参加这次拜把子。
指挥部在库木尔休整了两天，夜里就向南出发了。我随队出发，成为抗联的一名成员，为他们作向导。当时，还有我叔叔孟寿海、鄂温克族叫沃包特克的两人送部队南下。他俩把部队送到乌尔科屯(今莫旗尼尔基乌尔科村)后，连夜回屯了。以后，部队又到了冯家围子和王家炉屯，在这里群众很热情，我很快就筹集到了十多匹骑马，都是老洪头家的马，后来过诺敏河时有几匹不肯过江，只有几匹带过了江，其余只好在江边放掉，让它们返回屯去。
离开王家炉屯后，部队继续西进，1939年腊月来到了格尼河(诺敏河支流，在阿荣旗境内。)西的太平庄(村)。一到太平庄，部队就把警察所包围并缴了械。正当对警察进行训话的时候，从屯外跑来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位达斡尔姑娘，她的名字叫雪珍，是西路松屯(属莫旗阿尔拉镇)人，是我的一个姐姐。她来到后告诉我们，西南方向来了一队警察。部队闻讯后，迅速撤到屯东的山坡上，占领制高点。雪珍也立即骑上马，返回了屯子。前来的警察队有二十多人，全部骑着马。冯治纲和王钧了解到警察队里有少数民族，为了部队今后活动的方便，不使少数民族发生反感，决定先进行政治攻势。但是，警察还是先开了枪，做宣传喊话的祁付宫壮烈牺牲。仗打起来了，冯治纲、王钧仍交待战士们不准打人，只准打马，并用机枪压制对方火力。冯治纲、王钧亲自率领马队从两侧发起冲锋，把警察包围，并缴了械。然后，冯治纲、王钧给他们讲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留下枪支、弹药、马匹，把人全部释放了。通过这一仗，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真佩服他们的肚量。
腊月的一天，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中游的五架子屯，天要快黑时进的屯。冯治纲、王钧召集群众开大会，我们正烧火做饭，岗哨来报说，来了大队日本鬼子。部队赶紧集合，捞出半熟的米饭，撤到后面的山上。还没上到山顶，鬼子就用大炮射击我们。由于天黑了，日本鬼子没有追击我们，我们撤到远一点的地方吃了饭，宿了营。第二天，部队往西南方向运动，因天黑不知敌人兵力的动向，先派出尖兵探路。当行到三岔河附近的炭窑窝棚时，天已傍晚，我们在一座山上往上看时，远处有阳光被玻璃反射的亮光。冯治纲说，前面可能有人家吧。我们说，在这深山老林里哪有玻璃，肯定是日本鬼子的汽车玻璃。但是，冯治纲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带领一个战士前去察看，刚要上到山顶，就和日本鬼子遭遇了。冯治纲和一个战士边打边往回撤。但是，由于敌人人多火力猛，我们没营救成。冯治纲壮烈牺牲了，全体战士都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出来，打枪时准星也看不见了。这次遭遇战，打得很艰苦，我们骑的马也被打死了不少。当时王钧考虑到部队数倍于我，久战不利，便又撤到查勒巴奇山坡(阿荣旗境内)过了一宿。这时候，我捎信给家里，(要他们)送马和米。第二天，在王钧带领下，我们又返回冯治纲牺牲的战场，没有找到遗体。据老百姓说，被日本鬼子用汽车拉走了。
部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一连打了许多战斗，最后向西冲到博克图[3]、巴林[4]一带，才得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在部队西进途中，我叔叔孟松海、孟寿海及时地为部队送去了五匹马和三袋子小米。在三岔河的战斗中，马匹减少不少。在深山老林中行军打仗，没有马匹是非常困难的，这五匹马为以后行军打仗起了不小作用。
部队转到博克图、巴林一带后，王钧派我下山了解情况，因我通晓蒙古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本身又是少数民族猎民。我穿上平时打猎的装束，一边探听敌人的动向，还一边为部队购买马匹、粮食等物资。为了使部队及时掌握敌情，我探听到情况后，马上返回，因此多半是日夜兼程的。
经我侦察了解，这一带有很多日本人经营的木作柜房，也叫协和公司。我汇报情况后，王钧决定攻打几处柜房。这样，我们接连攻下巴林、博克图、穷棒子沟、卧牛河等十多处柜房，消灭了不少敌人，得了很多的给养和现金。
