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不少读者而言，王维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中共党史上，王维舟却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组织建立了川东游击军，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军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四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毛泽东于1943年亲笔书赠其“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奖状。建国以后，王维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委常委。谢觉哉曾题诗相赠：“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这是对王维舟一生贴切而生动的赞誉。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王维舟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王维舟1887年6月10日生于四川省东乡县(1914年改名宣汉县)清溪场。他早年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不久回到东乡成立“东乡保路同志军”。1911年11月30日，王维舟担任东乡武装起义总指挥，攻下东乡县城，宣布东乡独立。1911年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王维舟担任东乡军政府警备队长。1913年4月，王维舟考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绥定府任绥定警备司令。
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王维舟得知后，立即在绥定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第一纵队司令。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兴起护法运动，王维舟立即将护国军改为靖国军并任营长，后任团长和奉节县边防司令。后来王维舟看到四川军阀互相混战，各霸一方的混乱局面，决心离开旧军队，另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维舟来到上海，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在金笠的介绍下，1920年5月，王维舟在上海参加了朝鲜共产党，并参加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0年夏，王维舟奉命赴苏俄学习。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联合进攻，国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供应半磅黑面包。王维舟等人积极响应列宁“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号召，经常忍受着饥饿参加义务劳动，以支援前线和红军。在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日，王维舟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典活动，聆听了列宁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2年春，王维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一起组织“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苏俄。同年秋，他又来到上海。由于金笠被朝鲜反动派暗杀，王维舟失去了组织关系，自己独立在上海开展革命宣传和进行为苏俄募捐救济活动，把募捐的物资送到了莫斯科。正当王维舟有计划地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收到一封急电：“母亲病危，疾速返川”，王维舟不得不离开了上海。1923年春天，王维舟回到了家乡宣汉县清溪场，任宏文小学校长。王维舟还于同年在清溪场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7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先后两次派王维舟深入军阀部队进行争取工作。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两次死里逃生。1927年，王维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奉命回到川东，建立了川东游击军。1929年4月，王维舟等领导了固军坝起义，向川东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随后，革命风暴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刘存厚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游击军先后战斗数年，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但终因敌众我寡，游击队在1930年遭到了失败。1931年5月，王维舟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由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会后，王维舟返回川东，在宣汉县芭蕉场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从此，川东游击军又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编成三个支队，王维舟兼第三支队长。
1933年夏，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南下，王维舟对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和扩大，达2000余人。王维舟还派人前去联系红四方面军。10月，在宣(汉)达(县)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前后夹击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在宣汉南坝场一战，歼敌8个团，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共将敌追至开江永兴、宝塔坝，开县之高桥关，使游击根据地迅速成为红色苏区。1933年11月，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委。不久，四川军阀刘湘策动大小军阀向苏区发起六路围攻。王维舟奉命在宣汉东部担任从芭蕉乡至樊哙店长达100余公里的阻击任务及在西部配合红9军、30军担任50余公里的防务，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巩固了防御阵地。
正当川陕根据地保卫战空前激烈的关头，张国焘推行肃反扩大化政策，给红33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许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审查。王维舟冒着风险亲自到 295团处理问题，看到发生的情况后非常痛心。他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以及稳定部队的原则，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及时保护了一批宝贵的革命中坚力量。
1935年初，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境内四大河流之一，在西岸共有川军53个团的兵力，布防六百里，筑有坚固工事，扼守险要地段，阻遏红军向西发展。1933年秋，王维舟率领一万多川东优秀儿女投入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红33军后，就受到在党内大搞家长制的张国焘的歧视和排挤，红33军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张国焘的无端杀害。王维舟内心非常痛苦和无助的，但他坚信革命前途，坚信党中央最终会给川东优秀儿女一个公正的评价。渡江战役即将展开之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顶着张国焘的压力，起用王维舟。
