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周恩来为什么能“拒腐蚀，永不沾”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原因在于他能够始终坚定革命信仰、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深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带头遵规守矩，廉洁自律，决不能存有丝毫的特权思想。为此，他对自己及亲属，一概严格自律，为人表率，杜绝任何搞特殊的表现;对国家干部(尤其是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同样抱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极端负责的态度，严格要求，立下许多耐人寻味、彪炳后世的“规矩”。
1943年3月5日，在重庆开展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迎来了45岁生日。
周恩来正在给青年作一场自我反省报告。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简要回顾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以反躬自省的精神对自己的经历作了一个谦诚平淡的总结，并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他坦诚地说：“我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周恩来在过生日之际，作这番深刻甚至有些过分的自我反省，这种直视自己弱点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青年。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留影。
听完报告，围坐在草地上的青年们兴奋地簇拥着周恩来走向办事处大楼的救亡室。他们有个秘密，要给周恩来庆祝45岁生日。
当周恩来跨进救亡室时，一切都明白了。他被同志们浓浓的情谊感动了。他说：“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唯有加倍努力才是。”略作停顿，周恩来指着那时较为奢侈的桌上一道饭——面条，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好吧，你们当然可以吃面条，哪一天都可以，就是3月5日不行。”大家马上向他恳求说，不是真的要办一次祝寿宴会，他们不过是想让伙房煮一些面条换换口味罢了。最后，拗不过同志们的盛情，周恩来只好勉强同意，但却严肃认真地强调一句：“你们一定要切记：下不为例啊!”于是，周恩来吃一碗寿面以示纪念。那一桌菜却成了同志们“打牙祭”的盛宴。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写下的《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自己的办公室，以一个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和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权，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始终秉持如下的“过关”准则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为此，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进一步严格要求，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秉建(中)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
周恩来没有子女，待侄女周秉建视同己出。就是这样亲的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中，周恩来也把她打发去了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后来周秉建参了军，一次去看伯伯，周恩来却劝她脱下军装，继续回去当牧民。周秉建回到内蒙古又几次放弃了上大学和去工厂的机会。她刻苦自学蒙古语，于1975年10月考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专业。毕业后，她遵从伯伯的教诲，又一次回到了已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的大草原，真正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倾心相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邓颖超，周恩来同样公私分明，坚持原则，更加倍地谨慎处事，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地真正做到了严守党内纪律和规矩。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
198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61岁生日前夕，邓颖超回忆起她和周恩来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时，十分感慨地说：“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邓颖超说，她和周恩来恋爱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他们在通信中，从不提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周恩来回国后经组织沟通，才知道彼此都是党员。结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常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并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1946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留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就要离开武汉，当天晚饭前后，他才告诉邓颖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直到50多年后，邓颖超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当周恩来冒死去从事党的工作的时候，作为妻子的邓颖超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经手的文件，都有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直到周恩来得了癌症，有些秘密不说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说了，他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就是共产党铁的纪律，这就是党的事业坚不可摧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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