从这一带，部队又转到阿荣旗西北边的山里一个叫野猪窝棚的地方休整。到了1940年3月份左右，王钧决定率部队返回江东，向军部汇报情况，听候一下步指示。临行前，王钧对我说：“三弟，你留在家乡，一方面照顾年迈的双亲，一方面继续摸清各城敌人的情况。部队剩余物资要保管好，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有什么情况，可到讷河找北龙地委方明玉[5]联系。”之后，我把一些物资安置完后，把快枪换成猎枪，取近道向家乡返回。
在回乡的路上，碰上了打猎的鄂伦春族的霍毛(已去世)。当时他正在追赶一群野猪，我迎头截住猪群，一连打倒三口野猪。霍毛走到跟前看着倒地的野猪，连说“爱莫日根”(好猎手)。因此，他执意要我到他家住几天。当时我知道他给日本人干事，有些犹豫，但考虑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对今后部队的进驻是有好处的。
在他家住了几天，我了解他虽为日本人干事，却是出于无奈，对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也极为不满。一天，我们一起吃肉喝酒，他说：“听说达斡尔有一个姓孟的为抗联服务，领着抗联使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并说：“谁要抓到他给五百元现大洋。”我一看，争取他的时机已到，便大胆地说：“我就是那个姓孟的。”他一听，怔了半天，随后看我，摇头说：“你骗我，你不可能是。”我给他讲了在太平庄、三岔河等地的战斗，他这才相信了。我说：“你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去吧，还能得到奖赏。”这时，他爱人说：“他是个好兄弟，可不能坑他。”霍毛沉思了片刻说：“你到查勒巴奇我弟弟家吧，那安全一些，我给你写封信，保证热情接待你，决不会拿你当外人。”
我带着霍毛的信，骑上马奔查勒巴奇去了。霍毛的弟弟拉帕提(已去世)是个体格健壮、血气正旺的青年。见到他哥哥的信后，他说：“好，你从今后就是我表弟。”从此，我就改名换姓，自报鄂伦春人。半个月后，霍毛来了。经他们介绍，又认识了鄂温克族的涂瑞川(已去世)。经我提议，我们四个人结成了把兄弟。从此，为部队又增添了耳目和落脚点。
1940年9月份，抗日联军再次进入呼伦贝尔，是由王明贵[6]、高禹民[7]政委、王钧带队来的。我闻讯后，立即从查勒巴奇出发找到了部队。见面后，我们互相问候，都很高兴。我向领导们汇报了这几个月的情况。当汇报到我在鄂伦春部落中建立了联络网和落脚点时，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同时对我有家不能回，表示慰问。
孟德仁(左)
这次进驻，当部队来到阿荣旗境内鸡冠山时，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大战。日本出动了飞机轮番轰炸，加上大炮、重机枪射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天黑时部队才撤出战场，转到五马架。日本鬼子随后也追到了五马架，在这又打了一仗。这两战，我们打死日军的一个军官和很多日军。我方高禹民政委等为掩护部队转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日军这次的企图，是想拖住部队准备全歼。王钧等看出敌人阴谋，决定撤出战场，向西往巴林、绰尔河(嫩江支流)敌人兵力弱的地方前进。在前进的途中，又与围追堵截的日本军打了几仗。边打边走，翻过兴安岭， 来到鄂温克旗境内。当时王钧说往南打，有可能的话，打通与中央的联系。部队一直前进到伊敏河源。由于白俄[8]和蒙古骑兵的尾随干扰，无奈又从绰尔河源返回。途中白俄和蒙古骑兵一直尾随不放。部队决定反击。一天夜里，我们偷袭了他们的宿营地，打得他们懵头转向。袭击之后，部队连夜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大西尼气(现隶属牙克石市图里河镇)后，我们扎营做饭，准备休息一下，岗哨发现他们又尾随上来了。我们主动出击，趁他们立脚未稳，就给了沉重的打击。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我们马上继续前进。到了阿荣旗境内的阿塔山坡，我们才摆脱了敌人。