1936年冬，王维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王维舟与刘伯承等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一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王维舟当面向毛泽东倾述“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33军的种种歧视的罪恶事实”。毛泽东认真地倾听着王维舟的每一句话，感慨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的一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暂时保守秘密……”毛主席的话给王维舟以巨大鼓舞，让他沉浸在激动、兴奋和幸福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等职。在385旅驻陇东庆阳期间，王维舟一方面坚持对敌作战，一方面领导全体官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开办了许多工厂，极大地保障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1942年6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的文章《祝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维舟同志是我党的先辈，他的半生生活中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着”“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朱德号召：“他应该值得我们全党来学习和尊敬，值得全边区，全中国人民来尊敬。”徐向前、吴玉章、谢觉哉、萧华等人也都赋诗撰文，对王维舟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评价。
1943年1月，王维舟出席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奖状。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在审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的谈话中说：“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在“七大”上，王维舟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之后，党中央决定吴玉章和王维舟分别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在中共中央决定四川省委公开活动后，蒋介石获知了王维舟回川的消息。熟悉川军将领、有着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王维舟重返故里，引起了蒋介石的惶恐不安。一天，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和王维舟请到他家，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张笃伦还说：“王维舟是专门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国民党反对派怕他以共产党的身份进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的四川，对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构成威胁，于是找借口派飞机将王维舟一家送往南京。后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转机，安全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指挥了保卫延安、收复延安等战役。建国之后，王维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6年，王维舟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1956年，王维舟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王维舟心系百姓，被陇东群众称为“王善人”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陇东的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八路军的干部中有个“马青天”和“王善人”。“马青天”是指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王善人”就是指驻守陇东的八路军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
1939年6月的一天，王维舟与警卫员李有义，帮助旅部炊事班下河挑水。走到城墙边，他们看到一位妇女带着小孩在挖墙皮，小孩嘴上已经糊满了土。上前一问，才知道他们挖的是一种含有少量盐分的“白板土”，陕北农民在饥荒之年常用它来充饥。经了解这位妇女的丈夫叫史华，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剩下她带着孩子租种土地。赶上年景不好，交完租后，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只好采摘榆树叶子和挖“白板土”补充。王维舟看到这种情景后心痛不已，把母子俩带回自己家中，让夫人马奎宣去食堂打饭给他们吃，又找出自己孩子的衣服，交给娘俩。王维舟知道，解决一顿饭并不能解决这个家庭的饥荒问题，于是亲自给马锡五写了一张纸条，建议让请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以度粮荒，并让警卫员小李带着母子俩去专署的相关部门落实。出了大门，那位妇女问小李：“外地口音的大个子姓啥?是八路军啥官?”小李告诉她：大个子是我们王旅长。那位妇女“哎呀”一声：“老天爷睁眼了，八路军当官的是大善人。”从此，王维舟“大善人”的名声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在庆阳城方圆百十里，人们都知道，八路军干部里有个“王善人”，只要是百姓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
建国后，王维舟不论是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在中央监委任常委，仍然一贯在工作中坚持体恤民众、坚持党员必须廉洁为公的思想和作风。1958年，党内出现了浮夸风，各地瞒报、虚报的情况抬头。王维舟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持深入实地了解国情、民情。每到一地，王维舟都对虚报、瞒报的浮夸现象公开进行严肃批评，毫不隐瞒地说：搞浮夸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靠吹牛是吹不出社会主义的!”回京后，王维舟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提交工作报告，建议对那些靠说假话上来、并劝说不改的干部，给予纪律处分，严重的予以撤职。
1963年，王维舟作为中央监委常委参加了四川省检察工作会议，希望到会去落实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他到川东视察，沿途调查访问。在听到群众反映，因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活困难，有人饿死的情况时，他难过得流下眼泪。在宣汉县18天的明察暗访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接待上访群众100余人，收到来信150件，查出了时任县委确实存在问题，并主动与四川省委沟通情况，撤销了宣汉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同时，他还主持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给学生、机关干部上党课、作报告，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指示。在解决干部问题的同时，他及时向中央打报告，申请给受灾较重的宣汉县百姓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以帮助渡过眼下的困难。直到今天，宣汉县的老人们一说起三年困难时期王维舟回乡调研心系百姓的事，仍充满感激之情。
王维舟戎马一生，始终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他鄙视看风向、揣摩上级、做表面文章的干部，他说让这种私心严重的人捞取了官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少数民族的贴心人”
王维舟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特点，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他就被派任为先遣部队指挥员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四方面军供给部长吴先恩负责筹集红军粮草。一天，他与王维舟率警卫人员前往一藏族寺庙，准备拜访主持寺庙的活佛。在离寺庙很远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头，去寺庙朝圣。王维舟与吴先恩立刻下马，率警卫人员，按照民族习俗，向着寺庙磕行。就这样几百米出去，他们个个都汗流颊背，气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对此情景很是震惊和感动。快到寺庙时，大活佛立刻迎了出来。大活佛看到领头的红军大个子王维舟气宇轩昂，猜想他一定是个大官，对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访寺庙的做法非常感动。大活佛亲眼见证了红军将领对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习俗，立刻吩咐藏民们为红军筹集粮草。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一半以上。解放初期，民族之间的隔阂现象很严重，这其中有历代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摩擦，也有解放前阶级压迫残留下来的民族裂痕，民族工作复杂而艰难。刘伯承、邓小平等主要领导曾经亲自部署调查研究西南地区民族情况，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1950年王维舟出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等职务，负责民族工作。
在主持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年中，王维舟在少数民族干部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事事为少数民族利益着想，特别关心那些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积极鼎力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三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抓住时机，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将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逐一地讲解到他们的心里。1951年，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50年代，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凡是听到空中飞机声，就会说：“王老来了，我们的问题好解决了。”
1956年王维舟调中央监委工作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1970年病逝。西南三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们称他为“少数民族的贴心人”、“大善人”，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上层人士和现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从西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深深的感激之情。
清正廉洁，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王维舟一生对党赤胆忠心，刚正廉洁，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关爱部下，从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川陕苏区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的亲属及家族大约有20多人也参加了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兰同志，出发时才10岁。年龄最大的是王维舟的岳母，年届五旬，并且是小脚。与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王维舟和他参加长征的所有亲属，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一路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由于其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即便是王维舟任西南大区主要领导干部时，也没有要求县里对这位亲人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李中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野战军九纵政委(九纵后改为46军)，司令员是詹才芳，王维舟的侄子王波担任该纵队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王波1928年入党，当年在红33军担任99师师长兼政委时，李中权在33军当团政委。李中权对王波在九纵里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
“文革”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八旬，但仍遭到迫害，被造反派抄了家。但王维舟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几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维舟让夫人马奎宣给萧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中权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和政治迫害，1967年11月到北长街王维舟家，向老领导诉说自己的不幸。王维舟一方面鼓励李中权要有更坏的思想准备，不光是接受考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一方面叫夫人马奎宣详细记下李中权的履历，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出面澄清事实。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大批干部开始重新出来工作。李中权在北京军区空军被挂起来，仍没有被“解放”，没有工作。此时王维舟已经去世5年了，马奎宣依旧铭记着他的嘱托，惦记着李中权的情况。她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的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在马奎宣的积极努力和原四方面军很多老同志的协助下，空军政治部先后派人调查访问了张爱萍、王直哲、李开芬等同志，为李中权当年参加革命的表现做出了证明，澄清了事实，使李中权很快恢复了党籍，获得了解放，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干部，但她的职务和级别比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低很多。有同志曾建议王维舟向有关部门提出来，但他说：“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王维舟去世后，全家从原来住的四合院，搬到一套只有三间住房的公寓，一直住到前几年她病逝。由于马奎宣同志的工资很低，子女多，生活一直拮据，但她带着孩子们始终坚守着不向组织伸手，不求特殊照顾，艰苦奋斗，甘于清贫。她去世后，子女们依然遵循着父亲生前的教诲，勤恳工作，认真办事，清白做人。
王维舟是一位资历老、年龄大的老一代革命家，与许多老同志和爱国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与党内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之间，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董必武提诗写道：“廿纪生经大半稘，吾华革命典型垂。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合春颐。”“文革”期间，谢觉哉已半身不遂，听说王维舟的家被抄，他专门要身边人员架着他，到王维舟家去看望。在艰难的时刻，他们互相守望，相互勉励。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党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王维舟补开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耀邦等参加。1987年，四川宣汉人民在红33军成立纪念碑下为王维舟塑立跨骑战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嵌镶着毛泽东书赠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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