在这里，部队休整后，顺边壕行军，从休日托尔苏(村)过嫩江回到了江东。我送走了部队，从登特科屯(现属莫旗尼尔基镇)处骑马浮过江。刚过江，我就遇到了瓦克山，他当时是警察。他把我带到家，问我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送抗联去了。我看隐瞒不了，便直说，是送抗联去了，你是警察，把我抓起来吧。他却说：“你不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我怕你在外边走被别的警察抓到就没命了。现在正悬赏要抓你呢。在我这住几天，等外面平静了你再走。”我在他家住了几天，给他打了几只狍子。他告诉我，以后在这碰到什么麻烦，找他帮忙，千万不要乱跑。一天夜里，我骑上马，离开他家，顺原路经哈叉密、乌尔科回到阿荣旗拉帕提家。
部队这次回江东前，王明贵、王钧仍叫我留下，继续广泛建立落脚点，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在这段时间里，经拉帕提、霍毛、涂瑞川等，又认识了鄂伦春头人盖山(已去世)。白天，我穿行于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搜集敌人的情况，夜晚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我先后去了博克图东沟等地了解敌情。这段时间的侦察工作，为以后部队攻打日本人经营的二十六号和七十四号木作柜房打下了基础。
1941年冬，在阿荣旗境内查勒巴奇，我听说部队已到了巴彦旗(现属莫旗)境，我兴奋得一夜未睡好。第二天，我骑马去迎接部队，在阿塔山坡找到了部队。部队从此出发，到了博克图附近。一次，部队派出几个战士到附近侦察，在一处炭窑窝棚，由于说购买子弹而暴露了目标。到第二天，这些战士还没有归队，我们估计肯定出了事。部队马上集合前去接应，战士们刚到炭窑附近的南山坡，就和日本兵和伪警察碰上了。我操起机关枪就打，一梭子子弹没打完，机枪的撞针断了，我又操起身边的“三八枪”，连连向敌人射击，打倒了不少敌人。部队在王钧带领下，发起了冲锋，和敌人展开白刃战。我也冲上前去，去抢敌人的一挺机关枪，不料旁边被击昏的敌人突然向我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我膝下，骨头也受了伤。这一次战斗，我们又缴获了敌人不少枪支、弹药和马匹。
部队打完这场战斗，继续前进。到了博克图一带，王钧派我前去侦察。由于前次我到这一带侦察过，这次我很快了解到二十六号柜房日军兵力不多，各种物资又很丰富。我连夜返回，带部队前往二十六号，经过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很快占领了二十六号。我们俘虏全部日军和警察，又缴获了很多米面和服装，解决了部队过冬的问题。
打下二十六号，部队出发向北，到了免渡河(免渡河镇，隶属牙克石市。)的老头山，这儿离七十四号(即扎顿河)十来里地。我们截住一个拉拌子的汉人，了解这里敌人兵力情况。王钧决定攻打，部队便连夜前往袭击。没有任何伤亡，我们打下了七十四号木作柜房，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和很多物资。这里有很多劳工，他们大部加入了部队。我们未作停留，便启程行军。当我们来到诺敏河畔的额勒塔地方时，日本鬼子随后追赶到这里。此时正是夜里，我们和日军又打了一仗。之后，部队渡诺敏河，过甘河，来到多布库尔(现属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在这里遇到了鄂伦春族的战竹梅。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部队，并为部队送了套裤、齐卡密(狍子皮做的靴子)。部队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后，来到呼玛境内。
王明贵
部队到呼玛(黑龙江省呼玛县)后，根据部队的决定，我单枪匹马返回了阿荣旗。当时，我坚决要求留在部队，王明贵、王钧找我谈话。王钧说：“支队党委决定让你返回阿荣旗、莫旗一带做地下工作。你回去后，继续建立巩固联络点，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这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什么时候，部队还要打回来，那时候你就知道叫你回去的意义了。”我们举杯挥泪告别，战士们依依不舍送了我一段路程。
我返回到小图热河，碰到正在打羊草的齐玉田，在他家住了几天，又到莫克尔提甫卡家。然后往回走，到了霍毛家，最后我又回到了查勒巴奇拉帕提家。我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听不到一点部队的消息。我起身去讷河，寻找北龙地委方明玉，途中我回家看望双亲。在家才住了四天，我叔叔孟松海从莫旗回来，告诉我日本人派了便衣特务要抓你，要我赶快转移。我连夜启程，找讷河方明玉去了。到了讷河，没有找到方明玉。我又去了满乃(在讷河境内)，找到巴嘎布，也没有打听到部队的消息。在讷河遭到便衣特务的追捕，正在这紧要关头，素不相识的达斡尔族兄弟敖福延(已去世)见义勇为，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枪口下救出了我。他又连夜通过他的朋友帮忙护送我回到了江西阿荣旗的查勒巴奇。从此，一直到“八一五”光复，我住在这里宣传革命道理。光复后，为了不忘冯治纲等先烈们，我把家搬到了查勒巴奇。
解放后，我一直打听抗联同志的消息，王钧等同志也一直寻找我的下落。1963年，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分别二十多年后，我和王钧又重新见面了。王钧来到乌其尔汗我的家，见面时，我们都流出了激动的眼泪。我们在一起回忆战斗的岁月，缅怀冯治纲、高禹民、王万俊等先烈。王钧说：“当时如果没有你给我们带路当向导，抗联三进呼伦贝尔地区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体民族的支持和抗联战士浴血奋战的功绩。如果没有达斡尔孟松海、孟寿海、敖巨阳、敖福延，鄂温克族的沃色特克、鄂伦春族的拉帕提、战竹梅、涂瑞川、霍毛等人帮助，我一个人为抗联是带不好路的。”
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继承先烈的遗志，把呼伦贝尔建设得更加美好。
注释：
[1]冯治纲(1908—1940)，吉林省公主岭市人。自幼随家至黑龙江省汤原县，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1934年加入汤原游击总队，任中队长。1936年，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参谋长。1939年，任东北抗联三路军龙江指挥部指挥，1940年2月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窝堡与敌人战斗中光荣牺牲。
[2]王钧(1914—2000)，黑龙江省汤原县人。1933年10月参加汤原游击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至1941年，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体委主任等职。
[3]博克图，蒙古语，意为“有鹿的地方”;博克图镇，今属牙克石市。
[4]巴林，原称巴里木，鄂温克语，意为“神山”“佛山”;原为牙克石市下辖镇，现为巴林便民服务中心。
[5]方明玉，又名方冰玉、姜贵和，生卒年不详，曾任中共讷河县委宣传部长、北龙地委书记。
[6]王明贵(1910--2005)，吉林磐石人。1934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起，历任东北抗联第六军连长、团长，第三师代师长、第三支队支队长等。1942年，任东北抗联教导旅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嫩江地区地委书记、嫩江军区司令员等。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7]高禹民(1916―1940)，原名单忠义，又名高升山，山东高密人，自幼随父母迁居黑龙江省。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1940年2月，任东北抗联第九支队政委。同年11月9日，率所部尖兵班与大队敌军遭遇，在鸡冠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8]白俄，指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通常他们对当时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大多数白俄先到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再前往土耳其和东欧各国，另有一部分人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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